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團長兵敗被俘受盡凌辱，隱姓埋名做農婦，再見前夫已是副國級！

引語

她是長征途中唯一獲準結婚的女戰士，艱難的行軍途中，與新婚丈夫只有兩夜團聚。長征勝利結束后，她成為西路軍總指揮部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率部西進，這一別，就讓一對新人徹底“棒打鴛鴦”。

西路軍兵敗河西走廊后，她也同許多女戰士一樣被馬匪所俘，并淪為敵人的玩物。兩年后好不容易掙脫魔爪，逃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卻遭遇人冷漠地拒絕，只好流亡在甘肅、四川、云南、貴州等地。輾轉三年時間才回到老家，成為一個下地種田，自食其力的農婦……

在其后的歲月中，她又經歷了種種不公與磨難。然而，這一切都沒泯滅她內心對真善美的堅持與追求。46年后再見前夫，他已是副國級重要領導。

這位命運多舛的堅強女性，就是江西籍紅軍女戰士王泉媛。熟悉王泉媛的人都說，王泉媛這輩子過得太不易了，可謂是一生可謂是“一生坎坷，兩袖清風，三過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個孤兒，七次遇難，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從童養媳到女戰士

王泉媛，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縣敖城鄉廬富村，原姓歐陽，16歲被送給茶園村一王姓家，改姓王。

由于是養女，王泉媛早早就成為別人的童養媳。但是，兩人成年結婚不久，丈夫就暴病身亡。從此，王泉媛成了一個不祥的女人，被婆家趕出家門，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婦女。

由于深受封建統治下的君權、神權、族權和夫權的沉重壓迫，此時的王泉媛才開始思考自己的命運為何如此不幸，只有在黨領導下，婦女才像人一樣挺直了腰板活著，并求得翻身解放，迎來光明自由的前途。

為此，王泉媛從為爭取識字、放腳和婚姻等權利與地主（族長）進行斗爭，在與封建社會做斗爭中，王泉媛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人格逐漸成熟了。

1930年春，17歲的王泉媛終于走出家門，融入時代的大潮，同年4月加入青年團，任芝陽區少共區委婦女部長，兩年后改任少共吉安縣委婦女部長。1932年10月，19歲的王泉媛調任湘贛省委婦女部干事。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在興國縣工作、實習，并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1934年6月入黨，1934年7至9月，任少共中央青婦干事、中央婦女部委員；10月，在中央衛生部婦女工作團工作，隨紅軍長征。

長征途中的婚禮

長征前夕，王泉媛在鄧穎超大姐的領導下，參加了擴紅工作，并第一次認識了擴紅工作隊隊長王首道。

長征開始的時候，組織上有規定：女紅軍沒有談戀愛的不準談戀愛；長征出發前談了戀愛的，不準結婚；結了婚的，不準懷孕生育。

當紅軍歷經千辛萬苦到達貴州邊陲古城遵義時，部隊暫時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規定，紅軍女戰士才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

“遵義會議”召開的同時，部隊抽調一部分同志組成地方工作團做群眾工作，負責人為王首道，王泉媛是工作團成員之一。

地方工作團雖然是臨時組織，可這里的大部分成員王泉媛并不陌生，一起共事的蔡暢和金維映，既是大姐又是校友，大家能分到一起工作確實很有緣分。

由于政策放開了，蔡、金兩位老大姐有意撮合王泉媛的婚事。王泉媛這才向兩位大姐講述了自己曾經的婚姻不幸。

蔡大姐順勢開導她：“丈夫死了，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選擇的權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在部隊離開遵義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緊急通知”，到工作團團長王首道的住地開會。令王媛泉沒想到的是，這次會議的主題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

會議由蔡大姐和金大姐主持，兩人直奔主題，就是王媛泉與王首道的婚嫁之事。兩位大姐原本也想擇個良辰吉日，可環境和條件不允許，只能選擇當天，因為明天部隊就要出發，當天就是最佳時間了。

兩位大姐“布置完工作”就走了，留在王首道宿舍的王泉媛，緊張得連呼吸都不暢通了。

特別的定情物

其實，王首道也不是頭婚，在與王泉媛結婚前，他也經歷過兩次婚姻。

他的第一個妻子叫王紹坤，一次為掩護首道撤退而落到敵人手里，受盡酷刑后被殺害，頭顱被掛在瀏陽城墻上。

王首道在擔任湘贛省委書記期間，被打成羅明路線代理人，受到批判而撤了職，他的第二任妻子馮菊蓮被勒令與他“劃清界限”。馮菊蓮不愿意離婚，以上吊抗爭，但最終還是不能擺脫政治壓力，不得不離異。

