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雨中，開國大典當天在香港升起五星紅旗：這片土地屬于我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前冉冉升起。

就在同一天，向南距離北京2000多公里以外的香港，也有一個人完全不懼國民黨架起來的機槍，在香港中英街對面的新樓街升起了一面五星紅旗。

此人名叫羅雨中，其所在家庭被稱為“香港抗日第一家”，在抗戰期間，先后有11人參加抗日戰爭。

他家的祖屋，在香港被日本占領后，成為了游擊隊進入香港后的落腳點，更是當時華南游擊總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活動基地，見證了整個香港的抗戰歷程。

羅雨中曾說過，他一生最為驕傲的就是抗戰時期沒有坐以待斃，沒有屈服在日軍的殘酷統治之下。

羅雨中

羅雨中，1919年出生，父親是巴拿馬華僑，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時，羅雨中18歲，此時的他雖然年輕，但看到日軍的暴行，就已經和兩位弟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了。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軍在偷襲美軍基地珍珠港的同時，派轟炸機突然飛抵香港上空猛烈轟炸，12月9日，日軍正式進攻香港。

駐港英軍無力抵抗，之后僅堅持了18天，在當年的圣誕節當天，港英政府投降了。

其實，在這之前，東寶惠地區的抗日游擊隊便察覺到日軍有準備染指香港的行為，于是在11月下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就接到了上級的指示，要求他們做好應變的準備，一旦戰事發生，立即派部隊進入港九地區，開展敵后游擊戰爭。

12月9日夜晚，即日軍正式進攻香港當天，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就派了一支武裝工作隊，一共16個人翻過梧桐山，進入香港。

羅雨中的弟弟羅汝澄作為向導，把他們臨時安置在羅家祖屋，并以此為落腳點，開辟根據地，羅汝澄也成為了引領東江抗日游擊隊武工隊進駐沙頭角的第一位港人。

12月10日，日軍進攻的第2天，羅雨中在武工隊的支持下，積極發動群眾，在南涌羅屋村，建立了香港第一支抗日民兵隊伍--南涌人民聯防隊，羅雨中任隊長。

人民聯防隊剛成立時槍支缺乏，羅雨中三兄弟就捐出自家的三只獵槍，然后帶領聯防隊加入到了襲擊日軍，除奸剿匪的行列中。

羅氏兄弟捐出自家獵槍，這支獵槍是其中之一

當得知港英政府向日軍投降后，羅雨中憤怒地說:“只有我們這些真正的主人才會拼死保衛香港！”

1942年2月3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教堂成立。

港九大隊成立不久，由于羅雨中的出色表現，他很快被吸收為共產黨員，并成為了游擊隊骨干。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香港和南洋相繼淪陷，華南各地游擊隊沒有了華僑和香港的支持，供給陷入到了極大的困境之中。

在日軍的猛烈進攻下，游擊隊決定從香港搶運物資以達到充足的物資儲備。

當時，英軍倉庫里儲存著大量游擊隊所需的物資，他們必須在日軍到達之前，將倉庫里的物資全部搶運出來，但是留給他們的時間只有十幾天。

在這十幾天內，羅雨中領著人民聯防隊，日夜開展搶運，沒有運輸工具，就靠兩條腿和肩膀上的一根扁擔，時間非常緊迫，為了盡快將物資搶運出去，隊員們有時連飯都吃不上一口。

新界淪陷以后，日軍在各區建立了嚴密的監控組織，但羅雨中的搶運工作并沒有停止，在日軍的嚴密監控下，他將搶運工作由公開轉入秘密，由整體轉為分散，化整為零，改變策略，不再走大路，而走更加偏僻的小路，搶運人員上也發生了由多到精的變化，搶運工作也多在凌晨進行。

除了從英軍倉庫搶運物資之外，有時他們也會冒險從日軍把守的倉庫里搶運物資。

在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中，這些搶運隊完成了運武器，運糧食，運送盟軍等多個神奇的任務，完成了這些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引領東江抗日游擊隊武工隊進駐沙頭角的第一位港人，羅雨中弟弟羅汝澄

1945年1月16日，美國第十四航空中隊飛行員伊根跳傘落在了新界附近的海面上，是羅雨中等人救了他。

之后，羅雨中邀請他參觀了隊員們的訓練，伊根發現，游擊隊員手中拿的全是英式步槍，就有些驚訝地問羅雨中是怎么回事？

羅雨中很自豪地告訴他：“這都是我們游擊隊從英軍倉庫搶運出來的武器！”

