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8日，國民黨黃維兵團被圍雙堆集，淮海戰(zhàn)役進入第二階段。晚年的粟裕在談及往事時，曾坦陳：“我在解放戰(zhàn)爭的戰(zhàn)役指揮中有三個最緊張的戰(zhàn)役：蘇北、豫東和淮海，而淮海戰(zhàn)役中最緊張的是第二戰(zhàn)役。我曾經(jīng)七晝夜沒有睡覺，后來發(fā)作了美尼爾氏綜合癥，帶病指揮。戰(zhàn)役結(jié)束后，這個病大發(fā)作起來，連七屆二中全會也沒有參加。”

粟裕如此緊張，是有原因的。

在那個節(jié)點，粟裕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必須做出準確判斷，當黃維兵團被圍后，徐州的杜聿明集團將會采取怎樣的動作？

當時的戰(zhàn)場態(tài)勢十分緊張。就在1948年11月28日這一天，蔣介石電令杜聿明趕赴南京開會。未到南京前，杜聿明認為，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最好的辦法是增兵。只要有了兵力優(yōu)勢，他就有了變換戰(zhàn)術、以奇制勝的本錢，碾莊戰(zhàn)役中出擊潘塘就是例證。

但是，到了南京之后，顧祝同苦著臉告訴他：“老頭子也有困難，一切辦法都想了，連一個軍也調(diào)動不動。”

南京無力增兵救援，這意味著杜聿明只剩兩條路可選：要么固守徐州；要么突圍出去。

杜聿明非等閑之輩，鑒于后方已無機動兵力，軍中同僚大多又有見死不救的弊病，因此他很清楚，固守徐州幾乎就是坐以待斃，要想扭轉(zhuǎn)不利，必須盡早籌劃，盡快從徐州撤出來。

首先捕捉到杜聿明有撤退意圖的是中央軍委。

還是這一天，11月28日深夜22時，中央軍委指示中野和華野，“黃維解決后，需估計到徐州之敵有可能向兩淮或武漢逃跑可能。”

粟裕接到電報，立即于29日凌晨主持召開華野司令部會議，緊急分析敵我態(tài)勢。難能可貴的是，在這一緊要時刻，粟裕未受軍委電報的影響，在會上做出了全面分析和慎重判斷。

粟裕認為，杜聿明從徐州突圍，有三個可能的方向。

一是沿隴海線向東，經(jīng)連云港走海路南撤。這一方案的優(yōu)點是，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從徐州撤出來，擺脫被圍殲的危險；缺點是在短時間內(nèi)集中運送30萬人，船只運力很難承受。如果船只不夠，遭到追擊，從徐州撤出來的部隊將面臨背水作戰(zhàn)，無路可逃，被趕下海的絕境。

二是直奔東南，走兩淮，經(jīng)蘇中轉(zhuǎn)向京滬。這一方案的優(yōu)點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開華野主力，不打惡仗；缺點是沿途河川縱橫，水網(wǎng)密布，不利于重裝備大兵團運動，而且這一區(qū)域是解放區(qū)，途中必遭解放軍地方部隊的阻擊。各種不利疊加到一起，弄得不好，極可能陷入泥潭，拔不出來。

三是轉(zhuǎn)向西南，沿津浦路西撤。這一方案的優(yōu)點是，津浦路西側(cè)地形開闊，道路平坦，便于機械化重兵團運動。另外，這一路線距離黃維雙堆集最近，可與李延年、劉汝明形成南北呼應之勢，只要南北對進順利，就是一箭雙雕，既能一舉解黃維之圍，又能集中兵力防守淮河；缺點是走這條路很難繞開華野和中野主力，大戰(zhàn)、惡戰(zhàn)在所難免。

將這三種可能擺出來，進行優(yōu)劣分析后，粟裕進一步認為：一、杜聿明不會等黃維被殲滅后再撤離，他很可能提前放棄徐州；二、杜聿明的撤退方向可能不在兩淮，而在西南。如果讓他得逞，與黃維兵團會合，戰(zhàn)場形勢可能發(fā)生重大逆轉(zhuǎn)，對我威脅極大。為了防止最壞的局面，華野在兵力部署上，應將重點放在敵人向西南逃竄上。

