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當精神，是指一種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理邪說敢于堅決斗爭的精神。擔當精神是由憂患意識派生出的一種境界、勇氣、追求和情懷。

在中國古代士大夫里，不乏有憂患意識的人，但處世方式卻各有不同。比如說像陶淵明選擇了掛印歸田，屈原選擇了以身殉國，還有道家的“薄于名而保其真”等。而范仲淹則是把“進亦憂、退亦憂”的憂患意識轉化為敢說敢為的擔當精神，而且踐行終生。為了百姓利益，他秉公直諫，為民請命，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了國家的統一，他不顧三次遭貶和亡妻之痛，臨危受命，前線御敵，不計生死;為了國家昌盛，他甘冒風險，極力推行新政，大刀闊斧改革。

為民謀利 敢冒風險

范仲淹曾在《上執政書》中說“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 他為官38年，只要對百姓有利的事，不論份內份外、事大事小、有無風險，都會主動去干。

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用傳統的調糧賑濟之法，而是大膽采用荒政三策：一是以工代賑，大興土木，特別是讓寺院也參加進來，用平時的節余搞基建，增加就業。二是下令高價收糧，并派人四處宣傳，各地商人便爭相運糧到杭州。范仲淹趁機把蓄存的糧食低價拋向市場，糧價便很快回落下來。糧販們叫苦連天，災民們卻買到了便宜糧食;三是更出了個奇招，他根據杭州一帶人喜競渡的特點，鼓勵百姓賽龍舟，并組織官府公干人員游于湖上，觀看龍舟賽，自己還親自參加。有一名監司奏劾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沒有節制，大興土木傷耗民力。范仲淹說：大肆官游，興造房舍，是為了用官府和寺廟的庫存錢，來加惠窮苦百姓。游覽的是一人，但依靠他活命的，就不只是幾十人了。范仲淹這些招數的實行，使貿易、飲食、工技和出賣勞動力等行業的人，每天不下數萬。這一年杭州安全度過了災荒。

國事為重 敢于改革

慶歷三年(1043年)春，范仲淹被召回朝廷任參知政事，主持新政，他經過深思熟慮，寫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章，受到了仁宗皇帝的認可，陸續以詔令的形式頒行全國，史稱“慶歷新政”。

慶歷新政的重頭戲是改革吏治，如：“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 “擇長官”“重命令”等。范仲淹把一批正直精明的能吏派到各路去檢查當地官吏的政績。自已坐鎮京師，把各路報告逐個認真審閱。凡看到那些貪贓枉法、罪惡深重、民憤極大的惡吏，便把他們的名字一個個用筆勾掉，準備撤掉他們的官職。樞密副使、慶歷新政班子骨干成員富弼，看到這位疾惡如仇的良師益友毫不留情地勾掉一個又一個惡吏，心里很是痛快，但也不免有些擔心，便半開玩笑地說：你一筆勾掉一個很容易，可這一筆會使一家人哭呀。范仲淹用筆點著那些貪官污吏的名字，氣憤地說：不錯，我勾掉一個惡吏和貪官的名字，一家要哭。但如果不將他們罷職，那就會讓他們當官的那個地方的老百姓都要哭，一家哭總比一路哭要好吧!可見范仲淹疾惡如仇、決心改革的擔當情懷。

舍家為國 敢做敢當

范仲淹之所以遇事敢于擔當，是因為他具有舍家為國，大公無私的胸懷。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軍大敗于延州的三川口，朝野震驚。三月，已52歲且遭受三次罷黜之辱和剛剛亡妻之痛的范仲淹，毅然接受朝廷召喚，撇下年幼的子女，以多病之軀帶著16歲的長子純祐，由越州(治今浙江紹興)知州任上赴西北抗擊西夏。當時延州新敗，人心惶惶，知州張存怕死請辭，范仲淹知險而上，主動請求兼知延州。他說，“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