當伊根看到這些游擊隊員連一身正規的軍服都沒有，使用的手榴彈更是五花八門，什么美式的、日式的、英式的什么都有。

看到這種情況，伊根問羅雨中，政府給他們多少軍費，他們如何征兵等問題。

羅雨中說：“政府沒有給我們，軍費槍支都是繳獲的，每月幾角錢的生活費，最好的時候，一年發兩套衣服，兩雙草鞋。”

聽到羅雨中的回答，這名美國空軍飛行員震驚了，他說：“這是什么樣的軍隊？如此簡樸！如此勇敢！”

之后在羅雨中的帶領下，伊根又參觀了港九大隊的海上中隊。

說是海上中隊，但只有三條簡陋的木船。

看著這三艘簡陋的木船，伊根對羅雨中直言說：“你們的船太小，沒有機械，全靠人力，要裝備炮艇，才能抵擋日軍的炮力。”

而羅雨中卻說：“我們不能等到有了炮艇才抵抗日軍，武器重要，更重要的是使用武器的人！”

這就是當時在香港堅持對日斗爭的游擊隊員們的現狀，他們沒有軍費，沒有支持，一切全靠自己。

即使條件艱苦萬分，但他們一直沒有放棄。

1943年，羅雨中被任命為東江縱隊港九沿海稅收總站站長。

自從日軍攻占香港后，雖然搶運了一些物資，但這并不是長久之計。

當時，東江縱隊的經濟來源遭到嚴密封鎖，部隊的運轉難以為繼，最艱難的時候，戰士們一天只能吃上一頓稀飯。

危急存亡之際，東江縱隊決定設立稅站，為部隊籌措稅款。

1940年9月，東江地區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五大隊大隊長王作堯認為，游擊區靠近香港，內地群眾進出香港，梅林坳、水徑、白芒這三個地方是三條必經之路，每天從這三條路進出香港買賣貨物的人很多，進出境的貨物也不少。

但是這些地方經常出現土匪搶劫，特別是梅林坳，更是土匪經常出沒的地區。

因此，他決定在這三個地方設立稅站，向進出香港辦貨的商人征稅，這樣不但部隊可以取得稅收收入，還可以保護商旅安全清除土匪之患。

最終經過仔細的規劃，首先在梅林坳建立了東江縱隊歷史上第一個稅站。

當時，收稅的方式比較簡單，梅林坳稅站成立之后，第五大隊即派出8名游擊隊員執行收費任務，他們在梅林坳路口豎起寫著“護路”和“抗日經費，自由捐助”的旗子，旗子下面放著一塊布，讓往來商旅將自愿捐獻的錢放在布塊上。

當時，大小商旅對此都很支持，有的大商戶一次給二三十元，小商戶也給一二元，一天進出有上千人次，稅收可達千元以上。

自此以后，在接下來的兩三年時間里，東江縱隊先后建立起了路西、路東、惠東、博羅、港九5個稅務總站，下設13個中站，107個分站。

其中，寶安大隊1943年收稅達710萬元，港九大隊1943年上半年收稅達505．5萬元。

東江縱隊

東江縱隊1943年部隊的給養100％靠稅收而來，稅收成為東江縱隊保家衛國、叱咤抗日戰場的堅強后盾。

羅雨中上任稅收總站站長時，當時的形勢非常的復雜，日軍占領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犬牙交錯，而稅站就建立在這里。

當時的稅收人員可不像現在坐在辦公室里，咱們的流動性很大，常常居無定所，夏天睡在荔枝園，山林和山洞里，到了冬天就睡在草叢或甘蔗地。

有時早上天沒亮就趕到稅站，天黑才回來。

為了確保收過來的稅款安全存放，羅雨中就將稅款放在客家人墳邊的“金塔”中。

客家人有二次下葬的風俗，他們從墳墓中起出死者的骨頭，然后裝進有塔蓋的陶器中，這種淘氣就被稱為“金塔”，當時誰也想不到，錢會在“金塔”中儲藏，因此這里也成了稅站存錢的保險柜。

當時稅款的儲存地點只有稅站的人才知道，如果有哪個人想挪用那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稅站的人沒一個人動這個歪心思。

羅雨中不無感慨地說：“生活這樣艱苦，破衣褲，爛草鞋，起早摸黑，有時候連生活費都沒有，又累又餓，就是沒有人私自動用一分錢，反而拼了腦袋，都要保住稅款，直至上交軍需部門。”

