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關稅政策下，ESG還值得做嗎

特朗普關稅大棒引發全球貿易震蕩。

自4月2日起，特朗普政府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稅率逐步提高至145%，個別商品累計各種名目的關稅已達到245%。中方打出“組合拳”堅決反制。

在中美關稅交鋒之下，中國企業切身感受到關稅數字背后帶來的風浪沖擊。成本上升、市場不確定性增加、供應鏈穩定性受到挑戰。面對關稅沖擊，企業如何實現突圍？ESG的進程將受到怎樣的影響？

著陸Touchbase對話了三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嘗試在復雜多變的國際貿易風浪中厘清現狀，在ESG語境下，籌謀中國企業的對策。以下是對話實錄。

蔣南青：把握長項，堅持開放

WGDO綠色循環產業專委會秘書長、青合循環經濟與碳中和研究院院長

著陸TouchBase：特朗普關稅政策對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會帶來哪些短期影響和長期挑戰？

蔣南青：從現在全球布局來說，中國在制造業方面全球領先，而美國沒有自己的制造業主體，因此關稅政策主要目的是制造貿易壁壘，和碳中和并沒有特別直接的關系。

給中國企業帶來的主要挑戰就是如何降低成本，以更好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畢竟市場還是在國外。

事實上，提高關稅會刺激企業往外跑。企業感受到風險更多來自于一些全球化政策。在上一次提高關稅時，大部分國企、央企基本都已進行海外布局了。第一輪布局基本完成，也帶動了國內一些優勢技術產業和中小企業一起往外走。因此為了順應全球貿易趨勢，包括原料市場、銷售市場都會被關稅政策刺激，加快出海的節奏。

著陸TouchBase：加征關稅后，中國企業是否會面臨出口成本上升、市場份額流失的問題？這種情況下，企業是否會減少對綠色技術研發的投入？如何避免ESG進程“開倒車”？

蔣南青：關稅加征肯定是會影響成本，但中國企業要降低成本反而會更需要綠色技術的投入。

更高更好的綠色技術可以減少排放，減少生產中產生的廢棄，提高生產效率，加強循環經濟，更能達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中國的綠色技術現在是領先的，增加關稅后，歐美產品后端處理廢棄的問題仍然存在，依然需要依靠中國的循環再生技術。

所以現在更多面臨的還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政策的問題。

比如，現在談的一些全球氣候公約，或是對循環經濟和廢棄物不同的政策，是否有政策鼓勵政策，是否以固廢定義等等，這些確實會帶來對環境的影響。因此更重要的是評估政策的影響。

現在國內政策以正向激勵的方式來支持雙碳和循環經濟。如果向國外發展，首先就要研究當地政策。企業要更多地關注當地可持續發展相關政策，研究它們是否存在激勵機制。

著陸TouchBase：如果中國新能源產品被美國市場拒之門外，相關企業會轉向其他市場（如東南亞、中東）嗎？這種轉移會導致全球綠色供應鏈的碳排放增加嗎？（例如：遠距離運輸、當地環保標準較低）

蔣南青：目前新能源電動車品牌都在開拓東南亞市場，不過東南亞地區仍以傳統石化行業為主要能源，尚未設立新能源相關政策。而且，當地像充電樁這樣的基礎設施依靠企業無法大面積建設，只有依靠政策才能讓新能源產業真正發展起來。

因此，中國企業現在在當地做的基本是轉口貿易，本地化還在投資建廠過程中。對于純靠供應鏈的運輸行業來說，還不至于導致全球綠色供應鏈的碳排放增加。

即使是傳統供應鏈，很多原材料也是基于當地產能，碳排放不是核心問題。當然這些產業也應朝著綠色低碳循環的方向發展。

企業出海投資要針對各地政策進行風險分析，要找第三方力量與當地政府進行政策層面的合作來推動市場開拓，從而進一步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出臺、開辟出對話渠道，幫助企業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

著陸TouchBase：目前的貿易格局，如果消費者轉向國產平價替代品，能否推動國內企業更注重“綠色性價比”，或為追求低價犧牲可持續性？

蔣南青：國內現在處于消費降級階段，重視生產綠色產品的企業業績確實會受到影響，畢竟綠色產品不可避免會有溢價，總體呈現出平穩甚至下降的趨勢。除非能夠再次證明綠色環保的重要性，才能幫助企業促進消費。

國外方面，比如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還有差距，消費正處于上升階段，所以中國的平價產品在生產質量和供應鏈上面仍有很大優勢。

但是現在并非純靠價格拼消費的階段，即使價格再低，消費者也不會大量購入。未來應該用循環經濟的邏輯來思考，以全生命周期的角度來看待如何推動消費，而非以賣多少產品為目標。企業要從后端的消費運營，從產品的使用和服務過程中催生出更多新的商業模式和價值。

