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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星空:星河里的中華文化》
作者:齊銳
版本:中國紡織出版社
2026年3月
我經常會想,古人在沒有燈光干擾的漆黑夜晚,他們能看到的星空是什么樣的呢?
自古以來,人們都對頭頂的星空充滿敬畏,通過它來尋找天地運動的本源,體悟生命存在的意義,思考精神和靈魂的歸宿。因此,自然也會把文明的內涵賦予這片天空。古人對星空的認知,以及他們賦予星空的寓意,遠遠超出今天我們的想象。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天文無疑是最早起源的學問之一。古老的“天問”,不單單是出于人們的好奇心,更多的是為了適應生產實踐、社會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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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頂的星空。《中國星空:星河里的中華文化》插圖
人生于天地之間,在漫長的文明初起時代,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我們的祖先腳踏大地,仰望星空,逐漸形成了對山川奔流、天象運行的記憶與理解。對處于早期農業階段的古人來說,他們通過長期觀察日月星辰的運動,掌握天象運行規律,來確定農時,星空逐漸成為頒授農時和最原始的權力來源。
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慨嘆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他認為,在夏、商、周時代人們就對“七月流火”“三星在戶”“月離于畢”等天象和日常生活的關系有了認識,這些與天文有關的詞句經常出現在那時人們的日常會話中,表明那時“人人皆知天文”。
考古研究也表明,即便是在沒有文字流傳下來的上古年代,那時的天文知識已有相當豐富的積累。
天文是起源最早的古老學問之一
考古發現,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陽賈湖、湖北秭歸東門頭等遺址,出土的“目”字紋、太陽人紋,反映先民已經開始關注天文。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湖北秭歸柳林溪、安徽蚌埠雙墩等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不乏與天文相關的圖案。
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出土的6400多年前的歷史遺存——龍虎形蚌塑,揭示出當時的先民們已懂得觀象授時,并且根據對北斗和二十八星宿的觀測決定時間,進而建立了原始的歷法。
在距今5300年前的早期國家形成時,曾出現輝煌的良渚文化,考古發現當時最重要的玉器——琮和璧,顯示出先人們對天地的崇拜,已經達到宗教信仰和禮儀制度的層面。在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發現了距今5000多年的紅山文化祭祀建筑遺址,主要由一組方形與圓形的石筑臺組成,方壇在北,圓壇在南,考古學者認為方形祭壇表示的是大地模式,而圓形祭壇則表示天穹的模式,可謂天圓地方,天南地北,這是古人對宇宙模型早期認知的體現。
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遺址,先人們建造了當時最先進的觀象臺,利用觀測點—墻體縫隙—塔兒山三點一線的原理,記錄每天太陽的升起位置,觀測節氣到來的時間,進而把握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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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古觀象臺遺址。《中國星空:星河里的中華文化》插圖
商代甲骨文中不斷出現的干支表和日月的刻辭,是商人天文歷法成就的重要體現,而西周時期銅器銘文中屢屢出現的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月相名稱的記錄,代表了周代在春秋以前的天文學水平。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太陽、月亮以及金、木、水、火、土等星的研究已相當深入,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等體系日趨成熟完善。在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上所繪的天文圖中,不僅中央有篆書的“斗”字來表示北斗,周圍還環書有二十八宿名稱,并從北斗延伸出四條線,指向心、危、觜、張四宿,這是我國古代星官體系的重要發現。
在世界各地,各悠久文明也都留下了跟天文有關的早期遺跡或文物,例如,古埃及的金字塔、英格蘭的巨石陣、中美洲的古代觀星臺,等等。
