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找到生命最不可放棄的東西

過去農耕社會，大家追求的是收獲哲學，這讓年輕人陷入求學、就業、婚姻的程式里。但在現代社會里，梁永安覺得，更好的生活指向的應該是過程哲學，在每個人獨特的生活里，釋放自己獨特的生長力。

在他眼里，更好的生活不是一種勝負論，而是一種自由感，面對形形色色的人生，始終有一種內在的從容在里面。生機從內生長，才能打開更豐富的生命維度。

文｜魯皮

編輯｜金石

寒山寺的108聲鐘響

文學教授梁永安的七十歲，是忙碌的一年。

和《人物》見面這天，他早上七點半起床，在線上做了本新書的對談，十點，又出現在特侖蘇的拍攝現場。往前倒兩天，他還在澳門一所大學上課。頻繁往返各個城市，瑣碎的時間幾乎都被分享、對談占滿。

這樣的生活從七年前開始。2017年，他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做了33年的教授，因為一次演講，《在單身的黃金時代，我們如何面對愛情》，突然在網絡上爆紅。梁永安對愛情的理念給年輕人們帶來了慰藉，一夜之間成為「網紅教授」。年輕人們開始向他咨詢情感、人生的困惑。以此為契機，他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網絡公共空間，和各行各業的人對談，講述自己的思考。

不知不覺中，他變得越來越忙。今年，梁永安在復旦大學沒有開課，可依然沒能留出自己的時間。除了學校一些讀書的活動和對談，每個月還在書店要開一次電影課，手頭還有六本書稿在催。

馬上要立冬，但上海的四季并不那么分明。溫度還在20多度，葉子才剛剛黃了個尖。走在一處花園里，梁永安突然承認，這種忙碌其實讓他困惑，「有點停不下來」。

「人在勞作之后，對休息有一種渴望。」過去在北方的鄉村，他對此深有體會，到了立冬時節，秋收結束，家家戶戶立刻舒展很多。把土豆、紅薯放在地窖里，開始為冬天做準備，也想想來年要做什么。在云南，農歷的十月份就開始吃殺豬飯，一家殺一頭豬，招呼親友，享受一年勞作后的結果。

但在城市里，生活被鐘表統治，每天朝九晚五，不管什么節令都在運轉。梁永安說，他「特別想盡量地拿出時間，來給自己一個立冬的狀態」。

他很需要這種暫停。從2003年開始，他就有一個習慣，每年跨年的這天，他會到寒山寺聽迎接新年的108聲鐘響。這是他給生活設置的強制按鈕。

起源是那一年，他喜歡張繼的詩，「月落烏啼霜滿天」。這是在張繼人生最失意的時刻寫下的。當時他到了寒山寺，又被阻攔，不得不停留，這時候聽到了鐘聲，看到了滿滿的夜里的鳥，寫下了這些詩句。這首詩最終成了張繼一輩子留下的19首詩里，唯一被記住的一首。

「他寫的這首詩，有種人生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況味。」這種孤獨的意境吸引梁永安也想去聽一聽。

108聲鐘響一直響了14分鐘，最后一響正好敲在午夜的零點。這14分鐘里，梁永安意識到，自己能徹底放空，把整個一年的事都在腦子里過了一遍。「那一瞬間，我感覺這一年很多東西能做到沒做到，也錯過很多，很可惜」。他提醒自己，下一年面對這些失去的東西時，「要有一種新的珍惜」。

從那以后，他每年都去，讓這14分鐘里的108聲鐘響，成為生活里強制的暫停和喘息。這是生命在自然尺度上必要的節奏，梁永安告訴《人物》，「這個時候就是要想一想，我們應該有一點什么樣新的認識和體會」。否則人一直在緊緊張張的生活中，會產生很多焦慮。

除了每年到寒山寺聽鐘響，生活中還有兩件事是他再忙也一定要做的。一個是游歷，對他而言，游歷才能對當下社會的變化和問題有足夠的現場感。第二件事是閱讀，閱讀才能不斷增加思考量，所以一有時間，他就抓緊讓自己多讀幾本書。

但今年，他去了希臘和日本。新的思考和感悟至今沒騰出空記錄下來。「還是太忙了」。因此，他對明年已經有了清晰的計劃，要找一個書院住幾個月，心思單純地做一些思考和探索，對這幾年的生活也做一個復盤。

高黎貢，人生的冬天

面對著馬上要來的冬天，梁永安總是想到一些大雪紛飛的日子。

小時候在西安上小學，北方的冬天總是突然下大雪，真的是「鵝毛大雪」，一大塊一大塊在窗外嘩嘩往下落。這樣的畫面深深刻在他腦海里。

他在韓國教學時也見過。當時的首爾還是漢城，有天他從學校出來，等車時的幾分鐘，肩頭上就落了厚厚的雪。雪能讓分割開的天地都交匯在一起。這種時刻，總帶給他強烈的感受，人在自然中顯得很渺小。

