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財政退潮之后，

下一輪城市競爭不是誰更會賣地，

而是誰更會養產業。

2026年6月，長鑫科技IPO注冊申請獲證監會同意，合肥又一次站到了聚光燈下。

招股書披露：一季度營收約508億元，凈利潤約330億元；上半年預計凈利潤660億至750億元。合肥國資持股約43.14%，賬面浮盈接近萬億元量級。

合肥又賭贏了。

但如果只把這件事讀成一個“敢賭”的故事，就把它看淺了。長鑫上市真正讓人看到的，不是合肥又贏了一把，而是一件更結構性的事：一座城市的產業資產，正在開始替代土地資產，成為新的價值來源。

這不只是合肥的故事。這是中國城市增長模式正在發生的一次換擋：從土地資本主義進入產業資本主義。理解這次換擋比理解合肥投中了誰，重要得多。

兩種城市資產：土地之后，產業登場

過去二十年，城市經營的核心邏輯是地。

征地、平整、蓋樓、賣出去，土地出讓金撐起地方財政，也撐起了城建、招商和GDP增長。一座城市有沒有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能把地賣出多高的價格。這是土地財政時代城市的基本活法。

但這個引擎這幾年明顯熄火了。房子蓋得差不多了，地也賣不動了。城市必須重新回答一個問題：以后靠什么過日子？

長鑫給出了一種答案：產業鏈。

合肥國資對長鑫的早期投入，按今天的資本市場估值，賬面價值已接近萬億量級。這組數字的意義不只是回報驚人。它說明，當一座城市真正把產業鏈養出來，城市資產負債表上最值錢的東西，已經從土地變成了：產業鏈的密度、技術的厚度、鏈主企業的數量，以及資本市場對這些資產的定價。

過去城市最值錢的是土地。未來城市最值錢的，是它養出來的產業。

合肥不是賭徒，是城市級產業資本平臺

先把一個誤讀糾正過來：合肥不是“風投城市”，也不是“膽子大的政府”。

2000年代初，合肥是一個典型的中部省會，沒有沿海城市的制造業基礎，沒有北京上海的資源稟賦，也沒有深圳的企業叢林。它需要改變命運，而它能用的牌，就是產業下注。

2008年，合肥引入京東方，六代線項目總投資175億元，合肥國資出資90億；后來繼續追投，總計出資超過百億。那時的京東方，是一家在資本市場被頻繁質疑的重資產企業，沒有多少人看好它。合肥選擇等它。

2020年，蔚來資金鏈告急，江淮蔚來項目岌岌可危，合肥引入蔚來，帶著70億元的資金和產業條件。那時候新能源汽車是不是一個確定的未來，沒有人知道。合肥選擇押它。

2016年，全球DRAM市場被三星、美光、SK海力士三家牢牢控制，國內存儲芯片幾乎完全依賴進口。合肥接手長鑫一期，國資出資144億元，占比80%。那時候國產存儲能不能做出來，沒有工程上的把握。合肥選擇陪它。

單看每一筆，是押注。連起來看，是一套城市經營系統：

1. 用產業判斷定方向，選擇能形成鏈條的重資產產業；

2. 用國資平臺承擔早期風險，在市場不愿意等的時候先等；

3. 用土地和政策降低落地成本；

4. 用高校和科研補工程師和人才；

5. 圍繞鏈主企業把上下游一一補全；

6. 用資本市場把多年的耐心變成可計量的資產價值。

合肥不是把城市變成了VC，而是把城市變成了產業資本平臺。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也正因為這樣，“合肥模式”才難以復制。很多地方只看到“政府投錢”，沒看到背后的產業判斷；只看到“押中明星企業”，沒看到十年如一日的鏈條補全和耐心陪跑。

能學的是合肥成立了多少只基金，學不來的是它在關鍵時刻看沒看準、等沒等住。

產業生成機制變了：不能只靠市場，也要靠市長

理解合肥，需要回答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今天為什么需要城市和國資來組織產業？

1992年之后，“找市長不如找市場”解放了一代企業家。命運從批文里轉移到了需求里，很多好企業是在市場需求充分釋放后自然長出來的?！罢沂袌觥边@個判斷在絕大多數商業領域今天仍然成立。

