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作者：Yuting Liu（華東師范大學、里昂高等師范大學）

編譯：蘇鈺媛

編校：朱泓宇

原載于Media, Culture & Society，2024年第1期

文章探討了跨國博主（transnational bloggers）如何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構建他們的數字身份。研究構建了一個數字身份定位的坐標系，以“族裔差異”（ethnic differences）為橫坐標，“文化親和力”（cultural affinity）為縱坐標，識別出了四種不同的數字身份類型：文化橋梁者、個人主義者、文化他者與文化崇拜者。研究發現，跨國博主往往具有多重數字身份，這反映了身份建構的過程性和多樣性，族裔差異與文化親和力之間的互動是身份建構的重要內容。隨著數字社會的持續演進，未來研究應深入探索全球與本土數字文化空間中的身份構建，并將網絡行為與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相聯系。

關于社交媒體博主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全球數字環境，然而對活躍在本土數字空間的跨國博主的研究卻很少。研究中的跨國博主是指非中國籍且非中國文化背景的博主。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跨國博主代表著“異質”“多元”或“全球”文化。與本土（中國）博主不同，跨國博主面臨著定位數字身份的挑戰——他們既需要展現自己獨特的族裔身份，也要表達對中華文化的親和力——這是進入中國社交媒體平臺的必要條件。

互聯網是創造、維護和表現族裔身份的公共空間。在既有研究中，互聯網上的族裔身份認同與對主流文化的親和力之間往往呈現對立的關系。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一個空白：除了簡單的對立關系之外，對族裔身份的認同與對主流文化的親和力之間，是否存在交織的關系？即是否有一種群體既想展示自己的族裔身份，又想表達對主流文化的親近和喜愛？

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的跨國博主就是這樣的一種典型群體。中國“非移民國家”的特性使得中國民眾日常較少接觸外國人，這讓膚色和語言有別的跨國博主在中國社交媒體上顯得格外突出。這些跨國博主僅需分享國外生活點滴，如語言、文化、習俗及飲食，就能輕易吸引大量關注；若其能講一些普通話，就更受中國觀眾歡迎。這一切都源于跨國博主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表演和強調自己的族裔身份，因為中國觀眾在某種程度上愿意為這種“差異”買單。然而，要使族裔差異發揮積極作用，跨國博主在建構數字身份時必須表現對中國文化的親和力。因此，跨國博主必須處理好族裔差異與文化親和力的關系。

所以，研究提出以下問題：跨國博主如何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定位自己的數字身份？他們如何處理族裔差異與文化親和力的關系？

就研究方法而言，因身份是在話語中建構的，研究采用“傳記式方法”（biographical approach）記錄跨國博主的話語表達，輔之以參與觀察和對博主們網絡發布內容的分析。本研究在招募受訪者時主要采取隨機方式，但考慮到了性別、年齡、國籍和博客風格的多樣性（見圖1）。本研究在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期間收集了27位跨國家博主的生平資料，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大約在2到2.5小時之間。訪談使用了半結構化的框架，訪談問題涵蓋了四個部分：數字工作流程、與中國文化建立聯系的原因、過去工作經歷和未來職業規劃、過往生活環境及未來定居計劃。

圖1 跨國博主的基本信息統計

另外，研究者與其中六位受訪者共同參與了腳本設計、視頻拍攝及制作過程，以此觀察數字工作的真實流程。同時，研究收集了跨國博主在抖音和小紅書上的各種帖子及網友評論，分析了博主們的線上行為及其對網友的回應，并與博主的訪談記錄進行了交叉比對。在整理材料時，研究者重點關注了兩條主線的文化表達：博主自身的族裔身份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親和力。

根據既有研究綜述和調查研究所得，本研究構建了一個分別以族裔差異程度和文化親和力為橫、縱軸的數字身份坐標系。四個象限分別代表四種數字身份：文化橋梁者、個人主義者、文化他者與文化崇拜者（見圖2）。

圖2 跨國博主數字身份的四象限分類（根據原文繪制）

第一，文化橋梁者（cultural bridges）。

文化橋梁者（或文化橋接者）位于強族裔差異與強文化親和力的象限。他們將自己定位為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梁，具有強烈文化使命感和責任感。跨國博主構建“文化橋梁”數字身份通常源于自身經歷，因此他們希望通過文化交流打破中國與其原籍國之間的偏見。他們不僅關注自我價值的實現，還將“文化橋梁者”的意義置于服務社會乃至全人類利益的大背景之下。

第二，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s）。

與文化橋梁者相反，個人主義者位于較低族裔差異和較少文化親和力的象限。此類跨國博主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強調自身主體性和獨特性，其作品側重個人的發展成長，而非不同國家的文化現象。此類受訪者往往在傳統工作中遭遇自我發展的瓶頸，對他們而言，“博主”代表的數字工作使他們超越了固定職位的角色，成為靈活移動、身份多變的個體。個人主義者的跨國博主主動選擇了一個靈活自主的工作環境，釋放了自己的個性和主體性。

第三，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ness）。

他們處于較強族裔差異和較低文化親和力的象限，其身份特征體現在主動和被動兩個方面。一方面，此類跨國博主通過“他者”（other）視角看待中國，主動在自己和中國網民之間建立起“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另一方面，他們也被中國網民看作“他者”，被動地成為網絡民族主義的攻擊對象。

從“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角度看，文化差異因破壞了同質性（homogeneity）被視為分裂因素。在數字文化空間中，主流文化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導致種族主義的網絡言論頻發。這種情況下，社交媒體平臺似乎變成了壓迫的工具而非解放的手段，凸顯了文化他者所面臨的結構性文化不平等。跨國博主往往缺乏足夠的力量來對抗這種不平等。一方面，他們的族裔差異被本土網民以負面方式強調，文化親和力失去了維持團結的作用。另一方面，若與種族主義者發生爭執，很可能會引發公眾輿論風暴，后果難以預料。因此，大多數受訪者選擇避免直接對抗網絡上的仇恨言論。

第四，文化崇拜者（cultural admirers）。

他們位于較低族裔差異和較強文化親和力的象限。他們傾向于淡化族裔差異，通過實際行動表達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對于文化崇拜者而言，中國的社交媒體平臺是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在這里他們可以了解中國年輕人的興趣愛好、學習中文并與中國人互動。

此類跨國博主的文化親和力是多方面的，從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學習中文、緊跟中國互聯網潮流，到與中國人建立良好的關系，乃至赴中國工作、學習和生活等方面，都顯示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親和力。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親和力不僅體現在互聯網空間中的言行舉止，還植根于線下的現實生活情境之中。文化崇拜者的身份在其一生中都保持著橫向和縱向的連續性影響。

這四種數字身份之間的關系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互交織的。跨國博主定位個人數字身份是一個有機的、流動的過程；這不僅是在特定文化空間中定位自我身份，也要求個體具備在多元文化環境中調和各種社會關系的能力。

本研究超越了族裔認同與主流文化親和力之間的二元對立，從理論和實證上展示了兩者之間交織與互動的可能性。通過對中國社交媒體平臺跨國博主的探索，研究還揭示了跨國個體構建自我數字身份的復雜性；在本土數字文化空間中，跨國個體的身份被不斷分割、連接和重組。最后，研究指出，研究者應當繼續探索全球和本土數字文化空間中構建數字身份的新模式，并將其與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聯系起來，以應對數字時代的多元文化、種族主義、自我認同等挑戰。

原文請見：Liu, Y. (2024). “I want to be a bridge”? The digital identity positioning of transnational blogger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etween ethnic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affinit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6(1), 130-147.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231188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