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官員與地方士紳掌控著十方寺住持的任免權，他們的支持對禪師而言至關重要。禪師必須先出任十方寺住持，方能傳法于弟子、延續法脈；由此，士大夫實際上掌控著各禪門法系延續發展的成敗。這導致不同禪師、乃至不同宗派之間，有時為爭取居士支持而展開競爭。”在寫下上述文字后，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孔雁終于舒了一口氣——《禪何以為禪：開悟之爭與宋代中國禪宗的形成》的翻譯終于接近尾聲。

十余年前，她初涉宋代禪宗研究時，便在導師推薦下接觸到丹麥裔美國漢學家徐默霆的代表作《禪何以為禪》。這部被國際學界視為宋代禪宗研究里程碑的著作，當時對她而言頗為艱深，她一度希望未來能有中文譯本。如今，已獲得博士學位并在宋代禪宗研究領域嶄露頭角的她，成為這部著作的譯者。而這部在中國禪宗與佛教史研究中繞不開的經典，也即將迎來中文版出版。

孔雁

澎湃新聞：您是在什么契機下接觸到這本書的？

孔雁：研二準備碩士論文開題時，中國人民大學的宣方副教授建議我研究宋代禪宗，并開了一份書單，其中就包括這本書。他還鼓勵我嘗試翻譯其中一章。那時我專業基礎尚淺，英文水平也有限，讀起來相當吃力。或許因為作者來自北歐，行文中大量使用從句，常常需要反復閱讀才能理清句意；再加上史料豐富、考證細密，不熟悉相關背景的讀者很容易感到無從下手。當時伯蘭特·佛爾（Bernard Faure）《正統性的意欲：北宗禪之批判系譜》（The Will to Orthodoxy: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Northern Chan Buddhism）中譯本剛問世不久，我就在想：如果這本“難讀”的書也能有中譯本該多好。沒想到多年后，自己竟成了它的譯者。后來我到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經過系統訓練，再回頭讀這本書，理解已遠非當年可比。我的博士論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與這本書對話。我想，這或許是陳金華教授最終邀請我翻譯這本書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聞：在眾多有關禪學的著作中，您認為它最獨特的價值是什么？

孔雁：過去禪學研究的重心多集中于唐代。盡管有馬克瑞（John McRae）、格里弗斯·福克（Griffith Foulk）、伯蘭特·佛爾等學者在早期禪宗研究方面貢獻卓著，并開始關注宋代，但真正長期深耕這一領域者并不多。因此，徐默霆的這本書尤其珍貴。我認為，它最大的價值不在于提出全新的理論框架，而在于憑借極其扎實的文獻考證，將禪宗置于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中，重構了宋代禪宗內部思想分化與宗派形成的歷史過程。它有力地證明：今天人們習以為常的“典型禪宗”——公案、看話禪、頓悟、臨濟宗的主導地位——其實是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逐漸形成的。換言之，禪宗真正完成制度化和宗派化，恰恰是在宋代。十余年來，這本書已被國際學界公認為宋代禪宗研究的里程碑。對中文學界而言，它的意義尤為突出。我們長期更熟悉鈴木大拙、柳田圣山、印順、葛兆光等人的研究，而對西方學界關于宋代禪宗內部競爭與宗派形成機制的探討，了解相對有限。這本書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澎湃新聞：在翻譯過程中，您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又是如何應對的？

孔雁：接下陳金華教授的邀請時，我其實還沒有意識到這項工作的難度。陳老師讓我先試譯第二章《禪宗與宋代政權》。那三個月幾乎都在反復字斟句酌、修改校訂。后來與青年學者交流才得知，自2008年原著出版以來，曾有多位前輩嘗試組織翻譯，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完成。挑戰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專業術語與文本理解。有些看似“不符合英文習慣”的表達，其實是作者根據古漢語文獻直譯而來，我必須回溯原始史料，核對英文出處，必要時還要查閱作者引用的研究成果，才能準確把握其意圖。尤其是宋代禪宗語錄特有的詩化語言，更需要在“信、達、雅”之間反復權衡，既保留禪語的機鋒，又符合現代漢語的表達習慣。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作者個別解讀也未必完全準確，這時就需要重新核對原文、加以校正。這讓我真切感受到本土研究者的文化優勢，也看到自己可以補充和推進的空間。其次是腳注翻譯。第一章正文只有13頁，但全書腳注多達53頁、918條。腳注不僅信息量巨大，更考驗譯者的耐心與毅力。最后，書中引用了大量日文研究成果，我需要根據英文轉譯逐一追索日文原文，并按出版規范統一標點和體例。這些繁瑣的細節，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作者在文獻考證上的嚴謹，也促使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更加重視史料溯源與版本校勘。

