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筆記俠PPE(政經哲)書院2026年6月13-14日于西安曲江主辦的PPE26級第二模塊【科技與經濟】馬兆遠教授的授課精華筆記。

分享嘉賓：馬兆遠，南方科技大學教授，英國物理學會會士，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責編| 賈寧排版| 沐言

第 9711篇深度好文 ：7273| 25分鐘閱讀

PPE（政經哲）專欄005期

筆記君說：

最近不少朋友都在問：AI越來越能干了，人到底還剩下什么？

馬兆遠教授這篇文章，就是沖著這個問題來的。他是筆記俠PPE書院26級導師、英國物理學會會士，搞了十幾年量子計算也搞了十幾年人工智能，近年越琢磨越覺得一件事：我們這代人的教育方式，搞反了。

反在哪？我們在拼命把人訓練得像機器，而機器恰恰是AI最擅長當的角色。

馬教授提了個MAPLE教育框架數學、藝術、物理、語文、工程，五個維度打底。

聽起來像通識教育的老方子？但他切的角度不一樣：STEM那套是冷戰產物，專攻理工科，而理工科正好是AI的地盤。你在AI的主場上跟它卷，這不是找虐嗎？

MAPLE里塞進了藝術和語文，因為審美、表達、共情，這些才是AI夠不著的邊。

馬教授借羅素的話提了個概念，叫“羅素折點”。意思是一個國家工業化跑到一定階段，就到了一個分叉口：往左走，富足且幸福；往右走，富足但內卷。

他覺得中國剛好處在這個折點上。

馬教授說：過了羅素折點，拼的不是誰更快，而是誰更像人。

AI能加班，讓它加去。我們該學的，是怎么松馳下來，怎么長成花園里不一樣的花。

希望今天的內容，對你有所啟發。

一、AI無法替代的人類獨有價值

AI能做的，是邏輯范圍內的有效表達，本質上是數學語言，它處理的都是邏輯上可定義、可言說的內容。

科學家做的事，是把一些超驗的概念轉化成可感知、可驗證的科學范疇，這已經超出了AI的能力；而那些超驗的、不可言說的部分，更是AI完全觸碰不到的。

維特根斯坦說過：關于人類本身的命題，我們還遠遠沒有觸及。無論科學怎么發展，AI作為科學、甚至數學的一個子領域，都遠遠覆蓋不了人類本身的問題。

這些內容才是人類文明更核心、更重要的部分，它既包括科學范疇內的東西，也包括科學之外那些超驗的命題：比如人的審美、價值判斷、主觀體驗，這些都超越了科學語言，也超越了AI的能力邊界，這些命題才是人類文明真正的核心。

現在的教育，反而在把人訓練得越來越像機器，可這件事AI做得比人還好。

“讓人更像人”這件事，是梅貽琦先生晚年一直在強調的，我們要回到人本身，回到常識，回到人和機器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未來的教育該往哪走？恰恰是要反過來，把人培養得更像人，讓人具備AI替代不了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做AI相關研究的核心方向。

二、適配AI時代的全新通識體系

我在書里提過一套教育模式，本科階段更應該做能力培養、素質教育。

這些核心能力模塊，從古希臘到現在其實內核沒怎么變，我把它總結為MAPLE教育框架，五個字母分別對應五門核心學科：數學（Mathematics）、藝術（Art）、物理（Physics）、語文（Literature）和工程（Engineering）。

數學：是我們跟機器對話的語言，計算機、AI 本質上都屬于數學范疇；

藝術：關乎人的內心世界，承載著語言表達不了的感受和體驗；

物理：幫我們的認知對接自然界，學會怎么認識和理解世界。我自己是學物理的，難免帶點個人偏好，其實化學、生物也能起到完全一樣的作用，核心是訓練你理解自然規律的思維能力；

語文：訓練人和人溝通的能力。人到了一定年紀，大量時間其實都在寫東西、做表達。當年我們在清華的時候，一直在推行寫作課，對理工科學生，我們不要求文章寫得多漂亮，但至少要“說人話”。

