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中，一位高考失利選擇了復讀，由此走上人生“快車道”，不僅成為知名學者，還用哲學思維治愈了不少人的焦慮與彷徨；一位高考失利后雖然沒有選擇復讀，卻將遺憾深埋心中，在走過34年彎路后憑借努力與執著完成了求學北大的夙愿，身體力行地為年輕學子們樹立了榜樣。

在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主任程樂松與精華學校校長、北京大學哲學系在讀博士廖中揚有關“為什么要上大學”的一場對話中，二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回答了高考失利后“要不要重來”、“值不值得復讀”等困惑。他們的故事本身就是對命運的最好詮釋——人生的節奏不必整齊劃一，只要敢于直面遺憾、有為愛重新出發的勇氣，哪怕按下人生的“暫停鍵”也不意味停頓，而是對更好未來的一次“重啟”。

第一年高考失利勇敢按下“重啟鍵”，人生由此走上“快車道”

幾次開學和畢業典禮致辭中令人醍醐灌頂的“金句”頻出，再加上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博雅特聘教授、哲學系宗教學系主任的身份，程樂松很快走紅網絡，其觀點也被各種媒體和自媒體轉載。

但很少有人知道，能夠一步步走到今天，程樂松并非一帆風順。第一年高考由于沒發揮好，他還曾經復讀過。程樂松坦言，復讀本身不能說是個好選擇，如果第一年就能考上心儀的學校當然最好。萬一第一年沒考好，認為自己還有提升空間、想去個更好的環境；或是之前的學習方法和學習習慣一直有問題，改掉這些問題后成績就有可能提升，那么復讀可以成為選項。程樂松便是如此，通過一年努力他的成績像變魔術似地增長了100多分，第二年考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系。

有人可能避諱說自己是復讀生，但程樂松卻坦言復讀給自己成長帶來的價值。在復讀的那所學校，應屆生被看作“一等公民”，復讀生屬于“二等公民”，直到考入北大后這種感受才有所改變。但程樂松卻認為，挫折教育其實對一個人的成長很有幫助。由于擔心批評會導致信心喪失，現在的孩子們被從小夸到大，這種挫折教育的缺失其實對他們的成長并不利。

雖然復讀期間被學校管的少了，但程樂松并沒給自己“放羊”。這反而讓他養成了自己做學習計劃、對很多問題進行思考的好習慣。這種學習能力不僅大學教育需要，也讓他感到會受益終生。此外，復讀還讓他變得更有耐心，適應了等待的感覺；他清楚要想到達夢想的彼岸，就要走過這一年的人生“苦旅”，用堅韌的付出澆灌出希望之花。

要說復讀帶給程樂松的最大價值，莫過于考入“北大”。是北大，幫他建立起對于整個社會的認知。在這里，他結識了很多自制力和快速學習能力強、有責任感的良師益友，在從他們身上汲取養分的同時，他對自己也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他常說，“你和誰在一起，比你學什么好像更重要。能和更優秀的人在一起相處四年，可能比隨便選個學校上更好。”

一年的沉淀，對程樂松來說并不是按下了人生的“暫停鍵”。他用這一年的時間不僅換來了100多分的成績增長和心智的成熟，更讓成長環境“改天換地”。如果以結果來倒推當初的復讀選擇，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你想爭取一個更好的校園和同學環境，我認為復讀這一年的時間從成本效益上來說不算太低。當你對現有成績能上的學校、專業感到不甘、產生復讀想法時，不妨勇敢地按下‘重啟鍵’。”

彌補當年未復讀缺憾，時隔34年終于圓夢“北大”

52歲這一年，廖中揚收到的最好禮物，莫過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的錄取通知書。34年前求學北大的夢想，在這一年終于成為了現實。

雖然當年廖中揚就讀的大學在市屬高校排名中并不差，但高考失利以及與北大的失之交臂，還是成為了他心中揮之不去的一種痛。畢竟，他畢業于北京的一所知名高中，當年的歷史老師曾還帶喜歡歷史的他到北大請教過歷史系教授，連今后學什么方向都做了指點。但造化弄人，高考失利讓這一切煙消云散。

面對人生中的這個“重大挫折”，廖中揚當時沒有選擇復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當年考大學時還沒有像現在精華這樣的復讀班，二是想到高三之苦、又要重來一次他最終還是放棄了。如果換成現在的自己，他表示肯定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復讀，因為沒復讀同樣吃苦不少。這種苦不是指邊工作邊讀書很辛苦，而是說要走很多彎路，離最初的夢想漸行漸遠或者繞個大彎。人們常說人生要走捷徑，但廖中揚覺得對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來說，哪有什么捷徑可言，少走彎路就是捷徑。