這不是一個溫柔的意象，人們喜歡雪，但也害怕雪花般的生活。梁永安知道，因為那樣的生活「飄」。人們看不清前面的路，總會伴隨著強烈的迷茫和不安。

從節氣上來說，立冬意味著秋天結束，忙碌終于到頭。但也意味著溫度驟降，暴風雨馬上就要來臨，充滿神秘，也充滿危險。

梁永安的人生里也經歷過這樣的立冬時刻。1973年的10月23日，高中畢業的梁永安下鄉到云南高黎貢山勞作。他清晰地記得那一天，走下大巴，在怒江峽谷的山腳下，忐忑地等待村寨的人來接。面對默默流著的怒江水，他有些惶恐，「難道以后就要在這深深的怒江峽谷中扎下根來，日復一日地勞作？在高山與江水的籠罩中度過一生？」

那是充滿孤獨和迷茫的兩年。第一天開始挖地，他就盼望著太陽趕緊落山，「（太陽）咚咚咚咚掉下去就可以收工了」，「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挖地很費力，天黑的時候，如果沒有月光，走在山道碎石小路上，也不知道自己會走到哪。后來讀《百年孤獨》，他特別能體會到，這種孤獨來自于循環。「就覺得人生是不是一輩子都會在這種循環里？我還想去更廣的世界」。

在那樣望不到頭的日子里，能撫慰他的只有讀書。下鄉時，梁永安帶了兩大木箱的書，「來接我的牛都馱不動」，他說，一到夜里，勞動歸來，他就在房間看書。讀狄更斯，讀薩克林，也看世界史，「中國古代通史那么厚的六卷，都帶過去細細的讀」。看書的時候，才能覺得自己的世界又變大了。

1975年，也是10月23日，這種循環才終于被打破。整整兩年，下鄉結束，梁永安離開了高黎貢，回城當了工人。生活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2月，他考入復旦大學，從學生到教授，在上海扎根。

回頭看，他才意識到高黎貢的兩年，成了后來一切的起點。那些書幫助他后來成功高考，最終走向文學的道路。峽谷里的生活簡單，春種、秋收、冬藏，這些本質的自然節奏中，他對生命有了原始的體悟。

「在那個時刻，我明白了幸福與快樂不是一回事兒：快樂是輕松欣喜，實現心之所欲；而幸福，那是一路艱辛的奮斗，是生命的展開，是一步一步地活過。」

高黎貢的日子像人生的冬天。但冬天正是休憩、冬藏蓄力的時節。后來梁永安在日本教書，有學生問他最難忘的是哪一段生活，他總是不假思索地說，「在云南高黎貢勞動的那兩年」。

「現代生活無時無刻不經受著沖擊，如何在紛紜中走自己的人生路？追昔撫今，所有的心緒都可以追溯到在高黎貢山的勞動中」。

回憶起冬天的畫面，梁永安還想到了一件事。有一年，也是很大的雪，他一個人跑到大山里，遇到了一個農民。對方看他城市來的，很驚訝，強烈地留住了他。因為再往里走，就會危險。他在那家住了一晚，對方是個鄉村放映員，和他聊了一晚上放映途中遇到的人和事。

「我就感覺真正的生活有人間的溫暖」，再聊起雪，梁永安覺得雪花其實提供著很大的暗示。「我們在雪里面往往會體會暖，有對暖的渴望」。這種人生不易的時刻，其實讓人更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盈科，而后進

走上文學道路的幾十年里，梁永安不是沒有遇到過誘惑。90年代，大量的文人下海從商，他身邊也有一些搞文學的朋友，打算去掙一筆錢，財務自由了好好寫作。有的人虧了幾十萬，也有的人真發跡。

梁永安不是被財富誘惑，而是好奇，「這個世界最終真的會徹底走向商業化的時代嗎？一切都會轉化為金錢邏輯嗎」？他想為時代做事，「如果社會不是朝你所認定的價值發展，那你一下子就變成一個局外人了」。

于是，他在一個假期里跑到一個朋友的公司，他們做了一個網絡平臺，梁永安幫著做一些策劃和平臺的發展規劃。幾個假期后，對方看他有很多思路都跟公司契合，想招他全職來做，他記得，當時開出的年薪就有一百多萬。

但梁永安拒絕了，「下海」的幾個月里，他明確地知道，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看到過去的朋友真的賺錢以后，早就忘了當初說的，財務自由后搞文學寫作的初衷，「他說我不回去，現在我在跟別人競爭，我主動退出也不甘心」。

過去讀《資本論》，他還沒有如此強烈地感受到，資本主義的社會里，人人都處在一種異化中。但現在，他看著朋友為生意日夜焦慮，「其實是很苦的」。可能會有些額外的補償，掙了錢，有了地位，受到夸獎，「你覺得好像我幸福了，實際上那個都是很虛無的。」