當下的租賃服務、共享服務等新型商業模式中，消費者并不擁有產品，但注重追求使用產品帶來的情緒價值。

對于綠色低碳的產品，不要再去研究價格，而要將其所涉及的生態、環境、可持續以及人類情緒價值體現出來。

著陸TouchBase：中國是否需要建立“ESG貿易反制工具箱”（例如對高碳進口產品加征碳關稅、強化綠色產業鏈自主權）？這類措施如何避免演變為貿易保護主義？

蔣南青：我認為這對于中國來說很難。因為現在產品供應鏈還是在中國，出口的產品還是在國內生產，中國還是世界工廠。

除了美國關稅，歐盟也將要出臺法律法規，其要求諸多數據標準對于中國企業來說也是難點。我們拿不出數據就沒有話語權，只能被動挨打，這會對中國的貿易產生影響。

中國最終還是要在政策上補齊短板，除了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應該對軟性、體系性標準法規增加政策性投入，不能永遠處于一個被動狀態。

著陸TouchBase：您如何看待加征關稅后，未來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影響？有哪些趨勢值得關注？

蔣南青：我此前參加過聯合國的研討會，議題圍繞可持續發展的不同情景，比如各國之間各自采取壁壘政策，關起門來互不合作；還是進行合作改革，大家多溝通交流。這些都是國家之間博弈策略的問題。

就不同情景的討論得出結論是，這種壁壘政策對誰都沒有好處。真正能夠保證可持續發展的共贏方法是要彼此合作，互通有無，打開國門來交流ESG，交流民主文化，交流合作貿易等。

如果關起門來自己過自己的日子，不和外面交流，關于廢棄物、氣候這些全球性的可持續問題，只靠自己是無法解決的。從長遠來說，要堅持這種開放共贏的格局。

對中國來說，面對美國的關稅政策，我們應該發揮制造業的長處。除了貿易出海或者轉口以外，我們的企業也應在自動化領域向外轉口，把握自己的專長和絕技，根據我們獨一無二的完整供應鏈這一特點，順應時代發展，用更全球化的視角去看待問題。

呂建中：直面挑戰，加速技術突破

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可持續發展管理專委會副主任、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貿易促進委員會委員

著陸TouchBase：貿易戰是否會導致中美兩國在氣候議題上“脫鉤”（例如暫停綠色技術合作、碳市場互通受阻）？這對《巴黎協定》目標有何影響？

呂建中：貿易戰對氣候議題影響，從而對實現《巴黎協定》目標進程的影響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必須從多個維度和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

一方面，緊張對立的關系會對中美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造成明顯的阻礙、“脫鉤”的潛在風險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氣候變化是全球性挑戰，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碳排放大國，對全球氣候治理具有重要影響，因此，這一特殊議題難以讓中美真正實現“脫鉤”；即使在貿易戰期間，兩國在氣候議題上的交流與合作也并未完全中斷（如，2023年11月中美兩國發表的《陽光之鄉聲明》，為雙方應對氣候變化、共同推進《巴黎協定》目標奠定了基礎）。

但技術脫鉤（即“卡脖子”）的風險很大。由于中美在經濟、科技等領域的沖突升級，氣候議題合作有明顯阻礙。美國可能會對中國的綠色技術產品加征關稅，限制相關技術的出口和交流，從而影響雙方在綠色技術合作方面的進展。

關鍵領域的脫碳（如航運）所需的氫能、氨燃料等技術仍依賴全球供應鏈，當關鍵設備受綠色技術合作障礙制約時，成本將居高不下，影響碳中和實質性進展。此外，當前全球減排進度僅完成2030年目標的15%。中美氣候合作出現實質性倒退，將導致發展中國家氣候融資缺口擴大、國際碳市場碎片化加劇，抵消機制互認受阻、技術擴散速度降低、氣候議題中的降低1.5°C目標實現成本增加。

從碳市場角度來看，若中美互不承認碳信用標準，跨國企業供應鏈碳成本核算將復雜化。在碳市場覆蓋領域以及碳市場規則不兼容的情況下，企業跨境減排策略將陷入困境。

與此同時，貿易戰的沖擊很有可能促使中美兩國加快本土綠色低碳轉型。中國正堅定不移地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并積極主動地參與氣候變化主要渠道談判，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事實上，美國也在加快自身的能源轉型和綠色技術發展。

中美在氣候議題的有關技術領域中存在分歧和競爭，其他國家和地區會因此加強自身氣候行動，拓展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空間，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中美合作受阻帶來的影響。

