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網絡上對于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孰優孰劣爭執不休，各說各的理。甚至有人放言:如果從建國初期就開始實行市場經濟，我們的經濟會更好，國家發展也會更好。

首先，下這個結論的人對歷史的了解是欠缺的，更談不上研究，他們連新中國的基本歷程都不了解，就憑著自己的無端臆想做依據，得出一個不符合現實和歷史結論，這是不客觀也是不科學的。當然，有些人是了解的，但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的立場和利益而為反對而反對，以誤導網民，這種人是最可惡的。

1953年，我們國家為什么要實行統購統銷及發行票證？這都不是預先設計好的計劃，而是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和嚴峻的現實中被一步一步逼迫出來的，也就是被所謂的自由市場逼出來的。

黃克誠大將在他的自述中回憶了建國初期他在湖南省委工作時和不良資本為爭奪糧食而展開斗爭的過程及措施，如實地反映出當時在民生資源領域與投機商人在爭奪糧食等資源的過程中進行的激烈斗爭，直接刻畫出了那個時期斗爭的尖銳性和復雜性——外有朝鮮半島上的大軍搏殺，內有西南地區的匪亂、東南沿海島嶼上的國民黨飛機的襲擾和轟炸，還有投機商人的趁機擾亂經濟市場，新中國實在是舉步維艱。

建國初期，糧食的購銷和供應一直是非常緊張的。首先是由于開啟工業化的進程，城鎮人口一度增長很快，許多農村壯勞力被招工成了吃商品糧的人口，加劇了城鎮糧食供應的緊張。

再加上農村自從土改以后，生活穩定了，可以安心搞生產了，所以糧食產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農民本身消耗的糧食也大大增加，主要是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比如在有的山區，以前一年只能吃上十頓左右的白面，解放以后他們就可以一個月吃上三四頓。生活的改善使得農民更加不愿出售糧食。市場上可以收購的糧食就更加緊張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當時還是自由市場的模式，農民除了繳納公糧之外，多出來的余糧是可以自由上市交易的——開始幾年，國家是以征糧（農業稅）為主，市場收購為輔，征收農業稅為大頭，市場收購為小頭。所以，在征收農業稅這個方面，私營糧商是插不上手的。后來由于各地都對征糧過多有意見，農民也很不滿。所以國家就調整了征糧和市場收購的比例，確定了少征多購的政策，以市場收購為主征糧為輔，這就為私營糧商提供了搶購和利用災年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機會，市場爭奪戰異常激烈。

在市場收購的過程中，私營糧商抓住了有些農民愛占便宜的心理，收購的價格往往比國家的收購價要高一點。而且，私營糧商為了和國家搶奪糧食，用盡了心思。1952年冬，在很短的時間內，江西吉安所有上市的稻谷都被私營糧商買走。1953年，徐州各縣區大豆收割時，南北的糧商們聞訊而至，一個叫做王雨農的糧商，一個人就搶購了50萬斤。當青黃不接、糧食緊張時或者災年，糧商們還會用預購（預先下定金）的方式搶奪糧食，爭奪糧食資源。

由于當時國家的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人民的工資也比較低，37年到49年的通貨膨脹也讓老百姓嚇破了膽，一旦糧價有波動，就會帶動所有的物價上漲甚至通貨膨脹，就會造成民心的不安和社會的動蕩。而投機商人是不會考慮這些的，他們是逐利的，只要有利可圖，他們就會不擇手段去和國家爭奪資源，他們高價收購再以高于國家售價20—30%的價格出售，這個價格對大部分城鎮居民來說根本無法承受，這就嚴重地擾亂了市場，大大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負擔。據統計，當時私營糧商控制的糧食已經達到全國糧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已經形成一股勢力強勁的破壞力量。

再，人民也不是天生就是有覺悟的，五千年小農意識的殘留也是根深蒂固的，有些農民選擇高價出售給私營糧商而不賣給國家的行為在無意中也成為了私營糧商擾亂市場的幫兇——人民也是需要引導和改造的。

這就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無論在任何領域，只要是在國家沒有掌握絕對的主導權和決定權的情況下，自由的市場行為未必適合當時的歷史環境——資本逐利的本性不會變，它會趁虛而入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就會導致市場發生混亂，從而會引發通貨膨脹和社會動蕩，國家的大規模建設也就無法順利進行。

