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期主持人 徐魯青

最近幾年，關于二手煙的討論似乎越來越多，相關新聞也頻繁出現，有人在公交站、高鐵站臺勸阻吸煙，卻因此引發(fā)爭執(zhí)，甚至遭遇暴力威脅。

二手煙首先當然是一個健康問題，長期被動吸入二手煙會對身體造成實質性危害，這也是人們反感公共場合吸煙最直接的原因。但它又不只是健康問題，中國吸煙行為呈現出顯著的性別差異，男性吸煙率為43.9%，而女性僅為1.8%。許多勸煙場景發(fā)生在女性與男性之間。

與此同時，煙又有另一面。它曾經是電影里的審美符號，也是職場和飯局里的社交工具。它與男性氣質、階層生活、和公共治理都有關。我們反感二手煙，但如果只把問題簡化為“抽煙的人”和“不抽煙的人”之間的矛盾，也可能忽略了它背后更復雜的生活處境。

2025年3月16日，上海，武康路沿街櫥窗張貼著藝術化控煙標識。（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01 為什么我們越來越難忍受二手煙？

李欣媛：二手煙有害健康這件事，已經被宣傳很多年了。近幾年大家對二手煙更敏感也和邊界感的變化有關。煙味和煙霧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它的擴散是不受控的，吸煙者點燃一支煙之后，煙霧并不會只停留在自己的空間里。

這幾年類似的公共討論其實很多，比如臭車、高鐵上電子設備外放、電影院里有人看手機導致屏幕亮光影響他人。它們的共同點是這些東西很難被限制在個人范圍內，一旦進入公共空間，就會影響到別人。

還有一點是我的觀察。現在的年輕人，尤其是90后、00后，對煙酒的接受度也在下降。以前應酬里，白酒是很重要的社交媒介，但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喝白酒，會用奶茶、果汁來替代敬酒。煙酒曾經和某種世俗社交秩序綁定在一起，但年輕一代未必還愿意接受這一套，當它們進一步影響到自己的身體和邊界時，抗拒就會更強。

王鵬凱：二手煙和這些公共空間里的沖突確實有相似之處。當然吸煙有其特殊性，它不只是讓人不舒服，長期被動吸入二手煙也會影響健康。這一點和外放聲音、手機亮屏還是不太一樣。但如果從整體上看，這背后都反映出人們對邊界的感知正在變化。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應該如何界定，什么是合理的公共行為，什么構成對他人的打擾或冒犯，這些問題都在被重新討論。

有一本書叫《敏感與自我》，作者是德國哲學家斯文雅·弗拉斯珀勒。她討論的是一個更廣泛的問題。為什么今天的人們變得更敏感了？她提到，無論是性別平等的語言還是言論自由，無論是爭取弱勢群體權利的斗爭還是擔心失去特權的敏感，共同揭示的都是，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忙于重新調整“什么是合理的”界限。

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冒犯，什么是傷害，這些觀念都會隨著社會進程而變化。但問題在于，相關的話語正變得越來越固化，不同陣營之間的對立愈發(fā)難以彌合，一方認為自己正在承受傷害，另一方卻認為這是過度敏感。此時進行對話還可能嗎？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討論二手煙時可以采用的一個視角。

[德]斯文婭·弗拉斯珀勒 著 許一諾 包向飛 譯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3-4

徐魯青：邊界意識確實是在變化，比如我之前和一個朋友討論租房，她說自己現在特別需要獨居，已經沒辦法和別人住在一起了。我當時就想到，上一代人可能很少有這種需求，甚至很多人從來沒有真正獨居過。人們對私人空間的定義每一代人都會產生變化，就像人們對與邊界的定義是一直不停變化的。

王鵬凱：以前我們上社會學課，老師講閻云翔的《私人生活的變革》的時候舉過一個例子，在八十年代，大家可能會翻墻進學校玩，男女生混在同一個宿舍里，室內吸煙也很常見。放到今天，很多人會覺得這缺乏邊界感，是很嚴重的冒犯。這說明邊界并不是天然存在、固定不變的。它和社會觀念、代際經驗、生活方式都有關系。

徐魯青：但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談論二手煙嗎？會不會有人覺得，這是把一個明確的健康問題解釋成了邊界感的問題？另一方面，吸煙者和被迫吸二手煙的人，往往也存在更明顯的權力差異。如果只是高鐵上一個人外放聲音，好像只是鄰座之間的沖突。尤其在中國語境里，吸煙者更多是男性，但被二手煙影響的人很多時候是女性。