對比軍委電報，仔細看粟裕的結(jié)論，在杜聿明撤退時間和撤退路線上，他都有獨立判斷、不同看法。軍迷們說粟裕是“戰(zhàn)神”，這樣的歷史細節(jié)是最好的注腳，因為它鮮明地彰顯了“戰(zhàn)神”的戰(zhàn)場判斷力，以及堅持戰(zhàn)場真理的勇氣。

對于粟裕的結(jié)論，華野譚震林、陳士榘、張震等人是支持的。他們認為，杜聿明無論從哪個方向逃竄，都已是強弩之末，但越是這樣，越要防范他孤注一擲，拼命與黃維兵團會合。

由粟裕領銜，幾大巨頭形成一致意見后，華野司令部決定將主力成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路兩側(cè)，確保中野圍殲黃維兵團，同時準備在杜聿明向西南逃竄時，在野戰(zhàn)中予以圍殲。

毛主席是開明睿智的，接到華野電報，中央軍委立即復電：“各項估計及部署均甚好”。

然而，就在粟裕正要著手進行部署時，情況突然發(fā)生了變化。

11月29日上午10點、下午4點、晚上9點30分，在前線指揮鉗制行動的譚震林、王建安、李迎希，接連向中央軍委和粟裕發(fā)出三份敵情通報。

通報的主要內(nèi)容是：從前線偵察判斷，敵人重心放在東面；邱清泉、李彌、孫元良救援黃維只是附帶，逃脫被殲是主要的；建議目前應以堅決迅速完成對邱、李、孫三部之確實包圍，不讓他逃跑。

與此同時，中央軍委也從秘密戰(zhàn)線收到最新絕密情報，情報顯示杜聿明將從兩淮撤退。

基于以上情況，中央軍委第一時間向粟裕連發(fā)了兩封電報：我們估計當黃維已接近殲滅，邱、李、孫向南逃跑業(yè)已絕望時，其逃跑方向以向兩淮或連云港兩處為最大，因此你們對于這一點必須馬上有所準備。

對粟裕而言，這兩封電報等于完全推翻了他之前的結(jié)論，分量十分壓手。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反轉(zhuǎn)？

難道是粟裕出現(xiàn)了戰(zhàn)場誤判？

又或者中央軍委得到的情報有誤？

還有一種可能，杜聿明瞞山過海，騙過了局中人。

戰(zhàn)后，隨著國共雙方大量檔案史料的披露，其中的內(nèi)幕終于浮出水面。原來，在淮海戰(zhàn)場的烽火硝煙外，在國民黨國防部作戰(zhàn)會議上，還有另一場驚心動魄的諜戰(zhàn)大戲。

杜聿明在《淮海戰(zhàn)役始末》中披露：11月28日南京作戰(zhàn)會議，照例由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在敵我態(tài)勢圖前報告作戰(zhàn)計劃。

郭汝瑰說：“目前共軍南北兩面皆為堅固縱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團攻擊進展遲緩，如繼續(xù)攻擊，曠日持久，徒增傷亡，不可能達到與黃維兵團會師之目的。建議徐州主力經(jīng)雙溝、五河與李延年兵團會師后西進，以解黃維兵團之圍。”

一直以來，杜聿明就嚴重懷疑郭汝瑰是共諜，聽到向兩淮撤退的建議，他忍不住大聲質(zhì)問郭汝瑰：“在這樣河流縱橫的湖沼地帶，大兵團如何運動，你考慮沒有？”

此問一出，會場頓時炸開了鍋，有人大吵，有人大笑。

這時，有人問杜聿明：“左翼打不得，右翼出來包圍攻擊如何？”

杜聿明聽了，沒有否定，而是狡猾地說：“也要看情況。”

參謀次長劉斐聽了，在旁邊慫恿說：“打得！打得！”