澎湃新聞：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是否有某些章節或觀點讓您產生新的思考？

孔雁：由于與自己的研究密切相關，這本書在翻譯之前我已經讀過數遍，徐默霆的許多觀點，直接啟發了我后續的一系列研究。比如，他非常重視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對禪宗發展的影響，但在經濟層面主要討論士大夫布施，較少涉及寺院經濟。這讓我意識到其中仍有值得挖掘的空間，于是撰寫了《寺院經濟與宗派復興：宋代曹洞宗的經營體系研究》，嘗試從經濟角度解釋“曹洞新宗”何以成功復興。又如，他提出十方制加劇了宗派競爭，催生了史無前例的宗派主義，但我隨之產生疑問：既然住持選拔并不拘泥于宗派和本寺弟子，禪師們為何仍要以宗派形式展開競爭？為什么法嗣繁衍變得如此重要？這中間似乎缺少關鍵的一環。后來，我寫了《十方制與宗派性：宋代曹洞宗的宗派嗣續何以可能？》，嘗試補上這一環。最令我震撼的是，他指出，大慧宗杲批判的“默照邪禪”不僅針對真歇清了和宏智正覺，更是對準整個十二世紀的曹洞宗。當時，內地學界幾乎沒有人將大慧的批評與真歇乃至整個曹洞宗聯系起來。我沿著這一思路繼續深挖史料，發現了更多大慧批判真歇甚至奪其門徒的證據，并對過往學界為何就此爭論不休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撰寫了《宋代禪宗史上看話與默照公案之了結》一文，希望為這場持續數十年的學界謎案提供更具有解釋力的辨析。徐默霆還指出，大慧將默照禪描述為枯木死灰、一味靜坐、不求開悟，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論戰策略。受此啟發，我重新梳理曹洞諸師關于“開悟”的論述，發現真歇、宏智等人確實有“不求悟”的說法，但那是在超越迷悟對待的立場上，反對“將心求悟”，這很可能是受到《圓覺經》的直接影響。對我而言，徐默霆的研究不僅是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更像一座燈塔，持續照亮并引導著我的學術航行。

大慧宗杲畫像

澎湃新聞：對您來說，這本書對今天的中國讀者最重要的意義是什么？

孔雁：首先，它重新評價了默照禪的歷史地位。八百多年來，大慧宗杲對默照禪的批判影響深遠，許多人習慣透過他的描述來認識默照禪。但徐默霆通過系統梳理真歇清了、芙蓉道楷、丹霞子淳、宏智正覺等人的文獻指出，大慧在很大程度上夸大甚至扭曲了曹洞宗的立場。默照禪并非消極枯寂、不求開悟的修行，而是宋代曹洞宗對佛性思想與坐禪傳統的系統發展。這一判斷，對于重新認識曹洞宗歷史至關重要。其次，它揭示了日本曹洞宗的思想源流。國內對道元的研究相對薄弱，而本書證明，道元所繼承的南宋曹洞宗，并非唐代曹洞宗的簡單延續，而是經過芙蓉道楷、大洪報恩、真歇清了、宏智正覺等人重新塑造的“曹洞新宗”。因此，理解真歇、宏智與默照禪，也就成為理解道元和日本曹洞宗的關鍵。這本書實際上搭建起了中國禪宗史與日本曹洞宗史之間的橋梁。第三，它糾正了許多關于宋代禪宗的“常識”。例如，默照禪作為系統修行理論，并非自洞山良價以來就已存在，大致形成于芙蓉道楷之后；看話禪本身也是宋代的新創造，而非達摩以來的古老傳統。這些觀點都對傳統禪宗史敘事提出了有力挑戰。第四，它展示了國際學界研究中國禪宗的新范式。過去的研究多依賴《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燈錄材料，而徐默霆廣泛運用墓志銘、語錄、地方文獻以及日韓保存的禪宗文獻來重構歷史。這種方法，對今天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總之，這本書讓我們看到，宋代禪宗并非一個早已定型的傳統，而是一個充滿思想競爭與創造力的歷史過程。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一位研究中國禪的外國學者？他的研究視角和中國本土學者有什么不同？