這也可以引出我們接下來想討論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二手煙和勸煙的話題特別容易被納入性別討論？而且從一些新聞事件里可以看到，不管是當事人之間發(fā)生沖突還是進入執(zhí)法層面，處理方式常常都很消極，甚至會讓勸阻者再次受到傷害。

2026年3月29日，上海，滬閔路一公交站張貼著禁煙標識。（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02 二手煙、男性權力與公共空間

丁欣雨：中國是煙草消費大國，在全球煙草消費中占比非常高。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24年發(fā)布過一份調查報告，其中提到，中國15歲以上人群的吸煙率是23.2%。但如果拆分性別，差距非常懸殊。男性吸煙率是43.9%，女性只有1.8%。

我也橫向對比了一下其他國家的數據。比如日本同一時期的男女吸煙率大約是24.8%和6.2%；韓國大約是34%和3.9%。這些東亞國家同樣存在性別差異，但中國的差距尤其明顯，女性吸煙率甚至不到男性的零頭。

這也說明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吸煙和性別之間的關系并不一樣。鵬凱之前采訪過一位英國女性主義活動家，她也提到在一些國家的語境里，吸煙問題并不會像中國這樣被納入性別討論。

王鵬凱：我之前采訪英國女性主義活動家勞拉·貝茨（Laura Bates），剛好趕上英國出臺法案禁止2009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輕人購買煙草制品。我就提到中國最近也有很多和禁煙相關的爭論，但在中國語境里，勸煙行為很多時候由女性發(fā)起，也很容易被納入性別議題。

她很驚訝，覺得這聽起來很有意思。因為在英國，禁煙更多是一個普遍性的公共衛(wèi)生問題，討論的是如何讓下一代整體遠離煙草，而不是一個特別明顯的性別議題。所以我在想，這可能和中國社會當下的語境有關。不只是吸煙，很多與權利相關的議題，在中國大陸都很容易延伸到性別。

就像剛才講到的，吸煙這件事無論從數據上看，還是從日常生活經驗來看，多數勸煙場景都是女性在勸男性，我們很少看到相反的情況。這就使得吸煙越來越容易和一種男性權力綁定在一起，尤其是在公共場合吸煙。

女性在公共空間當中的需求，一直很容易被忽視，不管是被迫吸入二手煙，還是在火車上買不到衛(wèi)生巾，這些類似經驗都和過去幾年形成的一種情感結構有關，也和公共討論中持續(xù)出現的性別議題有關。

徐魯青：當一個女性勸阻男性吸煙時，她挑戰(zhàn)的不只是這一支煙，也是男性對公共空間的默認占有權，公共空間好像天然被認為是可以由他使用的。這個時候女性提出異議，就會被看成對這種占有權的挑戰(zhàn)。這也讓我想到之前討論過的一些社會話題，其實都和“誰有權占據公共空間”有關。

當地時間2026年5月27日，德國巴登-符騰堡州斯圖加特，一名女子站在室外泳池的指定吸煙區(qū)吸煙，旁邊立有寫著“Smokers”的綠色標識牌。巴登-符騰堡州新版《非吸煙者保護法》將于6月1日生效，該法對吸煙者制定了更嚴格的規(guī)定。（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王鵬凱：對，最后還是會回到權力關系的問題。女性勸阻男性吸煙，很多時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口頭交流，而是一個有風險的社會行動。

我身邊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們在現實生活中，比如在公園野餐，或者其他露天場合，想要勸阻男性吸煙時，都會有很深的顧慮。因為這個行為可能會讓她們暴露在暴力風險里，不管是口頭暴力，還是肢體暴力，都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它不是一句“請你不要抽煙”這么簡單，男性和女性之間在言語、社會地位和身體力量上的不對等都會浮現出來。就像之前唐山打人事件，最初也只是從搭訕、勸酒這樣看似日常的互動開始，最后卻演變成非常嚴重的肢體暴力。

丁欣雨：剛才講到公共空間里的需求，我也會想到，很多場合其實默認存在一種隱形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往往是由參與其中的多數男性制定的。女性一旦提出自己的需求或者表達異議，就很容易被認為是不懂規(guī)則，或者是在制造沒有必要的麻煩。

比如開車這件事。到現在女司機仍然是一個會被單獨拎出來的詞。太遵守交通規(guī)則的女性司機反而會被認為“不懂路上的規(guī)矩”。那些更生猛、更敢于突破規(guī)則的開車方式，才會被視為車技好。

也包括女性為自己爭取權益時，很多時候會因為害怕遭遇暴力或不平等對待，不得不訴諸更公共、更制度化的話語。比如開車時會說“我是遵守交通規(guī)則的”，在高鐵上會說“這是靜音車廂，本來就規(guī)定不能外放”，在二手煙問題上，也會說“現在已經有控煙條例了”。好像只有當規(guī)則被寫出來之后，我們才更敢理直氣壯地說出自己的需求。