這個要求其實不低，很多博士碩士科研做得不錯，但寫出來的中文論文邏輯混亂、讀不通順。現在有AI幫忙，好歹能讀明白意思了，但底層的表達能力還是得靠語文訓練；

工程：是動手能力，是把東西從無到有造出來的能力，是我們跟未來對接的能力。這套MAPLE教育模式比傳統的STEM教育更適配未來。STEM太偏理工科了，而這恰恰是AI最擅長的領域。 在STEM上堆再多訓練，對人認識自身、發展獨有的能力其實幫助不大。

而且STEM教育本身是冷戰思維的產物，當年美國在航天領域被蘇聯全面趕超，才開始大力強調理工科教育，因為美國本身的文科底子就很強。

我們當年學美國，直接把STEM搬了過來，但其實我們本來就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傳統，理工科基礎本來就強，反而是人文素養這塊是短板。所以照搬STEM這套，其實并不適配我們的國情，尤其不適合未來和AI共存的時代。

這些真正屬于人、和AI形成差異化的能力，才是和AI共生的時代里，我們該重點培養的東西。AI的發展方向其實很明確，反而是那些超驗的、屬于人本身的價值，我們到現在還沒完全摸透，這部分最終還是要靠人來完成。

基于這個判斷，未來的教育結構理應做分層調整，我們現在也在大學里推動這件事：本科階段打基礎，做剛才說的MAPLE通識教育，把人類文明各維度的底子扎牢；到了碩士階段，就徹底轉向職業培訓，學制一年到兩年就足夠。

誰也沒法預判未來哪些新職業會出現、哪些舊職業會消失。有了本科的通識基礎，新行業冒出來了，你去讀一年職業碩士就能快速上崗；等哪天這個行業被AI提效、崗位縮減了，你還能回到學校接受新一輪培訓。

一輩子只干一份工作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不用再抱有這種幻想。 未來的年輕人，可能每隔五年、十年就要回學校做一次職業更新，這反而會是大學長期存在的核心意義之一。

說到底，教育最終要培養的，是“讀五花八門的書，交三教九流的人”的本事。這是人的能力，不是機器的能力，也是年輕人真正該練的內功。

三、羅素與松弛教育

前面講的都是知識訓練層面，今天下午的課程真正的主角還沒登場，這個人就是羅素。

1.技術進步，到底能不能帶來一個更幸福的社會？

除了前面說的MAPLE五類教育，羅素晚年提出的教育理念，我覺得對當下的年輕人、對我們這代人都特別重要。我在新書里也提了一個概念，叫“松弛感教育”，別把這個世界搞得那么緊張。

羅素早在1920年代就想透了一個問題：技術進步就一定能帶來人類幸福嗎？不一定。技術和科學本身是中性的，怎么用它，才決定了人會不會更幸福。

羅素有個很有名的“別針廠比喻”：有家別針廠引進新技術，生產效率直接翻了一倍。

這時候廠方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把每天8小時工作制改成4小時，工人早點下班，回家陪家人、喝咖啡、做點自己喜歡的事，享受松弛的下午，人類整體的幸福感提升了；

另一個選擇，是裁掉一半工人，讓剩下的一半人因為怕失業，反而加班更兇。

技術進步未必能讓人更幸福，反而可能讓大家活得更累。

羅素說： 高速增長的時代，人很容易陷入一種思維，把“成功”和“追求成功的過程”完全對立起來。

在高速發展期，大家習慣了這種思維，但長期下來會怎么樣？

羅素說，經歷過這種高速增長生活的人，一定會神經衰弱，會拼命找方式逃避，連休閑都像工作一樣緊張費勁，因為人已經徹底不會放松了，最后整個社會會 “消亡于不能繁衍”。

事實上，羅素在二三十年代對歐洲社會的這些思考，慢慢塑造了今天歐洲人的人文氣質。

現在我們去歐洲旅游，很多中國人都理解不了：

冰激凌生意這么好，店家非要只開半年，剩下半年全家度假去了，有錢不賺；明明挺好的酒莊，有機會做成國際大牌，人家偏不，說我們家族就這么小打小鬧做了一百年，不想擴張。

還有前幾年拿諾貝爾獎的那位科學家，全世界都找不著人，原來他跟老婆在山里徒步。如果抱著“結果至上”的思維，你根本理解不了歐洲人的這種松弛感，理解不了他們為什么把過程看得比結果還重。

