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1975年以難民身份赴美,先后在賓州和加州長大,親歷美國夢敘事
- 他在加州打工、經營雜貨店,后來承認自己實現美國夢,卻是以遺忘為代價
- 印第安敦峽基地和下帕克斯頓鎮區,揭示其落腳地建立在原住民被清除的土地上
- 作者指出美國夢與噩夢不可分,邊疆開放、保留地與拘留中心都連著征服史
- 若要走向正義,美國需面對真相,并討論和解、再分配與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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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天,我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我們定居在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這里屬于美國最初的13個殖民地之一,也屬于我所說的“美國”——這個國家作為一個品牌的名字。第二年,美國迎來建國200周年紀念。那是一場既新鮮又古舊的活動,人們穿上舊式服裝、戴上假發。美國人從中看到的是自己的歷史,但對初來乍到、還是個孩子的我來說,那不僅是歷史,更是一則故事,甚至是一套美國人樂于講給自己聽的神話。
我也參與了這種愛國主義儀式,因為作為孩子,我別無選擇。每天早晨,我都要在學校宣讀效忠誓詞。幾年后,學校還組織我們去看電影《1776》。即便在當時,這部電影在我看來也有些古怪。仿佛那個略帶懷疑的難民孩子,已經本能地意識到,學校正在進行一種愛國主義灌輸,而這種做法大概會讓總統政府感到滿意。不過,一部關于開國元勛的音樂劇,并沒有成為對一個11歲孩子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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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們已經搬到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那里也有自己的一套神話,講述傳教站、神父,以及“心懷感激”的印第安人。在這片“黃金西部”,我們則成了“心懷感激”的難民,也終于找到了“你知道去圣何塞的路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圣何塞距離太平洋海岸約一小時車程,也是“美國夢?”落腳的地方之一。
在那里,我父母經營一家越南雜貨店。我16歲時,在加州大美利堅游樂園找到第一份工作。我在“揚基港”園區操作過山車,制服是喇叭褲、荷葉領襯衫和三角帽。那個夏天結束前,包括我在內,半數青少年員工都被解雇了,因為我們在沒有安全束縛的情況下乘坐過山車,拿自己的性命冒險。對拿最低工資的青少年來說,你還能期待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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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后,可以肯定地說,我實現了“美國夢”。但這有代價,而代價是以遺忘支付的。我花了幾十年,才開始反思我們一家抵達賓夕法尼亞時所到的地方——印第安敦峽陸軍基地。這個基地的歷史,源于白人定居者與當地原住民的沖突。到1700年,被稱為科內斯托加人的薩斯奎漢諾克人大多已因戰爭和疾病滅絕。1763年,一個名為“帕克斯頓男孩”的白人私刑團伙殺害了至少20名科內斯托加人。
幾年前,我查看了父母離開印第安敦峽難民營后購買的第一套房子的地契,發現房子位于下帕克斯頓鎮區。我們是在一片經由種族滅絕而“清理”出來的土地上扎下了根。這是那場征服的一部分。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其美國史著作《在美國的紋理中》中,把這段歷史稱為一場“血的狂歡”。
相信我們能夠把夢想與噩夢分開,把天命與狂歡分開,把解放與征服分開,把邊疆的開放與保留地、奴工營以及像天使島那樣的拘留中心分開,這本身就是一種幻想。在天使島,一些移民自殺,并把詩句刻在墻上。要理解這些移民的憤怒與絕望——而這種情緒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出現,遠早于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設立的集中營——美國人必須讀得懂中文,或者至少去尋找譯文。
美國人必須付出努力,才能認識到:我們的“美國基因”是由美與殘酷交織而成的雙螺旋,這種編織把當下與過去緊緊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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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想編織出一個不同于過去為我們織就的未來,就必須付出努力。這種努力需要成熟、智慧、勇氣、責任感、羞恥心、謙卑與知識。若想真正實現正義,我們還需要這些品格,也需要愿意呼吁和解、再分配與賠償。
但只要那些名義上的領導者仍偏愛對自由的角色扮演,而不是自由本身;只要許多美國人仍愿意為“大美利堅”的驚險游樂項目買票,我們就依然離那個必須直面真相的時刻非常遙遠。
作者:阮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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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American Dream, American Night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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