杜聿明笑而不語，似是接受了這個說法。

在杜聿明看來，向兩淮撤退是郭汝瑰的“詭計”，在國防部大力推銷的同時，他已第一時間報告給中共。也就是說，在28日的國防部作戰(zhàn)會議上，郭汝瑰實際是在給國民黨挖坑，而且挖得很成功，所以粟裕才會收到“其逃跑方向以向兩淮或連云港兩處為最大”的軍委電報。

值得注意的是，杜聿明在披露28日作戰(zhàn)會議時，沒有更多地講述桌面底下的情景，實際上，那才是影響戰(zhàn)局的關鍵。

作為昔日暗戰(zhàn)的對手，郭汝瑰后來在《淮海戰(zhàn)役期間國民黨統(tǒng)帥部的爭吵和決策》一文中，補上了這一環(huán)。

郭汝瑰講，到28日，蔣介石才察覺黃維兵團以自身的力量不可能脫出包圍，于是令擴大防守地區(qū)，固守待援。當日并召杜聿明到南京，研究徐州方面以主力南下援救第十二兵團的辦法。參加會議的有何應欽、顧祝同、劉斐、我和幾個參謀。

在會上，杜聿明表示，徐州各兵團沿鐵路正面進攻，進展甚微。且共軍已完成了幾道預備陣地，如繼續(xù)正面進攻，徒增傷亡，結(jié)果還是不能達到與黃維兵團會師之目的。

有人提出，由左翼或右翼包圍，是否可行？

杜聿明還是反對，認為還是攻不動。

蔣介石問他，究竟怎么辦？

杜聿明“偽稱”，最好以主力由雙溝經(jīng)泗陽直趨五河，然后與李延年兵團會師北進，以解黃維之圍。

郭汝瑰在講述中，特別使用了“偽稱”一詞，其意在于指明，杜聿明在會場上提出“走兩淮”的說法，其實是在詐他，目的是使他向中央傳出錯誤情報。

杜聿明后來的供述和相關戰(zhàn)史報告，證明了郭汝瑰的說法。事實上，在避開郭汝瑰之后，杜聿明在與蔣介石、顧祝同密談時，和盤托出了他的真實計劃：從徐州撤出問題不大。可是，要放棄徐州，便不能戀戰(zhàn)；要戀戰(zhàn)，便不能放棄徐州。要“放棄徐州，出來再打”，就等于把徐州的三個兵團馬上送掉。只有讓黃維守著，牽制敵人，將徐州的部隊撤出，經(jīng)永城到達蒙城、渦陽、阜陽間地區(qū)，以淮河為依托，再向敵人攻擊。

杜聿明的真實意圖很明確，他要“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公開宣稱走兩淮，實際是從西南突圍。

杜聿明此前一直懷疑郭汝瑰，怎奈蔣介石、顧祝同不相信他的看法。為此，杜聿明曾公開向顧祝同等人放話，我指揮作戰(zhàn)的方案，事先絕不能讓郭知道。如果郭知道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執(zhí)行。

客觀地講，在這一戰(zhàn)役的關鍵時刻，杜聿明騙過郭汝瑰，誤導了中央軍委，不僅占據(jù)了一定的先機，而且叫粟裕背負了極大的壓力。

有些時候，背負壓力比戴著鐐銬更加考驗一個人的意志、品格和能力。

當時的粟裕，左右為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粟裕后來回憶說：“我們收到軍委發(fā)來的軍情通報，得悉杜聿明將從兩淮方向撤退。這使我左右為難。我雖認為敵人不會由此方向逃竄，但又有情報，萬一敵人由此方向逃竄，而我軍部署失當，個人貽誤軍機且不說，勢將影響同敵人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相信這個情況吧，如果杜聿明不從這邊走，而是向西南，與黃維會合，后果更難設想！”

深入當時的戰(zhàn)場態(tài)勢看，除了左右為難，粟裕還面臨第三難，那就是南線的李延年、劉汝明兵團，有可能攪局，造成不利，甚至扭轉(zhuǎn)戰(zhàn)局。