四、羅素折點，是什么？

共識力也是領導力

我這周剛交付后期制作的新書里，就搭了一套新的知識框架，走的是很古典的邏輯：先立基本假設，再做推演。

第一個假設：羅素折點

在羅素折點之前，是工業化高速增長期：社會從貧困線掙扎的狀態，通過工業化進入相對富足階段，溫飽、小康問題陸續解決。

到了這個節點，文明就面臨一個選擇：是走向富足且幸福的社會，還是走向富足但內卷的社會？這個分叉口，就是羅素折點。

過了這個折點，社會的核心命題就變了： 從“怎么更快”變成了“怎么更好”，從解決效率問題，轉向解決創造力問題；從生存邏輯，轉向意義邏輯。

英國的發展路徑就是典型：100年前走完高速工業化，之后經濟增速自然放緩。高速增長本來就只是工業化特定階段的產物。

從農業時代的低起點起步，進入工業化后會有一段爆發期。英國作為第一代工業化國家，這段路走了100年；中國有后發優勢，能借鑒前人經驗，40年、一代人就走完了。

但人很容易把時代的紅利，當成自己的能力。我們這代人總覺得是自己選對了賽道、足夠努力才成功，其實很大程度是踩中了時代的上升期。

40年里人均GDP從70美元漲到13000美元，翻了近200倍，每年百分之十幾的增長，這種大背景下，機會自然多。

基數大了，增長率放緩是必然的。未來40年再翻200倍？那人均GDP就快300萬美元了，根本不現實。增速下來了，一夜暴富的成功案例自然就少了。

但反過來，這個時代也沒有那么匱乏了，不會餓肚子，沒有生存焦慮，其實人的選擇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

那種“選對賽道、一路狂奔”的思維，其實已經過時了。不是賽道少了，是賽道太多了，沒有哪一條是絕對正確的，也沒有哪個機會是錯過就完了。過了羅素折點，整個社會的心態、發展節奏，都該跟著調整。

第二個假設：人的兩面性的

我們熟悉的所有經濟學理論，不管是亞當?斯密還是馬克思，都是工業革命時代的產物，都是把人當成經濟單元、經濟行為體來研究。

但羅素早就提過，人還有精神的一面。等溫飽問題解決了，人才會開始關注自己的精神世界，關注維特根斯坦說的那些超驗的東西。

所有經濟層面的、可計算的事，計算機都能干，未來AI只會做得比人更好。

但精神世界里那些關于意義的部分，是算法描述不了的，才是人類真正該關注的核心，這也是過了羅素折點之后，社會最該重視的東西。

羅素當年就說，凱恩斯的經濟模型關注的人的經濟屬性，是工業革命時代的產物。

但人的精神一面是無限大的：有人可以為了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生命都可以不計較，沒法用錢衡量；有人會做出極端的選擇，也沒法用經濟邏輯解釋。

為了精神世界，人可以承受巨大的犧牲，不在乎財務上的損失。

這部分精神屬性，在解決溫飽之后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它不可計算、不可被AI替代，有無限的延伸空間，也有無限的創造力。

在這兩個假設的基礎上，我們再回頭看教育，就會看得很清楚。

工業化時代的教育體系，叫普魯士教育體系，它的核心就是標準化：短時間內批量培養大量合格的產業工人，把人訓練成標準化的螺絲釘，哪里需要就擰到哪里。

19世紀末德國才完成統一，是歐洲最晚工業化的大國，要快速追上英法美，就靠這套體系快速輸出標準化人才。

賽道化的、工業化的文明，容易把人訓練成機器。到了新的階段，我們要做的，是把人重新培養成人，發展人真正擅長的東西。

和“賽道文明”相對，我把后工業時代該有的文明形態，叫花園文明，它的核心是多樣性。

社會物質豐富了，就像古人說的 “倉廩實而知禮節”，溫飽小康都解決了，就該去填補人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的東西，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人可以長成各種各樣的樣子。