羅雨中要求港九總站下設的各分站，不能把稅站只當稅站，要把它當成游擊隊的宣傳站、征兵站、治安站、聯絡站，要充分發揮稅站的作用。

他要求稅站的人員，要利用稅站的公開性這一特點，每到一地，就要宣傳游擊隊的抗日方針政策，動員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人出人。

通過稅站的宣傳，很多人了解到了游擊隊，當時通過稅站參加東江縱隊的青年就多達千人。

除此之外，稅站的人員還承擔起了當地治安，打擊土匪和獲取日軍重要情報的重任。

可以說，在羅雨中的領導下， 稅站被發揮到了極致。

東江縱隊稅站決策者 王作堯

1943年冬，羅雨中不幸被捕，被捕后，他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入獄后，羅雨中鎮定自若，還通過香港地下黨員，自己堂弟羅東生將自己被捕的消息傳給組織。

入獄第二天深夜，羅雨中突然被拖進一間布滿刑具的房子，屋子里布滿了刑具，有吊飛機的架子，打人的大木棍，灌水的水龍頭、膠管，火燒的鐵架等等刑具，羅雨中過去只是聽說，今天親眼所見。

羅雨中不斷地與日軍周旋，堅稱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可沒等羅雨中說完，幾個日本憲查的大木棍就劈頭蓋臉地打來。

幾輪棒打后，日軍得到的還是羅雨中的“我不知道”。

棒打失效，接著是吊飛機，羅雨中被押到吊刑架前的木箱子上，整個人被吊在刑具上。

漸漸地，羅雨中兩手關節“格格”作響，骨筋斷裂的劇痛令他感到身體已經不屬于自己，幾分鐘不到，他全身被汗濕透了。

羅雨中痛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搖頭，勉強從牙縫里說出“我什么也不知道”。

灌水是日軍最熱衷使用的殘酷刑罰，羅雨中被緊緊固定在木梯子上，水管插進他的口中，水龍頭打開后，水不斷地灌入他的肚中。

被灌水后，羅雨中始終沒有招供，他也被折磨得昏死了過去。

后來的情況是別人告訴他的，兩個200多斤的印度憲查踏上他的肚子，用力踩踏，水從口、鼻、眼、耳噴射而出……

入獄不到十天，羅雨中便經歷了三次審訊，餓、渴、吊、打、電、釘、灌水等等酷刑都沒有打敗他，他對自己說：“殺頭無所謂，只求萬世傳英名！”

日軍無奈之下以他妻兒的性命相逼，羅雨中的妻子黃財嬌不但默默支持羅雨中抗日，還是他的戰友，她于1942年加入港九大隊，負責組織婦女會和軍需物資等工作。

面對妻兒，羅雨中心如刀割，怒吼道：“要殺就殺！為什么還要折磨我妻兒！”

他轉過身對妻子留下遺言：“要帶大兒女，告訴他們，爸爸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事后，羅雨中年僅兩歲的兒子因受驚嚇猝然身亡。

羅雨中后來被組織成功營救，出獄時，他已經被折磨得遍體鱗傷，但意志仍然頑強。

抗戰勝利后，羅雨中繼續在香港開展斗爭。

1949年10月1日，成為了羅雨中的高光時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羅雨中興奮至極，當天，他組織了附近十幾個學校，帶領著小學生、婦女，村民老百姓一大幫人，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香港沙頭角新樓街隆重舉行升國旗儀式。

當時，沙頭角的華界仍被國民黨蕭天來部隊控制，升旗的隊伍與之僅有一街之隔。

蕭天來聽到消息后集合了大量兵力，當時有200多人手拿著機槍，全部槍口對準新樓街大會集中地。

沙頭角英警見狀，喝令羅雨中等馬上停止集會及升旗，羅雨中毫無畏懼，和新界鄉紳代表直接到警署談判。

羅雨中說：“10月1日是我們的建國大典，五星紅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自己的國慶，當然升掛自己的國旗！”

羅雨中理智且強硬，要求警司加強警力，維持治安，保障升旗典禮順利進行。

在他的努力下，新界的六輛警車滿載英警駛進沙頭角新樓街，布防警戒，保衛升旗典禮。

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堂堂正正地升起了，羅雨中熱淚盈眶：“中國人，我們，這片土地屬于我們。”

抗戰中，羅氏家族一共有11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港抗日斗爭，是公認的“香港抗日第一家。”

抗戰勝利后，羅氏家族眾人留在了香港操持主業，同時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為黨在香港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羅家的后人說：“我們家族在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愛國事業中從未缺席。”

如今羅家祖屋已被改造成抗戰紀念館，這里將成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香港的年輕人更好地了解香港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