徐魯青：這里面也有一些很微妙的地方。比如在一些場合身邊都是男性，大家開始發(fā)煙，每個人都會被問一遍，問到我的時候對方一般會說：“你抽嗎？”這句話背后其實默認女性是不抽煙的，這個時候如果我說“不抽”，又會覺得自己好像落入了某種刻板印象。

我還想到鵬凱之前截過一張社交媒體上的圖，大意是說，“女性、酷兒、高素質煙民除外”。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方面反對沒有素質的煙民，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對“女性、酷兒、高素質煙民”的想象，好像成為這樣的煙民有一些向往的地方，這樣一來，煙的含義就變得更復雜了。

1953年10月29日，德國多特蒙德，多特蒙德“尼古丁”吸煙俱樂部和埃森“繼續(xù)吸煙”俱樂部的女士們舉行了一場比賽，以決定誰是冠軍女煙民。由于參賽者吸出的煙霧太大，裁判無法看清，因此未能做出裁決。畫面顯示三位女士正在吸雪茄，爭奪冠軍頭銜。（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03 吸煙的審美與治理問題

李欣媛：我在想，煙和酒會不會本身就是一種很便捷的權力工具。比如同齡人一起喝酒時，我們未必會立刻感受到權力關系。但如果場合里存在上下級、長輩晚輩，就會有敬酒、勸酒的情況發(fā)生，酒變成了服從和表態(tài)的工具。煙其實也類似，如果只是一群同齡人在抽煙，大家可能不會覺得有什么問題。一旦放到特定環(huán)境里，就會把權力關系彰顯出來。

徐魯青：我印象最深的是《志明與春嬌》。這部電影的背景和香港禁煙條例有關。禁煙之后，整棟辦公樓里的人不能在室內抽煙，樓下的吸煙點變成了一個臨時的小據點，大家在那里聊天、交換八卦，也認識新的人。

志明和春嬌就是這樣認識的。電影開頭還有一段類似DV采訪，問香港市民禁煙條例頒布之后對生活有什么影響。有一個人說，他覺得認識女生更容易了，因為大家都被迫聚到樓下抽煙，反而更容易和同一棟樓里的女生搭話。抽煙也是一種非常非正式的社交方式。比如在街上點一支煙，向旁邊的人借個火，就可以很自然地開啟一句話。禁煙和吸煙之間的變化，其實也改變了人和人之間交往的方式。

丁欣雨：電影里會把禁煙拍成另一種關系的開始，甚至是一種新的社交方式。但在中國高鐵禁煙之后，列車中途停靠兩三分鐘，很多人跑到站臺上集體吸煙，這個場景就沒有變成一個故事，反而更多變成了一個新問題。

剛才魯青提到《志明與春嬌》，在電影里，如果是異性之間遞煙、點煙，它很容易產生一種流動的曖昧，甚至帶有性意味的隱喻。《志明與春嬌》里就有兩個人互相點煙的鏡頭。很多港片也會用點煙、遞煙這類動作來設置人物關系。比如在一些夜總會題材里，女老板和前夫之間的點煙動作，就很容易暗示他們之間仍然存在某種親密或欲望。

但如果是同性，比如男性和男性、女性和女性之間遞煙，含義又不太一樣。它可能會變成一種不言自明的同盟感，也可能是在說明這個群體內部的權力位置。

當地時間2026年5月27日，德國巴登-符騰堡州斯圖加特，一名吸煙者手持點燃的香煙并吐出煙霧。巴登-符騰堡州新版《非吸煙者保護法》將于6月1日生效，該法案對吸煙者制定了更嚴格的規(guī)定。（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李欣媛：我記得《老友記》里有一集，瑞秋在職場里遇到一個問題。她的領導抽煙，同事也抽煙，只有她不抽。每次領導說要出去抽根煙，同事就跟著出去了，瑞秋完全被排除在外。后來她發(fā)現領導和同事在抽煙的時候，會順便聊工作、決定事情，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建立更親近的關系。瑞秋因此感到自己的職場處境受到了威脅，于是她試圖假裝自己也抽煙，強行融入這個關系。

徐魯青：不過現在影視作品里，對抽煙鏡頭的限制也越來越嚴格。吸煙鏡頭會被剪掉，或者直接打碼。有意思的是，這和現實中的控煙政策之間存在一種張力。影視里對吸煙形象的管控很嚴格，但現實中，煙草包裝和銷售的限制又顯得相對寬松。比如在很多國家和地區(qū)，煙盒上會印很醒目的警示圖片，像病變的肺、口腔癌，或者其他非常直接的健康風險圖像。但中國的煙盒上通常只是寫一行“吸煙有害健康”，視覺沖擊力弱很多。