《周易·賁卦·彖辭》有云:“關乎天文,以察時變。”古人認為,人生于天地間,與天地合為“三才”。在蒼穹之下展開的長期天文地理觀察,推動成長出人們宏闊深遠的地域觀念。古人對天文的長期關心,源于對人類自身命運的傾心關懷,并寄望能取法于天地自然。正如天文考古學家馮時先生所說:“上古天文學與天文觀不僅是我國文化的淵藪,也是中國傳統知識體系與思想體系的淵藪。”
歷經幾千年的時間,積累起來的中國古代天文學,不僅可與世界上任何古老文明相媲美,也不斷深刻地影響著后人,取得一個又一個重大成就,推動著中華文明一路向前。
作為起源最早的古老學問之一,天文到今天依然煥發著“青春”。進入21世紀以來,在諾貝爾物理學獎中,天文學獲得近三分之一的份額,在所有自然科學的門類中,天文學獲獎比例最高。這足以說明,天文學是現今自然科學中最活躍的。隨著宇航時代的到來,在探索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人類必將獲得前所未有的宇宙新知。
中國近現代天文的先驅者朱文鑫先生曾發出這樣的肺腑之言:“天文為科學之祖、文化之母。世界文化之起源,莫不與天文相表里,世界科學之發達,莫不藉天文以推進。”
古人的“觀象授時”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古代對有文化的人的描述。《周易·系辭下》記載“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意思是說,伏羲之所以能夠成為當時天下的共主,是因為他能夠仰觀天象、俯察地理,并以此解釋天地萬物運行的法則。實際上,古代的君王在治理天下的時候,離不開把“觀象授時”作為重要的手段。
古人的“觀象授時”是指通過對天象的觀察,來推算并確定時間和歷法,而統治者通過頒布農時與歷法,來統一協調全國上下的各種社會活動,這既包括農業生產,也包括重大的祭祀活動。因此,在古代以“觀象授時”為己任的天文學,始終要服務于生產和社會活動。
在北京古觀象臺的紫微殿中,有一副牌匾,上面寫有“觀象授時”四個大字,據說是乾隆皇帝的手書。這四個字出自《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指堯帝在治理天下時,最首要的一件事情便是命令天文官羲和,恭敬地順應上天,通過觀察天象,制定、發布時間和歷法,指導百姓生活和社會活動。應該說,自堯帝時代起,“觀象授時”這一傳統延續了數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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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觀象臺的“觀象授時”匾額。《中國星空:星河里的中華文化》插圖
有將近六百年歷史的北京古觀象臺,曾是明朝和清朝的皇家天文臺。那時由國家指定的天文官員,都在觀象臺日夜輪流值守、勤奮觀察天象,并經過認真嚴密的推算,確定來年各個歷法時間節點,再結合國家治理和社會活動的需要,綜合形成官方的歷書,在年末由皇帝親自在宮廷向天下頒布,全國統一執行。
司馬遷在《史記》中指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說的是古代每到改朝換代之時,新君王必須要做的政事就是“改正朔”。這里的“正”是指正月,即一年里的第一個月,“朔”是指初一,即一月里的第一天,合起來是“正朔”就是正月初一,即歲首,代指天文歷法。“改正朔”便是指統治者制定新的歷法并頒布天下。它的意義在于,一方面表明他的統治是“受命于天”,另一方面也用全國統一的時間歷法來協調政令和社會活動。
可以說,“觀象授時”這四個字高度概括了我國傳統天文的主要內容,即觀天象、授民時。這也因此奠定了古代天文學的重要地位。宋代思想家程顥、程頤說過:“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歷明時,萬事莫不本于此。”他們把觀象、治歷和明時看作萬事的根本、治國的要術。
寒來暑往、春華秋實,一年四季的變化對于生活和生產的影響與制約,人們自古就有感受。在古人看來,只有統治者無奪天時,并且農、林、漁等百工不失天時,才可以財用富足、百事和美。
在這種順乎自然的思想指導下,春秋時代早期就形成了我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月令”體系。在《禮記》中有《月令》篇,它按照一年12個月的時令,記述了在每個月中,官方所要開展的祭祀禮儀以及相關的法令和社會禁令。
此外,古人還將順乎自然的“月令”思想向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擴展和延伸,一方面起到保護生態環境,求得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健康和養生與時空建立了科學的對應關系。
我國重要的傳統醫學寶典《黃帝內經》也指出,人的生活應當順應自然的時間節律,即“法于陰陽”。在其中的《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中提出:“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古人認為,人體可以看作一個“小宇宙”,也有生長收藏的節律,只有遵循這個節律,才能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