他把“學習”看作是一種“捷徑”，看中的是它獨特的價值——只要你愿意投入時間并付出努力，學習總會取得一定的進步，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所以學習的回報邏輯比較簡單。除此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社會競爭還是適應職業環境等都會受到外力影響，而學習可能是受外力影響最小的一件事；理論上只要你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擾，就幾乎沒有什么可以影響到你的學習，所以相對來說學習是最簡單的一件事。

在看待復讀這件事上，廖中揚也表達出與程樂松相似的觀點，即最好的選擇當然是考的分數能夠上想考的大學和專業，但有些家長即使孩子高考成績不理想也沒把復讀當作選項，覺得有學上就行，等四年后考研再考個好學校。對此廖中揚指出，高考錄取率和考研錄取率相差很大，高考是和北京考生同臺，而考研是和全國學生競爭，所以錄取比例更低、難度更大。“復讀不一定是個好選擇，但至少對考試成績不理想的學生來說，可以是個選項。現如今有很多考試大家都‘二刷’，考研可以‘二刷’，‘考公’可以二刷、甚至能考到35歲，就連司法考試等淘汰率很高的考試大家都可以考多次，為何高考就不想考第二次呢？又有多少次考試不能重來？”

在程樂松看來，有些人憂慮高考“二刷”的背后，是高考帶來的巨大挫折感所致，于是出現了對學習成果或是學習能力的否定。他希望家長和考生千萬不要因為學習成果而否定學習能力，因為學習能力“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學習習慣和學習態度出了問題，否定它就意味著對過去12年學習的徹底否定。根據他的經驗，高中階段學習只要有人給你做有效的指點，這層“窗戶紙”比較容易捅破；而很多時候學生真正需要突破的，是他們的學習意愿，而不是學習方法。

復讀塑造了人格中最有價值的部分，而沒復讀走過的彎路可以用努力補上

廖中揚“北大”讀博，背后的付出很多人可能難以想象。考博前一年為了過外語考試關，他同時使用三個英語APP背單詞，每天堅持記100個左右的單詞并練習英語聽說，最終順利通過“雅思”考試。進北大后，他使用的學習APP數量由3個增至9個，每天背德語單詞的時間從三個小時到7、8個小時不等，睡眠的時間卻減少到幾乎每天不足6小時，而且質量很差。雖然平均每天上課時間差不多七、八個小時，自己可支配時間很少，但廖中揚仍堅持每天放學后回學校處理公務，對于新進員工也一如既往地堅持親自面試。再苦再累，他都沒有動搖過對讀博的選擇。

也許外人會好奇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撐他這么做，答案是為了完成不同的“期待”。其中，既有父母對他的期許，更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廖中揚是個求知欲與好奇心很強的人，上大學時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知識面比較寬，這得益于家庭的熏陶。后來去中歐商學院學習時，教授又稱贊他有跨界思考能力。雖然走過彎路，但他始終保持著很強的好奇心，對于新事物總想花時間去學，渴望探索自己的邊界究竟在哪里，用他的話說，“人生的長度不能延展，但人生的寬度可以拓展。”

雖然當年沒去復讀，但廖中揚卻以另一種方式完成了跨越34年的北大讀書夙愿。后來他投身復讀教育，也是希望能用這一年時光，幫助學生們重新思考未來方向，今后少走彎路。他用自己的身體力行告訴學生們，“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就是知道和做到。”

程樂松當年選擇了復讀，讓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他因此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畢業后又去香港攻讀了博士，最終回到北大任教。在這一過程中，他認識到學術才是自己的“舒適區”，并將哲學確定為未來職業的發展方向。

以終為始來看，程樂松覺得復讀帶給他的是終身影響。北大成為他安身立命之所，塑造了他精神生活的全部。對他個人而言，復讀這一年的“性價比”非常高。除此，他認為如何看待復讀的態度也非常重要，如果僅僅因為害怕選擇而做出這個選項沒有必要；但如果抱著“勝故欣然、敗亦可喜”的心態選擇復讀，希望通過復讀改變自己的學習方式和學習習慣，重新架構將要被考察的知識，從非常理性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結果一定是好的。

程樂松還強調“堅持”對于復讀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勵志勵的挺好，但開始復讀沒幾天就感到厭煩，也不會有好的結果。而既有有力態度、又有持續堅持的意愿，才能最終體會到什么叫“自助者天助之”；一個有自制力的人還能持續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生命就不可能失敗。他建議大家不必在意社會評價，因為它很片面，每個人面對的自我價值肯定永遠是面向自己內心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復讀塑造了程樂松人格中最有價值的部分，讓他在挫折中看到了希望，而這個挫折帶給他的正反饋之大，用他的話說，“讓我始終認為自己是人生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