而且現在有些煙盒越來越像糖果。比如我身邊很多人抽ESSE，它有各種味道，芒果味、西瓜味，包裝也做得很精巧。你看到它的時候，會覺得不像在買一盒煙，更像在買一盒糖果，或者一杯口味很多的奶茶。

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對煙草營銷的控制程度不一樣，也就導致煙草作為一種商品，能夠采取的包裝和營銷方式都不同。它既是一種有健康風險的商品，又仍然在市場里被不斷包裝、被吸引消費。

王鵬凱：這也讓我想到另一個角度，就是我們討論吸煙時需要考慮交叉性。前面我們更多是把性別放進來討論，但吸煙其實也和階層有關。有朋友提醒過我，在中國，對很多底層工人或者重體力勞動者來說，休息時抽一根煙，可能是一種成本非常低、也最容易實現的放松方式。他們抽的也許是很便宜的煙，不是我們剛才說的爆珠煙，也不是包裝精致、價格更高的煙。

又比如在川渝地區(qū)，一些老式茶館里，很多老人喝很便宜的茶，抽煙斗或者煙袋里的煙草，它可能比普通香煙還便宜，是和底層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們只是說吸煙有害健康，或者只說二手煙是對他人邊界的侵犯，其實還不夠，它有更復雜的生活語境。

當地時間2026年4月19日，加沙地帶加沙城，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奧馬爾·穆赫塔爾街的煙草市場展示干木槿葉。由于加沙地帶物資嚴重短缺，煙民在持續(xù)限制下轉向簡易替代品，商販和居民稱這些葉子會被加工并混入液態(tài)尼古丁。（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徐魯青：說到交叉性我也在想，除了煙是一種普遍、便宜、容易獲得的放松方式之外，它的成癮會不會也和更底層的生活環(huán)境有關？比如勞動強度更高、壓力更大、休息方式更少，會不會讓煙癮和抽煙頻率變得更高？

可能在中國社會沒有那么明顯，抽煙習慣并不是一個非常按照階層劃分的習慣。但我會想到《學做工》里寫到的工人階級男孩，他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需要學習某種男子氣概。抽煙在這里就不只是一個個人習慣，也是一種同伴習得的行為。身邊的人抽煙，如果一個男孩不抽，可能會顯得不夠酷、不夠像一個“男人”。

李欣媛：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討論二手煙，會過于聚焦在“抽煙的人”和“不抽煙的人”之間的對立。但如果只停留在這個層面，很容易變成兩類群體互相指責。

二手煙在家庭空間里也常常存在，比如做飯的時候的煙霧就是另一種二手煙，那是不是也應該討論更多男性參與家務、做飯、讓母親和孩子更少暴露在家庭二手煙里？我們不能只把二手煙理解為街頭或餐館里的問題，它也存在于家庭和性別分工中。

王鵬凱：前面我們聊了很多交叉性，如果回到治理層面，也應該把交叉性納入進來。《敏感與自我》里其實也談到，現代人的敏感性并不是一個絕對正向的事情，它也可能走向另一個方向：我們容易把自己的敏感性當成普遍標準，并認為它必須被推廣給所有人。

比如我們抵制二手煙，或者反對公共場合外放聲音時，也需要想一想背后的復雜性。到底是誰在發(fā)出聲音，在吸煙？他們?yōu)槭裁催@樣做？之前有朋友提醒過我，如果一味強調公共空間必須安靜，也可能變成一種健全人的暴政。因為像是一些神經多樣性人群，或者其他處境中的人，并不總是能夠完全控制自己不發(fā)出聲音。吸煙也是類似的。如果我們只說禁止，卻不考慮不同人群對此的需求和狀況，那政策也可能變成由最健全、最精英、最有社會優(yōu)勢的人來制定的規(guī)則。這樣的規(guī)則即使看起來是為了公共利益，也仍然可能包含新的不平等。

徐魯青：這個角度很有意思，如果我們強調車廂必須絕對安靜，那么孩子、神經多樣性人群，或者一些沒有辦法完全自我管理的人，就很容易被視為麻煩。

前幾年也有很多所謂“厭童”的討論。小孩在公共空間里哭鬧會打擾到別人休息，而小孩就是所謂沒有完整“自理能力”，或者說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我們這么強烈地維護自己的邊界，或許是因為我們的休息時間非常稀缺，當休息變得很難得，我們就會更想保護它，不讓任何人打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