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因為不同的地理風貌和歷史典故，中國很多省份都和數字有關，例如山西稱為三晉、陜西稱為三秦、山東稱為三齊，而浙江被錢塘江分割為兩浙。

錢塘江以南的紹興、寧波、金華、臺州、溫州、麗水、衢州、建德的地勢高昂，自古就是浙江的“上八府”，錢塘江以北的杭州、湖州、嘉興的地勢平坦，屬于浙江的“下三府。”

上八府即浙東，下三府即浙西。

浙東的上八府里，紹興最為重要。

紹興毗鄰錢塘江，沿著錢塘江西進，可以抵達安徽黃山、江西景德鎮，進而成為長江—贛江—大庾嶺貿易線的組成部分。自紹興到杭州，可以沿著京杭大運河北上，進入中原核心區。從紹興北部的杭州灣出海，萬里海岸線更是自由馳騁，可以直達山東、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

即便從軍事地理層面來看，紹興位于浙東上八府的最北部，緊鄰杭州，那么紹興便是杭州的門戶。

紹興破，則杭州不保，杭州要壓制浙東上八府，也要通過紹興來完成。

正因為有這樣的優越條件，歷史上的紹興，便成為浙東首府，浙江省內的地位僅次于杭州。

早在唐朝時，紹興就名震天下。

在軍事地理方面，唐朝設立的浙東觀察使，治所就在紹興（越州），用來鎮守浙東。孫逖在《送裴參軍充大稅使序》里寫道：“越會稽郡者，海之西鎮，國之東門，都會蕃育，膏肆兼倍”，把紹興視為唐朝的東部門戶。

在經濟方面，杜牧歷任淮南節度使掌書記、黃州刺史、池州刺史、睦州（建德）刺史，非常清楚東南的世事民情，所以在《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里說，紹興是“西界浙河，東奄左海，機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間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的繁華盛地。

此后千年，歷經唐、宋、元、明、清等王朝，紹興始終保持著浙東首府、浙江經濟重鎮的重要地位。

不過，世人說起紹興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紹興的重要地位，而是出自紹興的一個群體——紹興師爺。

2、

紹興師爺的崛起，和紹興的重要地位是分不開的。

一方面，紹興的經濟富庶，導致人口暴漲。

北宋時期，全國人口超過20萬的州，北方只有11個，南方有44個，而南方的人口大州里，江浙獨占23個。可見在那個時候，南北方的人口規模就有巨大的差異。

到了明朝中后期，納入黃冊統計的人口共有1160余萬戶，其中北方人口340萬戶，南方人口820萬戶，浙江又獨占150萬戶。也就是說，浙江的人口相當于北方人口的一半左右。

這僅僅是統計出來的人口，為了免除人丁稅而隱藏的人口其實更多，數量大致是官方統計的三到五倍。

人口是無限增長的，土地卻是有限的，這就意味著，人口多的地方，必然有一大部分人沒有自己的土地。此外，和平的時間太長，必然產生激烈的土地兼并，那么擁有土地的人，占總人口比例是極低的。

明朝文人徐文長是紹興山陰人，他考察會稽縣的社會情況以后，在編撰《會稽縣志》時寫道：

“今按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悉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余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籌其類而分之，止需數千家而盡有四十余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余萬人。”

這些不沾寸土、衣食無著的人，是他們不努力嗎？

肯定不是，是社會矛盾沒有給他們努力的方向。

會稽縣是這種情況，可想而知，整個紹興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人多地少”的社會環境，導致紹興的無業游民數量龐大，非常需要工作機會來養家糊口。

另一方面，紹興的經濟富庶，直接催生了興盛的文化，以至于讀書科舉的文人，占紹興總人口的比例非常大。

明朝考中舉人的紹興文人有2215人，占浙江舉人的20%，考中進士的紹興文人有950人，占浙江進士的25%。清朝立國的前一百年，紹興考中舉人的依然有656人，考中進士的217人。