《黃帝內經》按照一年四時的節奏,給出了不同的養生保健要點,例如有“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于庭,被發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意思大致是說,春三月,是萬物復蘇的時節。此時,大自然生機勃發,草木欣欣向榮。而人們應該適應這種環境,每天晚上適當早睡,早上早點起床,在庭院里一邊散步,一邊披開束發,舒緩身體,以使神志隨著生發之氣而舒暢。日常的活動要順應春生之氣,這就是養生的方法。違背了它,就會傷肝,到了夏天就要引發疾病。
古人的宇宙學說
在古代,傳統天文的首要任務之一便是觀察天象、總結規律。在長期系統的天文觀察實踐活動中,我國古人發展出關于天地宇宙的若干結構模型,產生于漢代之前的宇宙學說主要有三種:蓋天說、渾天說和宣夜說。
蓋天說是我國古代出現最早的天地結構理論之一。蓋天說認為天在上,地在下,天為一個半球形的大罩子。南北朝時期的民歌《敕勒歌》中“天似穹廬,籠蓋四野”是對蓋天說的形象化說明。蓋天說先后有兩種模型,第一種是“天圓地方”說,《晉書·天文志》中說:“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第二種蓋天說將方形大地改為拱表大地,在《晉書·天文志》中說“天象蓋笠,地法覆舟”。這時已經有了拱形大地的設想,為以后球形大地的認識奠定了基礎。
《周禮·考工記》中有:“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這里的“軫”是指古代車廂底部四周的木板。古人把天地的相對位置和形狀,以車輛上張開的半圓形的車蓋以及平整方正的車廂來做比喻,還把車蓋上的28根骨架比作天上的二十八星宿,表達出日月星辰是附著在半圓形的天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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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天說模型。《中國星空:星河里的中華文化》插圖
較為詳細論述蓋天說的早期文獻主要是《周髀算經》。書中不但對天地的形狀都有描述,還建立了數學化的模型,它認為天地之間的距離為八萬里,并以立桿測影的結果,計算出從南極到北極的距離。
實際上蓋天說本身存在一些人為假定的前提,并不符合實際,因此出現了觀測與理論無法相符的情況。
渾天說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在與蓋天說的爭論中,逐漸發展和完善。渾天說主張大地是個球形,外裹著一個球形的天穹,天球里盛滿水,地球浮在天表內的水面上,半邊天在地上,半邊天在地下,日月星辰浮在天殼上,隨天周日旋轉。
屈原在《天問》里說:“圜則九重,孰營度之?”這里的“圜”很可能就是指把天看作一個球形。西漢早期的天文學家落下閎曾利用渾天理論,制作觀天的儀器——渾儀,并以此參與太初歷的制定,奠定了我國傳統歷法的基礎,體現了渾天說指導實踐的意義。在理論上,漢末思想家楊雄進一步指出蓋天說存在的8個矛盾之處。最終,經過東漢張衡的歸納和總結,渾天說確立了在古代天文學中的主導地位。
張衡在《渾天儀注》中指出:“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于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在渾天說看來,天就像一個雞蛋,地就像雞蛋中的蛋黃,漂浮在蛋中的水上。這樣一來,就產生了天球的概念,通過建立天球坐標系統,就可以通過儀器測定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的位置了。在古人對宇宙模型的認識上,渾天說比蓋天說進步了。
無論是蓋天說,還是渾天說,日月星辰都是附著之物,前者是附在天蓋上,后者是附在天球上。而宣夜說則與其都不同,它認為“天”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天穹,只不過是無邊無涯的氣體,而日月星辰懸浮在無邊無際的虛空之中,它們的運動都是虛空中所充盈的氣推動作用的結果。因此,在宣夜說看來,天是無形、無體、無質的,且極其高遠。可見,宣夜說對于宇宙的認識,相比蓋天說和渾天說,更近似于現代,然而,這一學說卻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難怪東漢的蔡邕說:“宣夜之學,絕無師法。”表明至少在漢代時,它就已經成為幾乎絕傳的學派了。
最終,渾天說一直被歷代天文學家所采用,并用于指導觀測實踐,古代的大多數觀天儀器都按照渾天說的理論來制作,直至清代西方天文學傳入為止。
本文選自《中國星空:星河里的中華文化》,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方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齊銳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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