孔雁：徐默霆的可貴之處，不在于“更懂禪”，而在于觀察角度、問題意識和學術訓練的差異。中國本土學者往往帶有一種天然的“內部視角”。比如研究《景德傳燈錄》，傳統方式往往側重于梳理某位祖師的思想、某個宗派的傳承譜系，以及這些思想對后世的影響。這類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禪宗自身建構的歷史框架。而徐默霆則更關注：《景德傳燈錄》的編纂得到了朝廷怎樣的支持？它在法脈編排上是否存在偏重（比如對法眼一系多有推崇）？祖統敘事的背后是否隱藏著不同法脈之間的競爭？更重要的是，書中所呈現的唐代祖師形象，究竟有多少是宋人為滿足自身需求而進行的“歷史建構”？換句話說，本土學者更關注“禪宗講了什么”，徐默霆更關心“禪宗為什么這樣講”。例如，傳統禪宗史通常認為，曹洞宗自洞山、曹山以來一脈相承，徐默霆卻追問：十二世紀以前，真的存在后來所說的“默照禪傳統”嗎？他一路追查洞山、曹山、石霜慶諸、投子義青、芙蓉道楷等人的文獻，最終得出結論：默照禪并非古老相傳的傳統，而是兩宋之際曹洞宗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逐漸形成的。這種問題意識，帶有鮮明的歷史批判色彩。再如，在討論看話與默照之爭時，中國學者的傳統寫法往往淡化沖突，強調大慧宗杲與宏智正覺的友好往來；而徐默霆則會追問：為什么偏偏在十二世紀爆發這場爭論？大慧批判的對象究竟是誰？他將問題置于國家宗教政策、叢林競爭與法統合法性的背景下考察，發現默照與看話之爭不僅是思想之爭，更是宗派資源與領導權之爭。這種社會史視角，極大拓展了我們理解禪宗史的方式。

有趣的是，不少西方禪宗研究者都深受日本學界影響。柳田圣山、石井修道、鏡島元隆、佐藤秀孝等學者，兼具中國傳統文獻處理能力與西方歷史學訓練，尤其重視版本學、文獻學與歷史批判。徐默霆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這一學術傳統之上推進研究的。他的導師斯坦利·韋恩斯坦曾在日本接受系統訓練，徐默霆本人也曾赴日訪學，從本書大量征引日文研究成果，便可見這一學術譜系。翻譯這本書的過程，對我而言也像是一場方法論的洗禮。

《景德傳燈錄》

澎湃新聞：這本書的名字叫“How Zen Became Zen”（《禪何以為禪》），您認為，徐默霆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看似同義反復的問題？

孔雁：這個問題其實直指全書的核心命題。傳統禪宗史通常將宋代禪宗視為唐代禪宗的自然延續，但徐默霆敏銳地指出，這種敘述本身就是一種歷史建構。如他在第一章中所言：“‘經典’唐代祖師的言談舉止，幾乎均是以宋代及此后所賦予的形式流傳至今。雖不能完全排除這些材料的核心部分初步成形于唐代，但顯然宋代編者為其賦予的形式，旨在服務于宋代禪宗的需求。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禪”——包括公案傳統、對頓悟的強調、話頭禪的流行以及臨濟宗的主導地位——并非直接承自唐代，而是在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其間充滿了思想爭論、宗派對立與資源競爭。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禪宗形象，實際上很大程度是特定歷史階段“勝利者書寫”的結果。因此，“禪何以為禪”所追問的，并不是禪的本質，而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禪”，究竟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換句話說，“禪”并非固定不變的傳統，而是在具體歷史情境中不斷被重新定義與生成的。