于是，在這種異常嚴峻的形勢下，統購統銷的政策應運而生。

其實，早在1951年底，鑒于糧食的緊張形勢，陳云就曾經提出過統購的建議，由于各地政府感覺到這個事情太重大后果太嚴重，都希望能夠緩一緩，所以就拖下來了。因為這個政策直接損害到農民的利益，也就是農民不能自由出賣糧食了，不能待價而沽了，這勢必會遭到農民的抵制和反對。

但到了1953年上半年，糧食的形勢更加危急，供銷矛盾越來越大，城鎮的物價穩定及糧食供應更加困難。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指示中財委迅速拿出解決的辦法來，于是，統購統銷就不得不再次提上日程。

那個時候，國家在糧食方面非常困難，首先是入不敷出，收購的少支出的多，年年出現糧食赤字。那個時候不但要保證抗美援朝前線及城鄉民眾的基本口糧，也要留出一部分儲備用于備荒，還要擠出一部分糧油等出口換取外匯或者我們建設用的物資。現在很多人在詬病那個年代的糧食出口，可他們不知道為什么要出口。我們那個時候除了出口農產品就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出口的，出口是為了換取國家建設必須的物資及外匯，關鍵時候還可以以糧食換糧食。比如，一噸食油可以換回四噸的鋼材，一噸大米可以換回1.7噸的小麥或者2噸玉米——那個時候的國家的難處，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

關于統購統銷的出臺，也是很慎重的。是經過了細致的調查和多次的研究才決定的。關于糧食征購的方式，陳云列出了八種方案逐個衡量，最終的意見是還是統購統銷比較有利和比較適合當時的國情。

但這個政策的實施是有極大風險的，主要是考慮到農民的抵制情緒，因為這個政策確實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但從城市居民的生活穩定和國家物價的穩定的大局來說，這又是唯一的可行的辦法。

陳云把報告提交給了中央，毛主席及中央予以肯定并馬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陳云在會議上充分闡述了統購統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問題的嚴重性，提出“雖然物價不會像過去那樣動蕩，但也要相當動蕩。這不利于國家，不利于人民，只有利于富農與投機商人”。

他還充分地論述了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會妨礙農民的積極性，有可能會出人命、打扁擔和個別地方的騷亂等等。但綜合來說，利大于弊，不采取這個政策，就要重新走上舊中國依靠外國進口的老路，就是把自己的飯碗的決定權拱手讓給別人，自己無法掌握，這是很危險的，結果是“建設不成。結果帝國主義打來，扁擔也要打來。結論是征購利多害少”。

毛主席在會議的最后也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如下圖:

經過多次的國家會議的討論和研究，統購統銷的政策最終于1953年正式實施，雖然在這個過程中確實出現了強迫命令、亂批亂斗、出人命等現象，甚至還出現了個別地方聚眾鬧事的事件，也受到了一些地方縣區級干部的抵制和不滿。但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努力說服下，也對出現的問題都進行了改正和修正，最終，統購統銷得以實行，解決了國家糧食安全和物價穩定的大問題。隨后，又推出了糧票及糧食之外的全方面物資的統購統銷，直到1985年用合同訂購制度代替了統購統銷制度，整個過程是32年——這個時候，國家早已掌控了一切，投機資本已被消滅殆盡或者再也無力對抗國家資本，這就為之后的購銷政策的改變掃清了障礙。

所以，縱觀統購統銷制度及票證制度的實施的整個過程，主要是解決城鎮居民的吃飯問題和物價市場的穩定，有效地遏制了投機資本的投機行為及擾亂市場。如果沒有統購統銷及票證的發行，就無法保證和解決幾十年的物價穩定和城鎮居民的吃飯問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但同時也通過這個過程很好的教育和改造了少數人身上遺留的小農意識，使全國大多數人民能夠團結一心共度時艱。

當然，長達數十年的政策不可能在實施的過程中不出現各種問題，比如有的地方征收過頭和政策僵化，但總的來說還是屬于工作中的方式方法的問題，不能以點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