但今天出現了一個新情況：下一輪最重要的產業，生成機制不同了。

半導體、新能源、新型顯示、商業航天、先進材料、生物制造、低空經濟、人形機器人等等，這些產業有幾個共同特征：重資產、長周期、高技術門檻、強上下游協同、早期回報慢、基礎設施依賴強。

它們不是先有消費需求再有企業。很多時候，是先要有國家戰略牽引方向，城市組織資源，國資承擔早期不確定性，企業完成技術突破和市場競爭，最后才有規模爆發。

一條DRAM晶圓產線，動輒百億級投入。一個新能源整車項目，需要電池、電機、電控、模具、材料、設備、檢測、充電、物流、售后，任何一環太弱，企業扎不下根。

這類產業如果完全交給短周期財務資本，往往會出現一個問題：早期太苦，周期太長，風險太大，沒有人愿意等。但沒有人等，這些產業就永遠長不出來。

過去很多企業，是在市場里長出來的。今天很多關鍵產業，是在城市組織的生態里長出來的。產業誕生的方式變了。

這不是回到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政府替市場做決定。今天真正有能力的產業城市，是政府先把市場能夠生長的條件搭出來，然后讓市場去競爭、淘汰、定價。市場負責競爭，政府負責地基；市場負責淘汰，國資負責早期耐心；企業負責突破，城市負責生態。

招商的三次換代：從優惠戰到產業投資

這也是為什么，這兩年很多企業家都有一個共同體感：還沒去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先找上門了，招商干部帶著基金、帶著產業鏈圖、帶著上下游企業名單，直接坐到你對面。

表面看，這是招商變積極了。真正變的是招商邏輯。

第一代招商，是優惠戰。誰的地便宜、稅低、人工成本低，誰就能把工廠招過來。比的是成本，核心動作是引進來。

第二代招商，是園區戰。開發區、高新區大建起來，先平地修路建廠房，再請企業入住。底層仍是土地財政邏輯，招商是為了把地盤做熱，地熱了地價就漲。

第三代招商，是產業投資。政府成立產業基金，用國資入股早期項目；設“鏈長”，專盯一條鏈的補全；招商干部越來越像投資經理，看的不是企業現在交多少稅，而是三五年后能不能成為鏈主、能不能把上下游一起帶進來。

第一代比誰更便宜，第二代比誰有園區，第三代比誰更懂產業。

但這里有一個最要緊的區分：招商不是培育，搶項目不是養產業。招商解決的是“有沒有企業進來”；產業培育解決的是“企業能不能在這里長大”。一棵樹移栽過來，給塊地澆幾次水，能不能活很大程度上看樹自己。養產業是改土壤、修水系、防蟲害、讓周圍長出一片林子。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能力。

產業培育為什么慢，也為什么無趣

產業這件事，最反內容傳播。它沒有那么多金句，沒有那么多驚天反轉，沒有那么多一夜爆紅。

它經常意味著極其無聊的工作：一遍遍跑供應商，一次次調設備，一年年等良率，一個個招工程師，一項項補檢測認證，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把鏈條接上。做產業的人，很多時候不是站在臺上講未來，而是蹲在廠房里等問題。

真正的產業城市，最重要的工作不在簽約臺上，而在中試線旁邊，在供應商會議室里，在一輪輪項目協調會上，在那些看起來沒有新聞價值、但決定企業能不能活下來的細節里。

把養產業拆開，大體是五件事，不是并列菜單，而是一條有先后的動作鏈——

一是定方向，這座城市到底押什么、不押什么，資源有限，什么都想要等于什么都養不大；

二是抓關鍵企業，先抓鏈主還是先補短板；

三是建公共平臺，實驗室、中試線、檢測認證這些單家企業建不起又離不開的東西，得由政府來搭；

四是配長期資本，產業基金不能只想著短期退出；

五是守邊界，政府最難的不是花錢，而是想清楚自己不做什么。

養產業真正的門檻，從來不在“敢不敢花錢”，而在“知不知道錢該花在哪、什么時候該收手”。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很多城市也成立了產業基金，也喊鏈長制，也搭平臺，但結果拉開了極大差距。有的城市是在組織產業，有的城市只是在模仿動作。動作容易學，能力很難復制。