宋朝時，邊境上的士兵都要被官府在臉上刺字涂墨作為記號，以防逃跑，稱“黥面”。黥面使士兵喪失了自尊，而且一旦“黥面”，就終生不得脫離軍籍。因比，百姓怕黥面而四處逃亡，兵源越來越缺。范仲淹任邊帥后，針對這種陋規，擔著犯上的風險，改刺面為刺手。并實行屯田，將士可以帶家屬來住，輪換守城，不值勤時，可在家種田經商，罷兵后可還為民籍。范仲淹的這一大膽的舉措，深得百姓擁護，從而加強了邊防實力。

秉公直諫 屢黜無悔

范仲淹擔當精神的一個閃光點是：為國諫言，為民請命，直言極諫。

范仲淹深知朝廷納諫的重要性，他在《奏上時務書》中說：“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

但是，范仲淹也知道諫諍非容易之事，特別是給皇帝提意見，是有很大風險的。他早在天圣三年的《奏上時務書》中就說：“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

果然，范仲淹的直言極諫就付出了三度貶黜的代價。但他卻屢黜無侮，愈黜愈奮。

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在京任秘閣校理。當時，仁宗皇帝雖已20歲，但劉太后還在垂簾聽政，而且還年年讓仁宗皇帝率百官在會慶殿為她跪拜祝壽。范仲淹認為事關國體和皇帝尊嚴，便給仁宗和劉太后上了一個折子。說：“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后世法。”這還不算，干脆又上一折，請劉太后還政。范仲淹這下捅了馬蜂窩，惹惱了劉太后，進京才一年便被貶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濟)任通判。

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身為右司諫的范仲淹，以“諫諍臣微敢殉身”的氣概，極力諫阻仁宗廢除皇后，第二次被貶知偏遠的睦州(今浙江建德)。范仲淹到睦州后，在給皇上的《睦州謝上表》中寫道：“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據理而言，雖死無悔，充分表達了范仲淹遭貶而不悔的信念和人格。

景祐二年(1035年)十月，范仲淹被朝廷從蘇州召回，升任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權知開封知府。次年六月，范仲淹了解到宰相呂夷簡任人為親，結黨營私的劣跡后，便畫了個《百官圖》呈給仁宗皇帝，圖中附有文字說明，哪些官員是按朝制升遷的，哪些官員是呂夷簡以私人關系提拔的，確切簡明，一目了然，對呂夷簡培植私黨的行為進行了有根有據的揭露。被呂夷簡反誣為“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那個時候的仁宗最怕大臣們結黨，一怒之下第三次把范仲淹貶到饒州當知州。范仲淹到任后在《饒州謝上表》中云：“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他在回贈梅堯臣的《靈烏賦》中，說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在給謝絳的詩中還表示“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

范仲淹雖因秉公直諫被三次貶官，四起四落，但卻開啟了北宋官場諫言論事的新風。朱熹說：“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宋史·范仲淹傳》評價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其所說的“名節”“風節”，就是指范仲淹出于憂國憂民憂天下之心，直言極諫，敢做敢為的擔當精神。范仲淹以其先進的理念、寬闊的胸懷、高尚的人格魅力，成為當時士大夫公認的革新領袖。

范仲淹的擔當精神光耀千秋，就是在當今時代，對于發揚黨的三大作風、陶冶新時代擔當精神、造就人民滿意的公仆，仍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范仲淹知鄧州時，他的好友鄖鄉尉黃通來訪，臨別，范仲淹送詩一首，寫到：

少年好逸驥，老者重安車。爭先尚逐逐，致遠貴徐徐。

勿言一尉卑，千戶系慘舒。外矜固不足，內樂則有余。

子游與季路，作邑寧欷歔。五斗對萬鐘，所問道何如。

這是一首勸友詩，核心意思是：一個人不管職位高低，權力大小，只要認真去做好有益于千家萬戶的事，心里就安然，就快樂。

話雖樸實，境界卻非常高，是范公擔當精神的具體化。古代先賢尚能如此要求自己和官吏，我們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更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特別是基層工作的同志，無論處在什么工作崗位，從事什么平凡的工作，都應當樹立崗位擔當意識，做好份內應該做的事情，承擔應當承擔的責任，履行應當履行的義務，完成應當完成的使命。只有牢固樹立崗位擔當意識，才能保持高昂的斗志，提升工作質效，通過自已平凡的工作，推動全局工作，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