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會麗：白城城四家子遼金城址的屬性及其功能考察

▲ 城四家子城址2016年全景（西—東）

▲ 城四家子城址地理位置示意圖

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白城市城四家子遼金城址開展的調查與發掘工作，是實施城四家子城址大遺址保護規劃的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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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城四家子城址——2013—2016年度田野考古報告》（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編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4. 9）內容系2013～2016年度城四家子城址全部調查發掘資料整理完畢后形成的最終報告書。四年間的田野工作包括對城址及其周邊相關遺跡的調查與測繪；對城內北部一處建筑址的發掘；對北城門及多處城墻的發掘和解剖；對城內陶窯遺址的發掘；對城內主干道路系統的鉆探和試掘；對城外墓葬的搶救性發掘。通過一系列考古工作，出土了大量遼金時期的磚瓦、陶瓷器等遺物，為東北地區遼金時期州城遺址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城四家子城址的屬性

關于城四家子城址的屬性，相關研究者根據城址的規模、城內出土文物，一致認為是一座州城級別的城址，但其究竟對應的是遼金歷史上的哪個州，卻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聲音。至20世紀90年代，有兩種觀點在學術界較具代表性且相持不下：一是認為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的長春州，金代新泰州；二是認為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的泰州，金代舊泰州。兩種觀點所用的證據均來自研究者對史料的不同解讀。

2000年以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別對前郭縣塔虎城、泰來縣塔子城等同被認定為州城級別，且與城四家子城址同樣存在定性爭議的遼金城址進行了不同規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塔子城早在1956年發現遼代“大安七年”刻石，為推斷其始建年代為遼代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排除了其為金代始建的肇州的可能。塔虎城在2000年進行的考古發掘，總發掘面積6000余平方米，且所做大量工作均圍繞城內重要區域——中軸線處開展，但發掘所獲材料卻未見典型的遼代遺存，而是以金元時期尤其金代遺存為大宗，可見始建時間很可能是在金代，排除了是遼代長春州的可能，得出了塔虎城為金代肇州的結論。

《金史》中對新泰州“不至肇州三百五十里”的記載，也與現實中城四家子城址和塔虎城的方位與間距大致相符。因此，更多的學者傾向于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的長春州，金代的新泰州這一觀點。

▲ 白城市博物館館藏瓦件：文字磚

編號3246，殘缺一角，長32.8、寬16、厚5厘米，正面有豎向5列刻劃文字，背面按壓一右手手印

2007年，白城市博物館征集到一件出土于城四家子城址的刻字青磚，上有“泰州長春縣”字樣，為進一步證實城四家子城址為金代新泰州提供了依據。

《金史》載：“長春遼長春州韶陽軍，天德二年降為縣，隸肇州。承安三年來屬。”明確了長春州自遼至金代中期期間地位的變化和行政級別的起伏過程。在對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發掘中，了解到城內遺存最為豐富的文化層所屬時段也正是遼代晚期和金代中期兩個階段，城內一些重要的建筑物也多是在這兩個時段營修或復建的。因此，我認為，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長春州，金代新泰州的觀點是可靠的。

城址功能考察

《遼史》記載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曾是遼代圣宗、興宗、道宗、天祚帝四代皇帝“春捺缽”的一處重要據點。金代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將此城設為泰州，即學術界所謂“新泰州”，成為金代的國防重鎮。元朝先后在此設泰寧衛、泰寧府。明朝在此設泰寧衛指揮司，是著名的兀良哈三衛之一，直至明代中期遭廢棄。在遼金元及明初幾百年間，這里一直是東北地區西部及內蒙古東部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長春州地處上京道東北部，與東京道相鄰，是連接上京道與東京道及遼東北部地區的橋梁。出于政治形勢與軍事戰略部署考慮，遼圣宗年間將春捺缽地點改在長春州境內，此后一直作為遼代皇帝春獵和處理軍國大政的一處重要地點，成為遼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長春州亦是遼道宗年間設立的東北路統軍司的行政機構所在地，這也體現了當時長春州在軍事防御方面的重要地位。

▲ 城四家子城址勘探平面圖

從對城四家子城址的形制可知，這是一處極為重視軍事防御功能的城址，城墻墻體修筑較高，至今，保存最好的部分仍可達7米之高，這在現存遼代州城遺址中是不多見的，城墻上馬面分布異常密集，從馬面間距不等的情況，可看出在使用過程中有增筑的情況。從對城墻的解剖中可見，城墻本體經歷了頻繁的維修和加筑，可見統治階層對該城防御性能的重視。城址緊鄰洮兒河，并在后期于城址西南角鄰近河岸處修建專門的區域，也應是以開通和加強利用水路交通為目的，加強城址的物資和兵力供應能力。

在2013—2014年期間對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我們著重對處于城內中軸線上的一處建筑址進行了發掘，出土的大量金代建筑瓦件，體現了這座建筑的級別之高。出土的黃綠釉屋頂建筑飾件，有龍紋圖案的瓦當和鴟吻等，充分證明其是一處等級極高的官方建筑。此外，在城內的多處地點地表也采集到了同類瓦件，可見這種級別的建筑在城內并不在少數，該城址在金代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

