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前夕，中國元素的年味越來越濃，尤其是處在銷售旺季的各大商場，張燈結彩，喜氣洋洋。這時一位叫“戰馬行動”的愛國博主，突然在抖音等平臺上歇斯底里地指控某商場春節裝飾招貼畫含有“日本元素”。他打雞血的“愛國正義”果然博人眼球，為自己帶來了“潑天的流量”。好在官媒及時跟進，很快就厘清其炒作真相，痛批“戰馬行動”擾亂市場秩序，活脫脫把崇高的愛國主義當成生意來做。

只是官媒訶斥的話音剛落，一場聲勢浩大的起訴著名作家莫言的風暴便接踵而至。

帶著普羅米修斯的人文情結，自詡要“燃燒自己，照亮人間”的網絡博主毛星火，這兩年一直在盯著莫言的文學作品嘶咬，稱莫言之流的中國作家得了一種“正能量過敏癥”的病，并以莫言作品涉嫌“侮辱革命先烈，美化侵華日軍”等罪名，向有關部門投訴近百余次，大有不把莫言批倒批臭并踏上一萬只腳誓不罷休。

結果雖然不像“戰馬行動”那么悲催，但除了“自己被自己綁架，被信息繭房綁架”的那群人，引吭吆喝一陣外，社會并沒有翻起大浪。相關部門自然也就眼不見為凈，懶得搭理這撥思維簡單，邏輯混溷，頭腦發燒的“革命群眾”。

既然火都點起來了，自己咋好意思草草收場呢？罵聲與掌聲都是那么刺激，毛星火欲罷不能，原本信奉文革“砸爛公檢法”的他，竟然也與時俱進，想到了走司法程序之路。我相信這一過程毛星火也極不順暢，雖說他不乏唐吉訶德般的勇猛無畏，但在變幻莫測的時與勢之間，毛星火顯然錯判了環境誘因，分寸拿捏失當，在“不折騰”和“主要是防左”的政治護攔外，費力不討好地摔了好些個跟斗。

毛星火終于明白，從司法角度講，目前的司法體制并不支持個人起訴莫言，莫言仍屬國寶級的中國文化人物，就像《人民日報》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所說的那樣：文化交流與溝通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一環，莫言獲獎無疑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為中國文學打開了一扇窗戶，讓世界透過這扇窗戶，更深地認識和理解了中國。

這就不難理解，深諳時事風向的胡錫進先生，也甘愿在亂云飛渡時，站出來為莫言兩肋插刀。只要不跨界玩股票，單從咬文嚼字上講，胡編氣沉丹田的功夫，把愛國流量變現的功力，甩毛星火幾條街不止。

只是毛星火感覺太好，又陷得太深，有種不依不饒，娛樂至死的精神。既然法院沒閑情搭理我，老子就以曲線訴訟的方式，向檢察院提交公訴材料，并藉此向浙江省信訪局舉報莫言《紅高粱家族》的出版機構——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有政治導向錯誤。

當然，浙江出版聯合集團的回復倒也直接爽快，因為從專業角度講，長篇小說是一個整體，小說中人物語言和部分描寫是為小說塑造人物所需要的，只能代表該人物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立場和觀點，并不代表作家本人的立場和觀點。只有把一部長篇小說當作一個整體，才能判斷作家本人的思想傾向，對作品任何斷章取義的理解，都容易造成對整部作品本身和作家本人的誤讀。因此，浙江出版聯合集團判定毛星火檢舉反映的紅高粱家族一書的那些問題屬于斷章取義和誤讀，根本不存在導向性錯誤。

這就是說，毛星火對莫言的那些誹謗和攻擊，于情于理于法，一個都站不住腳。

事實上，莫言的文學作品，是作者思想流淌下的精神文化的成果，這種成果不只局限于作家本人和中國數千萬讀者，還因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如果要對莫言的思想活動和思想成果進行司法審查，那就意味著違背了人類文明的普遍價值觀——因為這種迫害的受害人將不只是莫言，理所當然地也包含了毛星火在內的所有中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精神文化財富。

所以司法機構理所當然不會采信、不會贊同、也不會保護毛星火式的“大字報大批判”的言論，如果毛星火不贊同莫言個人或者莫言文學作品中的某些言論和觀點，大可采用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式，寫文章有理有據地反駁莫言，包容異已，以理服人。任何試圖濫用、借助公訴權為自己張榜撐腰的想法，只要揭開皮袍下藏著的那個“小”，就會明白是在耍流氓。

難怪涅克拉索夫說，對祖國來說，沒有比一切都滿意的愛國者更可怕的敵人了。

教育的本質就是要讓人都能分辨誰在胡說八道，邏輯則會讓人明白他們是怎么胡說八道的。像毛星火這批從小就接受愛國教育長大的國人，常年浸濡在單一輿論環境中，他們只有圈內觀，普遍缺乏世界觀，如果他們的思想格局在進入社會后沒有更新，缺乏登高而招的遠見，而環境誘因又把他們帶偏，他們固執的熾烈反而會成為“國家前進的阻礙乃至破壞力量”。

清末的義和團和文革中的紅衛兵就是最好的例證，這種錯謬已經成為中國文明歷程中痛徹心扉的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