這些枯燥的數據，固然是紹興文教鼎盛的證明，但那么龐大的總人口、那么低的錄取率，意味著絕大部分紹興文人，無法通過科舉、入仕、做官實現人生價值或謀取生計。

既然正路走不通，那些沒有土地、科舉落第的紹興文人，便只能走偏門。

而在“士農工商”構建的中國古代社會，落第文人依然是士，不可能脫下長衫去做工務農，商的社會地位又太低賤，那么落第的紹興文人要走偏門，還是要在“士”的范圍內挑選——

要么回歸鄉里，教授子弟讀書，收一些微薄的學費。

要么通過關系進入官場，以政府官員私人幕僚的身份，掙一份豐厚的薪水，間接實現人生價值。

選來選去，這兩個偏門里，還是做政府官員的私人幕僚，性價比更高一些。

反正是出來賣的，為什么不賣個好價錢呢？

而政府官員的私人幕僚，俗稱就是——師爺。

落第文人需要政府官員謀生路，政府官員同樣需要落第文人做師爺。

政府官員通過科舉考試入仕，而科舉考試的題目大多出自四書五經。

這種選拔人才方式的好處在于，能構建統一的意識形態，從朝廷到基層、從江浙到陜甘，歷任皇帝和所有官員都能同頻對話，沒有任何溝通障礙。但弊端就是，常年累月鉆研四書五經的文人，缺乏水利、財務、法律、土木等專業知識。

出任政府官員以后，他們要履行職責，就必須依靠負責具體事務的吏。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官和吏的區別并不明顯。官被貶了可以做吏，吏有政績可以做官，所以在那個時候，官和吏之間沒有根本性矛盾，反而是互相配合完成工作，對雙方都有好處。

但自從明成祖朱棣頒布“自今御史勿復用吏”的詔令以后，吏，逐漸失去了光明的前途。

不論吏的政績如何出彩，他都不能晉升為官、不能參加科舉、不能受人尊重。可以說，自從成為吏的那一天起，他的政治前途就被堵死了。

正因如此，那些學業有成或者稍有背景的文人，都不愿意做吏。于是呢，政府里的吏，便演變為父子相傳、世代相承的職業。

既然吏是世襲的，那么吏就是盤根錯節的地頭蛇，科舉出身的官是流動的，任職以后，如果不能滿足吏的利益，吏就可以不配合官，甚至在暗地里做手腳，毀了官的前途。

為了不被吏綁架，從明朝中后期開始，政府官員就有了聘請師爺的習俗。

這樣一來，把需要做的工作交給師爺，官就能完成工作并做出政績。而因為有了師爺，吏就有了競爭者，為了獲得更多的好處，甚至僅僅為了不被收拾，吏都要配合官的工作。

換句話說，師爺是官員引入政府的鯰魚，同時充當了官和吏做斗爭的工具。

3、

萬事皆有源頭。

紹興文人做師爺，到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全天下的落第文人那么多，為什么紹興師爺能壟斷行業？

其實在明朝立國的時候，紹興師爺就萌芽了。

朱元璋渡過長江攻破南京以后，四處網羅文人，組建新政府班子。但安徽、湖廣的文人都投奔了陳友諒，江蘇蘇州、浙江杭州的文人歸附了張士誠，朱元璋能招攬的，便只有浙東文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為代表的浙東文人，紛紛進入朱元璋的幕府，給朱元璋平定天下出謀劃策，立下赫赫功勞。

在常年累月的戰爭中，劉基、宋濂等浙東文人，又向朱元璋舉薦了大量的門生、弟子、親朋、故舊，以至于明朝立國以后，浙東文人成為僅次于淮西勛貴的政治勢力，盤踞在六部和行省的重要部門。

因為紹興是浙東首府，所以這些浙東文人里，紹興文人的占比非常大。

到了朱元璋晚年，浙東文人尤其是紹興文人，便成為朝廷六部的主要人群，和科舉入仕的文人涇渭分明——

“六曹之吏，江浙籍多，浙江尤甚”，這里說的浙江，其實就是紹興。

再過兩百年，明朝進入萬歷年間，紹興文人的勢力不僅延續下來，而且穩步壯大，號稱“一入衙門，前后左右皆紹興人。”

朝廷六部以紹興文人為主，布政使司、府、州等地方政府，要想和六部溝通感情，甚至是順利審批提案、調撥款項，最佳辦法便是招募一些紹興文人，讓他們利用鄉黨關系，打通六部的關節。

紹興文人，就這樣搞出明清版的“跑部錢進。”

既然政府官員需要師爺做鯰魚，制衡世襲的吏，又需要紹興文人來“跑部錢進”，那還不如直接招募紹興文人做師爺，用一份工錢辦兩件事。

于是呢，朝廷六部的吏和政府官員的師爺，充斥著紹興文人，紹興文人就此形成一個同氣連枝的階層。

理學家陳龍正的朋友到紹興做知縣，陳龍正就寫了一封信，專門叮囑他，要在紹興推行教化，紹興人的道德和素質提高了，可以影響朝廷六部的吏和政府官員的師爺，有利于天下。

信件的最后，陳龍正寫了一句：“天下治亂之根本，皆在紹興。”