此話怎講呢？

自黃維被圍后，中野估計三天可以完成圍殲，中央軍委因此指示華野對李延年正面阻擊兵力后退一步，誘其前進，然后以主力從側(cè)后打過去。

粟裕有圍殲黃百韜的經(jīng)驗，知道中野三天圍殲黃維太過樂觀，因此他很擔心，如果中野不能如期解決黃維，華野以重兵向南側(cè)擊李延年，這時候，如果杜聿明趁機猛突，淮海戰(zhàn)役這鍋好飯可能就糊在鍋里了。因為，僅靠華野在北線的七個縱隊，只能截住杜聿明一部，難以完成圍殲。這就意味著杜聿明大部有可能突圍出去，并與黃維、李延年會合，那樣的話，戰(zhàn)場態(tài)勢就嚴重了，甚至會發(fā)生逆轉(zhuǎn)。

粟裕能有“戰(zhàn)神”之譽，最可貴之處在于重大時刻，敢下決心。

這一點連林彪都欽佩不已。

時不我待，粟裕經(jīng)過再三分析，再次拿出了他那獨具魄力的戰(zhàn)場決心。雖然軍委的電報就擺在桌面上，但粟裕還是堅持認為，杜聿明走兩淮的可能性不大，北線七個縱隊必須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兩側(cè)，總之，華野注意力的重心要盯在西南。如果錯了，杜聿明真的朝兩淮方向突圍逃竄，考慮到兩淮水網(wǎng)密布，他的速度也不會快，華野主力猛追，還是能夠咬住。

粟裕的這個決定，決心在西南，同時考慮了兩淮，看上去好像左右兼顧了。但從戰(zhàn)場實際看，無論他將話說得多圓，其實已經(jīng)有了“抗命”之嫌。

應對南線的李延年兵團，粟裕同樣如此，有“抗命”之嫌。他只是對李延年做了試探性攻擊，發(fā)現(xiàn)李延年接火后有后縮跡象，立即就從南線抽調(diào)出三個縱隊，加入了對杜聿明的兜圍。

站在大歷史的視角下，正是這重大時刻的“抗命”之嫌，增添了粟裕為帥的含金量，同時也再次為華野贏得了先機。

蔣介石遼沈用杜聿明，淮海還用杜聿明，說明此人并非“成王敗寇”那么簡單。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集中五個軍，在十幾公里寬的正面突然向華野北線主力展開強攻。

此舉何為呢？

就在粟裕不眠不休，緊張判斷的時候，異常情況不斷向華野作戰(zhàn)室涌來——據(jù)電臺偵聽發(fā)現(xiàn)，30日全天，徐州剿總與敵二、十三、十六兵團電訊聯(lián)系陡然猛增，使用頻率遠超平日，更為蹊蹺的是，午夜之后大部分電臺突然關機；另據(jù)北線阻擊部隊反應，邱清泉第二兵團和孫元良第十六兵團向南猛攻，但攻擊目標不僅不專一，一部分炮彈彈著點十分散亂，似有撤出戰(zhàn)斗的跡象。

綜合這些情況，粟裕的感覺有些不好，難道杜聿明在玩“金朝脫殼”的把戲，而且動作這么快？

30日夜，十二縱隊司令蘇振華反映的一個驚人情況，證實了粟裕的猜測——該縱三十五旅一零五團團長何傳修，無意間帶隊摸進徐州機場，發(fā)現(xiàn)機場沒有警戒，飛機全部飛走，沒有一個敵人。

原來，杜聿明自南京飛回徐州后，便連夜制定了撤退計劃。杜聿明的這個計劃，一是要求快，二是要求穩(wěn)。

何為快？

就是在打與撤之間，毫不猶豫，說撤便撤，中途絕不變計。

何為穩(wěn)？

撤退采取滾筒戰(zhàn)術，各兵團形成一個圓球或圓筒式態(tài)勢，逐次掩護前進，不給華野包圍的機會。

杜聿明以為，華野此前剛經(jīng)歷大戰(zhàn)，需要休整，此時突然撤離，剛好鉆到空隙。30日的佯裝強攻，便是他算計好的煙霧彈。

先是耍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詐術，現(xiàn)在又來“金蟬脫殼”，客觀地講，杜聿明的狡猾超出了粟裕的預料。意識到被杜聿明搶先后，粟裕即刻下令，除以一個師控制徐州外，北線七個縱隊向蕭縣方向火速追擊，要求采取多路、多層尾追與平行追擊、迂回截擊、超越攔擊相結(jié)合。