這時候的年輕人，更像花園里的花。長輩、社會要做的，就是提供陽光、雨露和肥料，不用規定每一朵花必須什么時候開、開成什么顏色。

有的長得快，有的長得慢，最后開出來的花也各不相同。好在這個社會已經有足夠的物質基礎，能支撐他們自由生長。

我們這代人習慣的賽道思維，可能真的過時了。在賽道時代，優化是唯一目標，要更快、更好、更強；到了后工業化的創造時代，創造力才是核心。

但創造力這東西，你沒法規定它、考核它，一旦規定 “必須有創造力”，就又回到賽道思維里去了。

五、創造力和人口活力，

要靠“松弛”

松弛，才是這個時代創造力的前提。孩子松弛下來，才有創造力；社會允許不同節奏的生長，才會有多樣性。

花園里會長出各種各樣的花，不用都按一個標準長。我總想起《蘭花草》里的意境：從山里采來蘭花草種在園子里，澆水施肥，然后靜待花開。教育本來就該是這樣的。

1.松弛與社會發展的強相關性

說回現實，松弛和生育、松弛和創造力，都是強相關的。年輕人松不下來，一直緊繃著，生育意愿會直接受影響；同樣，一直處于焦慮和壓力里，也出不了真正的創造力。

日本是個很有意思的樣本：不管是主動調整還是被動放緩，日本低速發展了三十年，整個社會的節奏慢了下來，人也變得松弛、“治愈”。

也正是2000年之后，日本幾乎每年都有諾貝爾獎得主。因為大家可以放松下來，一輩子專心做一件事。

很多日本的工程師、學者，一輩子就深耕一個方向，周圍沒有那么多業績壓力，慢慢投入、慢慢積累，走著走著就出了大成果。

可以拿一組數據做參考，未必絕對精準，給大家提供一個觀察視角。

首先是工作時長：韓國是發達國家里工作時長最長的，年工作時長接近2000小時；而歐洲很多國家只有1500小時左右，攤到50周，每周才工作30小時。但工作時間短，并沒有影響他們的創造力。

怎么衡量創造力？這本來是個很虛的概念，我選了一個可量化的指標：每億人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這個定義當然很狹窄，但至少它是可檢驗的事實。

把數據畫成圖你會發現：人均諾獎數量和出生率，基本是正相關的。美國算是個例外，因為它的諾獎得主里大量是外來移民；排除移民因素，其他國家基本都符合這個規律。

最突出的是以色列。以色列的人均諾獎數量全球最高，同時它的總和生育率有2.8，在發達國家里遙遙領先。

這里面當然有宗教信仰的因素，但本質上，整個社會的保障體系、年輕人的安全感和對未來的信心，既支撐了高生育 率，也支撐了強創造力。

基于這些觀察，可以提出一個概念： 除了傳統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我們還需要一種新的資本——松弛資本。

它不是消費性的，是生產性的。只有松弛下來，才會有真正的創造力，才能推動社會往前走。松弛資本能支撐真正的創新，能容納風險、允許試錯。人沒有安全感、松不下來的時候，只會求穩、中規中矩往前跑，根本不敢試錯。

松弛資本也支撐長期主義，不用被短期業績考核綁死。它能讓一個文明更有韌性，不會因為幾代人不愿生育就慢慢萎縮，文明的生命力會更強。

回到羅素的觀點：創造力和松弛正相關，根本原因在于，創造力本身就要求無目的的探索、跨界的連接、反復的試錯，要求人對不同領域都有了解，要求社會有足夠的容錯空間。

這些既是對松弛的要求，也是對創造力的要求。人得有空間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才能長出不一樣的東西。

羅素說：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自由。幸福的本質，是我們一切行動都源于內心深處的沖動，而不是對他人的妥協、對外部標準的妥協。