▲ 建筑瓦件：綠釉筒瓦；Aa型瓦當；套獸

作為遼金時期在東北地區營建規模最大，政治、軍事地位較為重要的州城之一，長春州的經濟發展亦不容小覷。這主要體現在城市手工業和商業貿易方面。城內出土的遺物極為豐富，除大量用于建筑的磚瓦類構件外，還有大量陶瓷器、鐵器、銅器、骨器、玉器、錢幣等。2015—2016年，對城內西北部一處窯址進行了發掘，清理陶窯兩座，出土由該窯燒出的大量陶器，從器類來看，此窯專門用作燒造甕、罐、盆等大型陶器，供應給城內外居民作為日用器皿，經營時間大致為金代中晚期。此外，從該發掘區早期遺存情況看，至少在遼代中晚期該區域就已有了陶器生產作坊。

通過考古調查，了解到城內及周邊還存在磚瓦窯及冶鐵遺址、制骨作坊、玉石器加工作坊等，說明這些產品也大多為本地制作，顯示了該城址發達的手工業技術水平。城市貿易的發達也在考古發現中有所體現。以瓷器為例，城內通過調查及發掘所見的瓷器種類極為豐富，從窯口看，不僅有缸瓦窯、冮官窯等東北本地的窯口產品，還有較多精美的定窯白瓷，以及龍泉窯、建窯、龍泉務窯、耀州窯等國內各大名窯的產品。此外，琉璃器、玉料及煤精石、青金石等文物的發現，體現了長春州對外貿易的發達和對商品資源控制力的強大，證明城四家子城址至少在遼金時期是一處商品貿易極為繁盛的城市。遼代南面財賦官，有長春、遼西、平州三路錢帛司，設都點檢，掌錢幣鑄造等事。《遼史》記載長春路錢帛司為興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設置，“大公鼎為長春州錢帛都提點”。這也充分說明了長春州在遼代的經濟地位亦不容小覷。

▲ 第一期灰坑出土石器、鐵器及銅錢拓片

1. 打磨器（H103∶1） 2. 礪石（H103∶2） 3. 玉飾件（H115∶1） 4. 鐵釘（H115∶5） 5—8. 銅錢拓片（H102∶5、H102∶1、H102∶3、H102∶2）

通過考古工作，還在該城址內外發現大量佛教遺存，包括寺院遺址和宗教用品。例如，2013—2014年發掘的建筑臺基，在遼代時即為一處佛教寺院，該寺院處于城址南北向中軸線上，其地位可見一斑，主體建筑面闊五間，進深四間，出土的綠釉筒瓦及獸頭建筑飾件足以體現佛教在遼代地位之高。該寺院建筑廢墟中出土的瓦件上發現墨書文字，記載了大安年間（1085—1094年）不同階層的“施主”施瓦建寺的出資情況。這些有記錄的捐款者有的是具有一定頭銜的政府官員，有的則只是普通百姓，可見，這種奉佛行為是由政府發起，官民共同參與的佛事活動。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捐獻記錄中，發現來自寧江州地方官員的“施瓦”記錄，說明城四家子城址不僅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處于地方中心地位，其在宗教方面也具有相當大的引領作用，當是東北地區佛事活動的中心地所在。遼代社會上至皇帝、貴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都對佛教有著非常虔誠的信仰，導致這一時期的佛教建筑和僧尼數量大增，佛教前所未有的平民化。《遼史》記載“（咸雍八年）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寧江三州三千余人愿為僧尼，受具足戒，許之”，便是當地佛教盛行的真實寫照。尤其到了遼代晚期，國力雖然衰微，統治者依然大興佛事，將國家命運寄托于佛祖的庇佑。城四家子城址發掘的這座佛寺遺址，即為遼道宗年間所修。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城內外佛教建筑密集，這些建筑大多為遼代始建，在金代得以沿用，可見城內佛教信徒眾多，以及人們對佛教信仰的虔誠度與持久性。

本文摘編自《白城城四家子城址——2013—2016年度田野考古報告》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編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4. 9）一書“第十章 結語”，標題為編者所加。

ISBN 978-7-03-079381-2

責任編輯：趙　越

本書系統介紹了吉林省白城市城四家子遼金城址的田野考古成果，報道了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四家子城址開展的調查與發掘工作。四年間的田野工作包括對城址及其周邊相關遺跡的調查與測繪；對城內北部一處建筑址的發掘；對北城門及多處城墻的發掘和解剖；對城內陶窯遺址的發掘；對城內主干道路系統的鉆探和試掘；對城外墓葬的搶救性發掘。通過一系列考古工作，出土了大量遼金時期的磚瓦、陶瓷器等遺物，為東北地區遼金時期州城遺址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本書適合考古學、文物學、歷史學、民族學及相關學科專業人士參考閱讀。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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