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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浙江宣傳）

說起紅船精神，大家都不陌生。但不少年輕人也會坦率發問：這跟我有什么關系？它能解決我的焦慮與困惑么？這些發問很直接也很真實，同時也在提醒我們，一種精神的宣傳如果只停留在展板上、試卷里、會議中，確實很難走進年輕人的心里。

我們之前在《精神內耗還需精神治》一文中曾寫道：“年輕人的精神困境恰恰可以在紅色精神中找到解法。”當我們回到1921年，走近嘉興南湖上的那條游船，走近那群平均年齡只有28歲的年輕人，就會發現一個值得深思的事實：一百多年前的年輕人面對的是不確定的未來，看不清的前路，有的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選擇究竟對不對。但他們并沒有停留在迷茫里，而是用行動作出了回答。正是這種行動，凝結成了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也就是紅船精神的內涵。

今天，從年輕人的角度重溫紅船精神，可以讀出三句話。

紅船 圖源：“浙江文旅資訊”微信公眾號

一、定義未來，自己便是航標

有學者指出，當代青年存在一種“意義缺失”的迷惘。很多年輕人想找一份有意義的工作，想建立一段有意義的關系，想過上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但當他們試圖定義“意義”時卻容易掉入一個思維陷阱，那就是把意義當成某種已然存在、只待發現的固定答案。于是，考編上岸成了“有意義”，大廠高薪成了“有意義”，在什么年齡做什么事也成了“有意義”，仿佛人生是一張早就印好標準答案的答卷，我們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涂滿格子，就能找到意義和價值。可當所有人都擠向同一條賽道，意義的配方變得千篇一律，內心的空洞反而更大了。事實上，當人們去尋找這些現成的“意義”時，卻忽略了意義本身也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

1921年的那群年輕人，有人尚在大學求學，有人放下安穩教職，對他們而言，做官、教書、治學謀生，本都是順理成章的發展路徑。但他們偏偏把自我實現嵌入國家的前途命運之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踏上一條從未有人走過的路，他們也由此定義了自己新的人生意義。這正是紅船精神中首創精神的內核。

這種首創精神，其實從未走遠。今天，那些投身鄉村振興一線的青年，那些選擇自主創業、深耕小眾文化的年輕人，之所以能被看見、被認可，正是因為他們率先發現了一些新興的需求、值得去解決的問題，然后用行動去碰撞、去填滿、去堅持，最終闖出了一段屬于自己的璀璨人生。

新時代的首創，不一定都是驚天動地的，不跟風、不盲從、不被同輩壓力裹挾，不等、不靠、不被既定的腳本定義，忠于內心，并在試錯中堅定前行，這本身就是對所謂“意義缺失”最有力的回答。

嘉興南湖 圖源：“浙江建設”微信公眾號

二、暗夜再長，長不過劃動的槳

如果說首創精神回答的是“意義何處尋”，那么奮斗精神要解決的是“前路看不清，還要不要出發”。

今天的年輕人還普遍面臨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一份工作今天還在，明天整個部門可能就被裁撤；一條賽道今年還是風口，明年可能就跌入寒冬。于是很多人反復追問：當完全看不清結果的時候還要不要行動？

有百分之百的確定性再行動，這看起來似乎是一種比較實惠、不易吃虧的做法，但真實世界的運行邏輯常常截然相反。等你把一切不確定性都計算清楚才邁步，機會的窗口往往就在觀望和搖擺中永遠關閉了。

回看南湖上的那條船，那批年輕人看見什么確定的結果了嗎？他們看見的更多是白色恐怖，是隨時可能犧牲的危險。船上沒有人完全清楚這項革命事業要干多久、路又在何方，但他們依然義無反顧。這就是紅船精神中奮斗精神的真義，它從來不美化苦難，也不號召盲目硬扛、透支身體、自我感動，它指向的是一種在高度不確定中依然敢于行動的魄力和能力。

很多年輕人的困境，恰恰源于腦子里那個無限循環的預演。反復計算性價比，設想失敗的慘狀，猜測別人會如何評價自己，這看起來是在思考，其實是原地空轉。焦慮的根源往往不是事情本身有多難，而是你一直停留在想象的階段，從未真正踏入現實。

行動，本身就是對內耗焦慮最有效的防御。比如你不確定AI會不會取代自己的崗位，不妨去系統學習一個AI工具，把它嵌入自己的工作流，讓自己成為那個“會用AI的人”。比如你對某個社會問題如鯁在喉，那可以加入一個公益組織，發起一個調研項目，用一手經驗去觸碰、剖析問題的真實肌理。比如你想嘗試一個全新的方向卻害怕踩坑，不如給自己設定一個低成本的試錯周期，用行動驗證一個想法，哪怕只是為了排除一個選項。這些嘗試未必帶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當你從“抱怨者”變成“行動者”，你和世界的關系就徹底改變了。有能力在不確定中創造確定性的人，往往就是最先抓住機遇的人。

圖源：“嘉興發布”微信公眾號

三、渡人的船，方能駛向最遠的遠方

很多年輕人經常會問：我得到了嗎？我失去了嗎？別人怎么看我？我的選擇對不對？這些向內收縮的追問，讓人想得越多、越容易焦慮。而社交媒體更是推波助瀾，點贊、粉絲、人設、標簽，一切都圍繞著“自我”這個核心高速運轉。結果“自我”變得空前龐大，也空前脆弱。

要打破這種困局，就需要一條把目光從“我”移向“他”的路徑。而這，正是“紅船精神”中的奉獻精神所揭示的最樸素的道理：“他我”是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

很多年輕人對“奉獻”兩個字本能地抵觸，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我們習慣把它和“犧牲”“吃虧”“道德綁架”畫上等號。但這恰恰是對奉獻精神最大的誤解。奉獻精神從來不是一紙冷冰冰的道德賬單，而是一條將“小我”融入“大我”、從自我局限中破繭而出的現實路徑。

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人在做出利他行為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產生“助人愉悅感”，降低焦慮水平。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人本質上是社會性存在，需要在與他人的聯結中獲得存在感和價值感。當你幫助別人解決了一個問題，你收獲的不只是感謝，更是一個強烈的信號：我是有用的，我被需要著，這種“被需要感”正是消解存在性虛無的武器。

南湖紅船上的那群人，不乏家境優渥、學識出眾者。他們本可以追求個人的安穩與體面，卻把個人命運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緊緊捆綁在一起，由此獲得了一種超越小我有限的巨大生命意義。當他們為千千萬萬勞苦大眾解決根本性生存問題的時候，這個巨大的“向外創造”的價值，也將他們的生命托舉到了新的高度。這正是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最動人的地方：當把“我”融入“我們”的時候，反而遇見了最豐盈的自己。

讀懂紅船精神，并不是背熟一個概念，而是去認領一個古老而常新的青春命題。百年前，一群平均年齡28歲的年輕人在南湖上作出了他們的回答，今天，輪到我們寫下自己的答案。

本文播音：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