這個經歷讓梁永安在深處看到了那種生活和精神狀態，此后，他更明白自己的內心，一下子安定了下來。1995年之后，他回到自己文學的領域，開始著手寫長篇歷史小說。

這段體驗促成他寫了王莽，在西漢末期，社會一片混亂中，各種力量交替出現了一個所謂的新朝。這其中，王莽也想找到個人價值，實現理想，建立一個想象中的烏托邦。「我為什么寫這個？因為他跟這個時代都有主觀性，最后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結果就是轟然倒塌。」

在人生的尺度里，這幾個月對梁永安來說是一種試錯和對想象的實踐。就像孟子所說，「盈科而后進」。「科就是河床上的這些坎、坑，河流跑的時候都是先把這個坑填滿、盈掉，再往前。」

這幾年，總有年輕人來問梁永安人生的困惑。他越來越頻繁地聽到一個詞，「空心化」。他總是會拿這段經歷舉例。匆忙的生活往往帶來很多問題，「你真的是帶著很多內心的科，如果不盈的話，渾身都是洞，越往前跑，問題只會越多。」「渾身帶著太多未解的問題，其實內心深處越來越空。」

這個時候人就需要安頓、休憩、放緩。就像四季需要節氣，人也需要一個節點停下來有新的省察和反思、沉淀，隨時保持住對自我感受的珍惜。

年輕人如何「更好」地過一生

四年前，《人物》曾和梁永安有一次對談，話題聊的還是愛情，「相愛為什么越來越難」。當時，梁永安發現青年一代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中，精神領域里普遍存在著焦慮、茫然，價值的墜落感與空白感，這些集中地在愛情中反映了出來，失去了對愛情的信仰。

但這幾年，他明顯感覺到，年輕人的憂愁已經從愛情轉移到了更多層的人生選擇。時代的不確定性下，年輕一代好像處在人生的冬天，有著迷茫和對掉隊、被時代拋棄的恐懼。

他在自己學生身上具象地看到了這一點。一畢業，大家就緊張地投入工作，「嘩啦啦在里面，到底什么是跟自己生命有真正深切關系的，應該要做什么事，過怎樣的生活可能都還不知道」。大家總覺得選擇一條新路很快就能成功，「但那是農業社會的邏輯，現在社會不是這樣」。在當下，或許必須經歷六七年各不相同的艱難，才能真正擁有自己的語言、故事，擁有自己的生存感。

在某一年的碩士論文答辯時，他見過一位江西來的女生。當時梁永安問她，畢業去哪個單位？對方說沒單位。梁永安很詫異，就問她那畢業后干什么？這個女生給他留下的印象是「傻里傻氣」，「不會去想那么多」。她回答，準備就在復旦附近租個房子，寫劇本。「我問她那寫劇本誰要呢，她說還不知道，就這么愣。但過了幾年，真的寫出來了。」

去年年初，梁永安還和畢業了六年的三個學生沿途聚了一下。這次聚會讓他同樣感慨，比起當年，她們都變得更從容，面對任何誘惑都不動心。盡管這六年過得坎坷，寫的東西都沒人要，但經過六年的磨練和孤獨，有人獲得了科幻文學最高獎，有人寫的兩個影視本子都被接受了。

另一位女生，寫的小說雖然還沒有被更多人知道，只在微博上發布后，有一位教授給她點過贊。但她保持了持續的寫作，「最后你看，她會變成一個相當不錯的作家」。

這一代年輕人身上，梁永安看到了上幾代人身上都沒有的東西，「內在的多元化」，「他們在現代化的發展中，其實儲藏了非常豐富的東西，只是自己沒有察覺」。這種寶貴的靈性和智慧，「讓他們跟祖祖輩輩的人都不一樣」。

過去農耕社會，大家追求的是收獲哲學，這讓年輕人陷入求學、就業、婚姻的程式里。但在現代社會里，梁永安覺得，更好的生活指向的應該是過程哲學，在每個人獨特的生活里，釋放自己獨特的生長力。

在他眼里，更好的生活不是一種勝負論，而是一種自由感，面對形形色色的人生，始終有一種內在的從容在里面。生機從內生長，才能打開更豐富的生命維度。

「更好」也一直是特侖蘇追求的，對「更好」的向往把大家聚在了一起。立冬到來，是時候更從容地面對人生的雨雪。

在「更好」的話題上，梁永安總是想到在云南時見到的南瓜。藤條剛長出來時那么短、那么細，沒有葉子，沒有花。在照不到陽光的地上，孤零零地爬坡，只有到了一個節點，才長出葉子，開出很小的黃花。黃花長大，南瓜才從胚胎里生長而出。

人的生命也一樣，更好的生活，是找到自己的節奏，「（找到）那個不可放棄的東西」。在冬藏一般的沉淀中，積蓄出蓬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