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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傳》

萬歷帝在位四十八年，在明朝帝王中享國最長，“親手締造了堪稱整個明代最為富庶強盛的萬歷王朝，又親手加以毀壞”。他的臨終遺詔是什么，有哪些驕傲，有哪些追悔？青史對他有著怎樣的蓋棺論定？

萬歷帝十歲御極，天資聰穎，在鐵腕首輔張居正輔佐下，贏得萬歷新政的勝利果實，《明史》稱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可惜好景不長，張居正的突然離世，萬歷帝親政后為樹立威權清算張居正，讓十年的改革成果幾乎化為烏有，并為黨爭埋下禍根。此后，萬歷帝沉湎酒色，身體逐漸虛空，被大臣痛批“酒色財氣”，與朝廷“爭國本”十數年，近三十年怠于臨朝，加上派出礦稅太監搜刮民間等惡政，造成黨爭激化、行政癱瘓、邊備松弛等惡果，無怪乎在青史上留下了惡名。

萬歷皇帝像

臨死前，萬歷帝留下遺詔：

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托。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勿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寮寀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惟，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更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后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

在遺詔中，萬歷帝首先表示，對享國四十八年之久已無遺憾；接著，他回顧了早年令他驕傲的孜孜求治和后期令他追悔的弊政，尤其提到“礦稅煩興”。其實在四十歲那年的一天，萬歷帝身體虛弱至極，自以為命不久矣，于是緊急向內閣輔臣托孤，并留下了糾正弊政的“遺言”。第二天，身體好轉，原來只是一場虛驚，他緊急追回諭旨，并傳達口諭“礦稅不可罷”，一切又恢復了老樣子。

這一次不是“鬧烏龍”，而是大限已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看得出，在彌留之際，萬歷帝對他的一生作了深刻的反省，有自我批評的大勇氣，承認了一系列弊政及其危害，并明確傳位于太子常洛，為“爭國本”徹底劃上句號。

萬歷帝還在遺詔里提出了補救措施：一是“內閣輔臣亟為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二是“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三是“一切榷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四是“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放者釋放”。五是“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顯而易見，這些措施對于整頓紊亂的朝政不無小補。可惜，天啟朝和崇禎朝并未扭轉王朝頹勢。

萬歷手跡

清朝官方所修《明史》對萬歷帝的一生作了這樣的評價：

神宗沖齡踐祚，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于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

《明史》肯定了萬歷帝早年由張居正輔政時的新政成果，又將黨爭歸咎于皇帝“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繼而稱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這個論斷以不知其誰的“論者”發出，似乎缺乏權威，有待商榷，但直接影響了后世對萬歷帝的評價。

與《明史》相比，遭逢明清易代的人士又是另一番說辭，可謂毀譽參半。

抗清殉國的夏允彝評價萬歷帝：“上既壯盛，明習庶事，不復委柄于下，操切之后，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間也。”盛贊萬歷親政后的大好局面，繼而將轉變系于寵愛鄭貴妃及由此而生的“爭國本”：“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希，迨國本之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爭國本”的直接惡果是，萬歷帝消極抵抗文官集團，開始長期怠政。然而，他并未放棄自己的權力：“而一人操數柄，得以持權矣。”

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說：“建虜之難，三十年弛痡之積也。猶泄泄然視之。日者遼陽號天下樂土，大賈名俠，闐溢廛市，而以二三懦臣臨彼勁敵，有生之樂，無死之心，不敗何待？而慈仁不殺，享年獨永，間有極忤，終于長系。惟怒江陵不可解驂乘之隙，或所深罪，而任事之臣不避勞怨，于焉鮮繼，各優游報成，則帝亦有以肇之。今吏民嗷嗷，追念寬政，謳吟思慕，雖改代詎一日忘之哉？”指出后金邊患由廢弛軍政而起，肯定萬歷帝非殘暴之君，未妄殺將士。然而，清算張居正致使朝堂上下無意進取，明哲保身，實則萬歷帝肇禍。而經歷改朝換代之痛的吏民對萬歷朝的“寬政”追念不已，“謳吟思慕”，不曾忘懷。

《國榷》

順治帝評價說：“當時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歷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肯定了萬歷朝的富足。而乾隆帝評價：“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以充滿道德色彩的“荒唐”一詞來定位萬歷帝。

與這些史學家、政治家相比，時人的評價又如何呢？

明代文學家馮夢龍在《警世通言》里說：“這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處寇亂。那三處？日本關白平秀吉，西夏哱承恩，播州楊應龍。……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是：一人有慶民安樂，四海無虞國太平。”極贊萬歷三大征帶來了四海升平的太平景象。這是萬歷二十年開始的在東北、西北、西南邊疆幾乎同時展開的三次軍事行動，是明朝國力雄厚、萬歷帝決策英明的結果。朝鮮王朝一直感念萬歷帝伸出援助之手抵御日本的“再造之恩”。

由明入清的文人丁耀亢寫有《古井臼歌》長詩，其中有句稱：“神宗在位多豐歲，斗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特別強調了百姓無苛捐雜稅的憂擾。他另有《長安秋月夜》回憶萬歷盛世景象稱：“憶昔神宗靜穆年，四十八載唯高眠。風雨耕甿歌帝力，邊廷遠近絕烽煙。”“物力太厚天時豐，十錢斗粟羞為農。健牛肥馬村巷滿，鳴雞吠狗桑麻通。”詩句中的萬歷帝仿佛“垂拱而治”的“羲皇上人”，百姓則安享太平。當然，這種修辭以不實之辭居多，掩蓋了現實的矛盾。

萬歷末年出身的廣東人陳舜經歷了崇禎朝和清初的賦稅繁重、兵匪橫行和民生凋敝后，在《亂離見聞錄》里回憶萬歷時賦稅輕，徭役省，百姓樂業，各有所安：“窮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賦役輕，石米歲輸千錢。每年兩熟，耕者鼓腹，士好詞章，工賈九流熙熙自適，何樂如之。”仿若上古社會“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太平景象。雖然難免有美化的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萬歷朝的“實錄”。

時人筆下文采斐然的追憶或許是“遺民情結”的濾鏡美化的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萬歷朝經濟富庶，人文蔚起，萬歷帝確實有不可抹殺的功績。這與清朝官方的“蓋棺論定”形成一定的反差，值得我們深長思之，重新全面“認識”更立體的萬歷帝。

他是史上最“懶惰”“任性”的皇帝嗎？

明史名家樊樹志經典之作

《萬歷傳》

樊樹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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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101-17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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