國資不是魔法：城市也會投錯

當然，不能把這件事寫成贊歌。截至2026年一季度，國資背景管理人在管基金規模占比已達72.1%。國有資本大規模入場，放大了收益，也同樣放大了風險。

哪吒汽車是一個真實的反面樣本。2021至2023年間，江西宜春、廣西南寧、浙江桐鄉三地國資平臺大規模入股配套，合計現金出資、無償用地、建基補貼超過數十億元。

結果是：三年累計凈虧183億元，2025年6月被法院受理破產重整，1631家債權人申報債權，宜春600畝整車工廠全面停產，生產線銹蝕。

更麻煩的是一窩蜂。好賽道就那么幾條，幾十座城市同時沖，最后很容易變成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園區空置、債務累積。最危險的場景，是大家拿著不同的財政，做著同一張未來產業PPT。

但真正最大的風險，不是投錯，而是不能承認投錯。

市場投資可以止損。但地方政府一旦把項目和就業、債務、政績、面子綁在一起，退出往往比進入更難。小虧變大虧，大虧變窟窿，最后買單的是財政和公共資源。

養產業需要耐心，但不能沒有紀律。國資要做長期資本，但不能變成情緒資本。政府敢投，不等于總能投對；國資有耐心，不等于可以沒有邊界。

四種城市模型：中國不會都成為合肥

合肥之外，中國很多城市也在重新定義自己的產業角色。但路徑各不相同。

深圳是市場叢林型。它不是政府先下注、產業再長出來，而是先有幾十年形成的企業密度、供應鏈效率和工程師文化，政府圍繞這片叢林做空間、規則、金融和產業基礎設施。深圳的競爭優勢，不是政府敢賭，而是市場本身的速度。

武漢和南京是科教轉化型。這兩座城市都有極強的高校和科研資源，但真正難的不是產出論文，而是把實驗室里的成果、工程師的能力和企業的訂單接起來。光谷不缺光電子技術，南京不缺集成電路人才，難的是從知識密集到產業密集的那一段轉化。

成都是場景樞紐型。有人口、有消費、有西部樞紐和應用場景，“建圈強鏈”推動產業鏈區域協同。但最難的是，如何在綜合型強二線城市里，長出真正有全國定義權的鏈主企業。

合肥是國資組織型。用國資承擔早期不確定性，用城市耐心補鏈，用資本市場完成價值兌現。這條路走出來了，但它需要極強的產業判斷、極強的組織能力和極強的退出紀律，缺哪一樣都會走偏。

合肥不能簡單復制。每座城市都要從自己的產業底盤、人才結構、財政能力和區位條件里，找到自己的組織方式。最危險的不是不學合肥，而是假裝自己也是合肥。

未來比拼的，是城市產業組織能力

說到這里，可以回到那個最核心的問題：土地財政退潮之后，中國城市靠什么繼續增長？

長鑫上市給了一個信號。未來很多關鍵產業，表面是企業競爭，背后是城市生態競爭。一輛新能源汽車背后，是電池、芯片、軟件、模具、材料、檢測、充電基礎設施。一顆芯片背后，是設備、材料、EDA、工藝、人才和長期研發。企業背后有沒有城市產業生態，越來越決定它能走多遠、打多久。

企業家當然要想清楚自己選什么城市：有沒有你這條鏈的上下游，挖不挖得到你要的人，有沒有愿意陪你走三五年的本地資本，出了問題能不能在本地找到解法。這些比補貼數字重要得多。補貼是政策，會變，也容易被隔壁城市加價搶走；產業生態一旦長出來，是復利，越積越厚。

未來的城市競爭，不只是GDP排名的競爭，不是誰樓更高、路更寬、補貼更大，而是誰有產業判斷力，誰有資本耐心，誰能把一條產業鏈養成生態，誰能把鏈主企業從0陪到上市。

這不是某幾座城市的機會，而是一道讓所有城市重新站隊的考題。

過去二十年，中國城市靠土地改變命運。

未來二十年，少數城市會靠產業重新長出命運。

長鑫上市，只是一個信號。它真正提醒我們的，是城市競爭的牌桌變了：

以前比誰更會賣地，后來比誰更會招商，下一輪比的是誰更懂產業，誰更有耐心，誰更能把一條產業鏈養成一片森林。

這不是合肥一個城市的故事。這是中國城市的新考題。

No.6965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紀中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