在這樣的背景下，紹興文人便有了廣闊的職業前景。

通過科舉做官的紹興文人，憑借遍布天下的人脈關系，到哪都能如魚得水。

例如紹興府余姚縣的王陽明，考中進士以后，歷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得罪權傾朝野的宦官劉瑾，都能逃出生天，跑到貴州龍場悟道。復職之后，王陽明做了南贛巡撫、平定叛亂，最終以文人的身份封為新建伯，青史留名。

王陽明的畢生功業，固然有驚才絕艷的個人能力，但和紹興文人的支持、配合，大概率也是有關系的。

考不上科舉的紹興文人，就接受政府官員的招募，進入幕府做師爺。

例如紹興府山陰縣的徐文長，十歲就有“指掌之間萬言可就”的文學水平，偏偏八次落第，無法入仕做官。

人到中年以后，徐文長走投無路，進入浙直總督胡宗憲的幕府，協助胡宗憲擬定抗倭計劃，還給胡宗憲代筆，寫一些吹捧內閣首輔嚴嵩的賀表、進獻給嘉靖的青詞。

胡宗憲死后，徐文長游歷塞外，還接受遼東總兵李成梁的禮聘，教授李如松、李如柏兵法，相當于給李成梁做了一段時間的師爺。

時間進入清朝，雖然皇帝換成愛新覺羅氏，但清朝繼承了明朝的基本政府班底，紹興人的政治勢力也延續下來。

紹興出生的鄔思道，很多年都沒考中功名，便在康熙、雍正年間做了河南巡撫田文鏡的師爺，全權負責田文鏡的一切奏折，以至于雍正對田文鏡的恩寵日隆，有次還在田文鏡的奏折上批了一句：“朕安，鄔先生安否？”

師爺做到這個份上，屬實是成功的。

不過，大部分紹興師爺，并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他們的師爺生涯，主要目的是掙俸祿、謀生活。

那些普通的紹興師爺，要想勝任工作，必須接受一段時間的培訓，往往是父傳子、兄傳弟、師傳生。而要想獲得豐厚的俸祿，必須熟悉兩項業務——

刑名，即法律。

錢糧，即財經。

這兩項業務是政府官員最需要的，所以開出的俸祿也是最豐厚的，按清朝乾隆年間的慣例，刑名師爺的年俸是260兩，錢糧師爺的年俸是220兩。

和現代相比，刑名師爺和錢糧師爺的收入，不次于年薪百萬的公司高管。

但除了這兩項業務以外，其他師爺的收入就斷崖式下跌。清朝乾隆年間的汪輝祖，師爺生涯的起點，是給知縣做書記，年俸只有區區24兩。后來專門修習了刑名業務，年俸才漲起來。

可見，法律和財經知識，在任何時代都是硬通貨啊。

周總理家族，做的就是這種師爺。

周總理祖父輩的五個兄弟，都因為做師爺，從浙江紹興搬遷到江蘇淮安，其中四人通過數十年的努力，積攢了大量財富和人脈，逐步做到知縣。

到了周總理的父輩，仍然有人做師爺。

他的父親年輕時，就回到紹興拜師，學習師爺的基本業務，但學習能力不行，沒有謀到好差事。而他的二伯從師爺起步，做到江蘇巡撫的總文案，六伯甚至成了袁世凱的秘書，親眼見證民國初年的風云變幻。

4、

紹興師爺活躍在明清時期，進入民國，紹興師爺就開始勢微了，只有陳布雷這種幕僚，還能承擔一些師爺的職責。新中國成立以后，紹興師爺做為一個階層，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原因么，大致是三條。

其一，近代革命滌蕩了一切舊勢力，紹興師爺們互相聲援、跑部錢進的土壤不存在了。這就斷絕了紹興師爺的政治功能。

其二，隨著生產力和管理技術進步，黨組織改革了政府機構和用人機制，消弭官吏的區別，并在黨管一切的原則下，收回用人的權力。

如果誰私自任用未經組織部考察、黨支部批準的師爺，就是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做為補充，黨組織配備了秘書長、財政、公安、法院等職能部門，協助官員處理具體業務。

其三，工業化和市場經濟，釋放了大量的工作崗位，不論是否學業有成，知識分子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不必在一棵樹上吊死。

從此以后，中國只有利用權力尋租獲利的政商掮客，而不存在一個圍繞在黨政官員周圍的師爺階層。

歸根到底是社會進步摧毀了師爺階層，現代中國摧毀了明朝以來的紹興師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