粟裕的這道命令一下，華野司令部隨即又發(fā)出號召：

“路標就是路線，槍聲就是目標。”

“追得上抓得住，就是勝利。”

因為較杜聿明晚了一天，追擊形勢緊張得要命，在接下來的兩天里，粟裕的高血壓、美尼爾氏綜合癥一起發(fā)作，血壓一度飆到180至200毫米汞柱，粟裕頭痛如裂。為了讓自己清醒下來，在大雪紛飛的寒冬，粟裕一遍又一遍地用冷水澆頭。

高手對決，刀劍出鞘，有時候比的不是誰比誰鋒利，而是誰能不犯錯誤。

失勢之人，往往失智，并且會犯愚蠢的、低級的錯誤。

杜聿明和蔣介石，鮮明地印證了這一點。

1949年12月2日，杜聿明抵達孟集附近，從戰(zhàn)場態(tài)勢看，此時他應該堅決執(zhí)行原先計劃，一刻不停地繼續(xù)向永城撤退。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杜聿明卻突然講起了“大軍作戰(zhàn)，貴在態(tài)勢”。

啥叫“大軍作戰(zhàn)，貴在態(tài)勢”？

簡單說，就是經(jīng)過三天的突圍，杜聿明覺得各兵團隊形有些亂了，需要將隊形整理整理，再向永城進發(fā)。

打個通俗的比喻，這就是一邊逃命，一邊還要講究發(fā)型。

說白了，就是國民黨的這些高級將領根本不懂逆境，根本不會打逆風仗。

這個低級錯誤，不容小覷，此時在孟集延誤一天，等同于送還了粟裕一整天極其寶貴的追擊時間。

對于蔣介石，粟裕曾有過一針見血地精辟總結(jié)——蔣介石這個人很“小氣”。他有一個怪脾氣，你要他一點，他連半點也不給你；如果你拿了他大的呢，他連小的也不要了。

再通俗地講，大戰(zhàn)之時，蔣介石盡干為了芝麻，丟掉西瓜的事。

如果說杜聿明在孟集延誤一天，還不足以致命的話，那么蔣介石此次下場指揮，就是直接斷送了。

12月3日上午十時左右，蔣介石見杜聿明已安全撤出徐州，此時他生怕杜聿明丟下黃維不管，于是親下手諭，派飛機投給杜聿明。

蔣介石在手諭中命令杜聿明：······據(jù)空軍報告，濉溪口之敵大部分向永城流竄。若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進，坐視黃兵團被殲，我們將要亡國滅種。望弟迅速令各兵團停止向永城前進，轉(zhuǎn)向濉溪口攻擊前進，協(xié)同由蚌埠北進之李延年兵團南北夾攻，以解黃維之圍。

杜聿明其實知道，蔣介石這道手諭，犯了撿芝麻，砸西瓜的錯誤，此時怎能為了奄奄一息的黃維兵團，而冒險搭上三個兵團呢，但杜聿明不是粟裕，他不僅缺乏戰(zhàn)場上的擔當，亦缺乏戰(zhàn)場上的決心。

由于私心作祟，杜聿明耍了一個滑頭，不表態(tài)，然后要三大兵團司令集體對蔣介石負責。

這就扯了。

你堂堂戰(zhàn)場主帥不敢擔責，非叫三個部將共同擔責。

這就好比是一個和尚有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

最終，大家都不愿抗命，于是蔣介石的手諭成了他們的催命符。

就這樣，12月4日拂曉，杜聿明集團因為停滯不前終被華野主力全部合圍在永城東北的陳官莊地區(qū)。

得知這一消息，粟裕如釋重負，說了五個字：“非常危險啊！”

這五個字，內(nèi)涵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