澎湃新聞：您是佛教研究的專業學者，在翻譯過程中，您是否發現徐默霆有某些獨特的治學方法值得特別介紹給中文讀者？

孔雁：徐默霆的研究方法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對文獻進行“考古式”細讀，二是將禪宗放回社會制度脈絡中考察。他特別喜歡追溯“最早”：最早的版本、最早的引用、最早出現的術語。他不會簡單將禪宗語錄視為直接史料，而是不斷追問：這部文獻寫于何時？距離所記事件有多久？是否存在更早的版本？哪些內容可能出自后人的增補？因此，他極為重視《景德傳燈錄》《天圣廣燈錄》等早期禪宗文獻的細讀與版本比較，并結合宋人文集、碑刻等非佛教史料，將禪宗思想置于當時的政治、社會與制度脈絡中加以理解。正是通過這種嚴謹的版本批判與文本互證，他揭示了宋代禪宗史書寫的“層累構造”：所謂“曹洞新宗”的禪法風格、祖師傳記與法系傳承，實際上已與早期傳統發生了實質性變化。這種方法論使他的論證異常扎實，也讓我在翻譯時不得不反復核校每一條腳注、追溯每一處原始文獻。有一個細節令我印象尤深。2022年，我們共同參加了耶魯大學舉辦的國際禪學會議，主題為“禪流河東復河西：禪宗跨地域與跨文化傳播的跨學科考察”。主辦方要求與會者提前錄制20分鐘英文報告視頻。徐默霆的視頻不僅內容精煉，還細致標注時間錨點，并設置側邊交互式導航目錄，觀眾點擊條目即可直接跳轉。這種對傳播體驗的周密考量，與他治學中“綿密周全、一絲不茍”的風格如出一轍——他的每一個結論背后，往往都有幾十條腳注和上百頁文獻作為支撐。在自己的研究中，我也一直在嘗試沿著這種“內外史結合”的路徑，追問宋代曹洞宗復興背后的經濟與社會機制。這或許正是徐默霆帶給我最重要的啟發。

澎湃新聞：當下“內卷”“躺平”等社會心態討論很多，默照禪強調打坐、不做刻意追求；看話禪講究在疑情中逼拶參究。您認為這兩種禪法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各自有什么現實意義？

孔雁：“內卷”與“躺平”看似兩極，實則同源——都是個體在壓力與意義感缺失中失去平衡的表現。看話禪與默照禪，恰好提供了對治這兩種極端心態的智慧。二者目標一致，皆指向體悟空性，獲得真正的自在；只是路徑不同：看話禪以“疑”破“迷”，默照禪以“靜”生“慧”。

看話禪的核心在于“大疑”。修行者被要求死死咬住一個無解的話頭，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反復參究，直至疑團爆破、豁然開朗。內卷的本質，正是在既定而有限的賽道上不斷加碼，越努力越焦慮，卻始終找不到出口。看話禪的“疑團爆破”，很像一顆炸彈從內部引爆。話頭就是引信，參究就是不斷加壓的過程。思維像一座看似堅固的堡壘，里面塞滿“我應該怎樣”“我必須成功”的執念。當疑團凝聚到極點時，就像引信燒到盡頭——“噴地一發”，思維堡壘從內部被炸開。碎片散落之后，你才發現：原來根本沒有圍墻，也沒有所謂的“出口”，你的心原本就是自由的。

與看話禪不同，默照禪強調“只管打坐”，不刻意追求開悟，而是靜靜安住當下，如實觀照。然而，這種“靜”絕非枯木死灰，而是徹底休歇后的生命重啟，是能量回歸后的活潑潑。躺平的“安靜”常常意味著麻木、無感與放棄；默照禪的“靜”則讓人體驗到：即使沒有任何外在成就，當下的覺知本身便具有價值。照見“本來無事”，冰冷虛無漸消。當焦慮如“紅爐片雪”化去，平凡生活也重新煥發光彩。對于長期緊繃的內卷者而言，往往被“必須有所作為”驅使，難以允許自己停下。默照禪的“休去歇去”，則主動為生命留白：放下手機，放下焦慮，暫時進入“無所知、無所求”的澄明狀態。這種“靜”不是逃避，而是讓被俗務填滿的心靈得以喘息，使紛亂的思緒重歸清明，從而積蓄重新出發的力量。當一個人不再被“必須成功”的執念驅使，反而更能以從容而持久的方式投入生活。那種活潑潑的平常心，正是“吃飯時吃飯，走路時走路”的當下圓滿。

看話禪與默照禪，一剛一柔、一破一立，實則相輔相成。看話禪的“疑”，避免默照禪墮入死坐枯寂；默照禪的“靜”，防止看話禪淪為將心求悟。二者最終共同指向的，是一種不被外界裹挾的內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