2.松弛是創造力的必要土壤

最后講幾個劍橋的小故事，雖然我總調侃牛津劍橋不對付，但舉例子還是得用它們。

第一個就是牛頓。

如果不是當年鬧疫情，學校停課，牛頓也不會回鄉下老家。就是在鄉下閑著的那幾個月，他才有功夫坐在蘋果樹下發呆，琢磨出萬有引力。要是天天被KPI追著，他哪有閑心坐在那想蘋果為什么往下掉？

時間的冗余、足夠的安全感，是自由探索的前提。

知識的進步從來不是按計劃表來的。你的好點子，有幾個是在辦公室加班想出來的？大多是散步的時候、湖邊發呆的時候、閑聊的時候冒出來的。

第二個是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也是劍橋的故事。

沃森他們當時拿到了DNA的X光衍射照片，但一直想不通結構到底是什么樣的。結果有天沃森睡覺，夢見了雙螺旋的樣子，醒過來一下就通了，DNA雙螺旋結構就這么發現了。

你看，連做夢都能出重大成果。羅素說過： 別因為睡懶覺就有負罪感，你就算起來，也未必對世界有什么貢獻，不如好好睡覺。

這話聽著像玩笑，其實特別實在。休閑、休息，本來就是人作為完整個體的正常需求。

但我們的語言里怎么說？叫 “偷得浮生半日閑”，連正常的休 息，都搞得像做賊一樣，自帶罪惡感。好像別人都在上班，我去睡覺、去休息，就是不對的。

其實足夠的休息，能讓大腦恢復活力，才會有創造力，才能想清楚更重要的事。

羅素折點之前，文明的核心任務是解決效率問題；羅素折點之后，文明要解決的是人類的意義問題。 效率問題是可計算、可衡量的，AI和算法就能處理。

但意義問題遠遠超出了可描述的范疇，是那些超驗的、語言說不清楚的東西，才是真正值得人投入精力的。

折點之前，我們拼的是競爭力；折點之后，我們要考慮的是平衡能力。不是說要放棄效率，而是要在效率、休閑和創造力之間找到平衡，這才是真正考驗一個文明韌性的地方。

至少到今天，中國是有底氣來做這件事的。前四十年我們忙著追趕，沒資格談松弛；現在我們有基礎、有本錢，來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AI對這個時代的影響，一面是讓教育更普惠、技能門檻更低，它能快速幫你掌握專業基礎能力，讓你不用花大量時間在重復性訓練上，從而有更多時間離開辦公室、放松下來，體會作為人的主動性，享受不那么匆忙的生活。

很多創意，都是在松弛的閑聊、放松的狀態里產生的，加班這種事，慢慢可以更多交給AI去做。

從這個角度說，AI有可能帶來人類更松弛、更自由的狀態。但反過來，技術進步也完全可能讓大家更卷。最終走向哪一邊，不是技術決定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選擇。

結語

聽完馬兆遠教授這些話，我們就該明白：單純追求效率和速度的時代已經過去，創造力、幸福感和社會韌性，才是未來發展的核心。

AI能搞定所有標準化、機械化的工作，這也是我們未來教育的核心方向：不再把人培養成機器，而是守住人獨有的特質。

學會松弛成長、拒絕功利內卷，修煉審美、共情、創新這些AI替代不了的能力，積累松弛資本，才能跳出內卷困境，讓每個人自由成長，讓社會保持長久的活力和創造力。

面向新全球化時代、AI新時代，筆記俠PPE（Philosophy哲學、Politics政治學、Economic經濟學，三學科交叉培養體系）課程，正是為理解這樣的復雜系統而生。

在這里，你能理解以AI為核心的科技經濟和智能商業，更能理解AI作為一種文明力量的哲學本質；你能看懂新格局下的國際貿易與經濟政策，更能看懂其背后國際政治與全球治理模式的深層博弈；你能洞察商業的規律，更能洞察文明進程與人性的永恒法則。

這，正是第五代企業家應有的一套完整的“認知操作系統”。駕馭技術、洞察世界、扎根中國、修煉心力，在應對時代重重挑戰中尋找屬于你的決策底牌。

穿越變革的舊世界，找到時代的新大陸，從【PPE：未來3年和AI時代的決策底牌】開始。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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