著陸TouchBase：若關稅戰升級引發技術或資源封鎖，是否會倒逼國內企業加速循環經濟（如廢舊光伏板回收）技術突破？

呂建中：一定會。

如果關稅戰升級，會倒逼中國國內企業加速循環經濟領域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突破。當企業利潤空間受到擠壓時，為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企業不得不尋求新的技術突破，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如果中國企業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技術資源被封鎖時，政策、科技、企業會聯手加速技術自主創新，以此創造新的破局之路。

實際上，這些年中國已經加大了循環經濟等領域的研發投入，以尋求突破技術瓶頸的方法。比如，中國企業在廢舊光伏板回收技術方面已經取得了進展。晶科能源等光伏龍頭企業，已建成基于物理法和化學法組件低成本環保處理成套工藝示范線，具備千噸級處理能力；此外，一道新能源攻克了EVA膠膜與電池片的分離技術、玻璃與膠膜熱分離技術、多組分靜電分選技術等關鍵技術。這些技術的突破對于提升回收效率和質量，提升再利用率程度、降低回收成本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李志青：保持對話，推動發展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著陸TouchBase：特朗普關稅政策對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會帶來哪些短期影響和長期挑戰？

李志青：會有兩方面的挑戰。

短期來看，關稅高達100%甚至200%，極大地增加了相關產品的出口成本，特別是目前出口產品中的高碳產品。企業為了控制成本和維持生產規模，可能對低碳轉型的能力有所控制，很難再進行綠色低碳的投入。

另外，我國存在依賴于美國市場的可再生能源的產品，肯定會因高關稅而發展受阻，比如光伏這種新能源產品。以低碳產業為主的企業短期營收和商業擴張將會受到影響。

長期來看，關稅政策會改變全球產業布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國制造業的優勢。我國高碳產業之間的替代和轉移會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延緩國家產業機構綠色低碳化調整的步伐。

為了應對關稅，企業研發上的投入也會受到影響，特別是綠色低碳這種技術研發和創新推廣。

著陸TouchBase：加征關稅后，中國企業面臨出口成本上升、市場份額流失，企業或減少對綠色技術研發的投入，如何避免ESG進程“開倒車”？

李志青：加征關稅后，企業毫無疑問會面臨成本上升、市場份額下降的沖擊。利潤空間被壓縮，在可預見的短期未來，技術研發的投入也會減少。但長期來看，能力較強、品牌較好的企業為了提升競爭力，可能依然會繼續加大相關的投入。

對于ESG進程，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往前推進。

從政府角度來看，應利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政策來支持企業的綠色轉型。

從企業角度來看，應強化各方面的信息披露，比如業績標準、監管等。即使在整體盤子不變或有所減少的情況下，也能引導更多的市場資源向ESG表現優秀的企業傾斜，從而使企業意識到ESG對其長期發展的重要性，并融入其中長期的戰略和運營過程中。

著陸TouchBase：外需受阻是否會促使政府加大內需刺激？這種“內循環”能否消化過剩產能，同時保持ESG標準不降低？

李志青：外需受阻時，內需肯定要補位。預期上政府會加大內需刺激和鼓勵，比如推行農村光伏補貼、新能源汽車下鄉等政策，包括擴大新能源產品需求，來保證產業發展動能。

在內循環過程中，我國一直秉持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底線。通過政策引導、標準制定，能夠讓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即使產能過剩也保持一定的業績，這樣才能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如果為了實現內循環而放低標準，長期來看不利于提高競爭力。

著陸TouchBase：貿易戰是否會導致兩國在氣候議題上“脫鉤”（例如暫停綠色技術合作、碳市場互通受阻）？這對《巴黎協定》目標有何影響？

李志青：我們當然希望能夠繼續在氣候上合作，但就目前情況來看，貿易戰對中美兩國氣候議題上的交流與合作可能會有一定的沖擊，一旦暫停產品市場的合作，技術合作也會受到影響，包括碳市場的合作互通，以及其他全球一體化合作也會有所影響。

貿易戰客觀上可能削弱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力，從而增加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目標實現的難度，影響全球氣候治理進程。

著陸TouchBase：中國是否需要建立“ESG貿易反制工具箱”（例如對高碳進口產品加征碳關稅、強化綠色產業鏈自主權）？這類措施如何避免演變為貿易保護主義？

李志青：我認為目前尚需觀察。

個人判斷，我國希望能夠通過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從而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和綠色低碳發展。現在還未必到強烈反制的時刻，更多是要避免其他國家用ESG作為理由來限制我國產品進出口。

我國企業在出海過程中，還是要倡導基于現有的國際規則和準則，確保透明公平的投融資環境，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溝通，一起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價值和意義，推動全球經濟貿易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撰文 | 黃葳

編輯 | 姜舒 國佳佳

排版 | 張嘉嘉 魏語晗

題圖來源 | Unsplash

「以往內容」

新聞：||||||||||||||||||

深度：|||||||||||||||||

專訪：|||||| ||||||||||

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