兩人的結合就是這么簡單，簡單到連一個必要的儀式都沒有，連一個定情的信物都沒有。

尷尬過后，王首道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起身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拉開抽屜，拿出一件用紅綢子包裹的物件，一層層地打開，原來是一把烏黑锃亮的小手槍。

王首道說：“這把手槍是我從敵人手里繳獲的，還有8發子彈，就算是我們的定情物吧。聽說你的槍法很不錯，想來你一定喜歡，就收下吧。”

王泉媛收下定情信物后，非常真誠而又遺憾地說：“可我沒有什么送你啊？我們老家有個習俗，新娘要給新郎送上一雙親手做的千層底的布鞋。穿上這雙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會回到親人的身邊來……”

王首道說：“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層底，我也不會離開你；即使暫時離開了，最終還是要回到你身邊來。”

王泉媛卻堅定地說：“這雙千層底的布鞋，我一定要給你補上！”

兩日情緣

長征路上結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唯一的一對。當年王泉媛只有22歲，活潑大方，工作能力又強，很是招人喜歡。

王首道和王泉媛在從遵義開拔的前一夜，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們在一起真的只有一個夜晚，第二天兩人就匆匆分手，各回各的單位，不得不跟隨大部隊撤出遵義城。

部隊出發前，王泉媛那不爭氣的眼淚再一次涌出眼眶。王首道安慰王泉媛：“我們很快就會見面的，多保重！”

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隨干部休養連到達兩河口。部隊剛剛安營扎寨，先一步到達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訊員接王泉媛到他的住地見面。王泉媛喜出望外，她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王首道和王泉媛在短短一夜的恩愛后，馬上就在黎明時分出發的號角聲中分開了。見亦難，別亦難。天亮了，王首道又把王泉媛送回干部休養連駐地。

其后的行軍路上，兩個人雖然能時常碰面，卻無法同居。翻過大雪山后，前面是連綿不絕的草地，王首道跟隨大部隊走了。

令王泉媛難以想到的是，她與王首道的婚姻，就只有這兩日情緣。此后，王泉媛歷經艱辛，卻再也沒有和心上人相聚的機會。

好心大姐們極力撮合的好事，卻讓她飽受幾十年的相思之苦，這是當初人們都難以預料的。

天各一方

兩人分開后，王泉媛被編入紅四方面軍，于1935年6月隨紅四方面軍轉戰川西，并擔任川西省委婦女部長。

1936年8月，王媛泉調任西路軍總指揮部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1937年3月，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經過40多天血戰后，損失慘重。西路軍總指揮部、九軍、三十軍和由王泉媛任團長的婦女獨立團被圍 。

1937年4月，駐在甘肅臨澤縣城的婦女先鋒團被國民黨軍馬鴻逵部圍擊瓦解，王媛泉帶領李開芬等5名女戰士，堅持在祁連山區與敵周旋。由于寡不敵眾，幾人堅持斗爭1個多月后被俘，身陷囹圄，最終被馬匪的一個團長逼親。

歷經周折，度過了近兩年屈辱日子的王泉媛逃了出去，一路乞討尋找部隊。1939年3月的一天，王泉媛手拄拐杖，終于來到蘭州“第十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她輕輕地敲開了“辦事處接待室”的門。

沒想到的是，接待她的，竟是在長征路上那個幾次向王泉媛求婚都遭到拒絕的人。面對今非昔比的王媛泉，那個人冷漠地接待了她。他說：“你們走了兩三年了，說回來就回來，沒那么容易。”語氣很生硬，也很堅決。

1939年夏，她第二次找“八辦”時，“八辦”沒有了。從西路軍一同逃出來的姐妹告訴她，此前有人造謠惑說，王泉媛在“八辦”發了誓不再當紅軍，并在“八辦”留了封信給王首道，說她永遠也不想再見他了。

王泉媛聽說此事后，心中感到一陣悲哀，絕望之際，她只好決定回到江西泰和老家。

隱姓埋名

為了盡快返鄉，王泉媛在甘肅、四川、云南、貴州等地流浪，尋找生機。流浪途中，為了活命，她不得不與一個叫萬玲的男人結婚。這個男人曾答應把她護送回家，可是他卻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別的女人。

1942年7月，當王泉媛衣衫襤褸、腿腳潰爛地回到老家時，家里人都不敢相認。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當地人都不知道她曾經是紅軍女團長，只當她個下地種田，自食其力的普通農婦。

1948年8月，王泉媛與泰和縣早禾市劉瓦村的劉高華結婚。1949年秋，泰和解放，她先后在津洞鄉、禾市區工作。1951年，因丈夫被誣告入獄受株連，丟了工作，背了處分。

王泉媛的歷史功績并沒被告人遺忘，她的不幸遭遇也在與組織失去聯系27年之后迎來一絲轉機。

1962年春節后不久，朱老總與康克清大姐重上井岡山——長征途中曾與王泉媛一起三過草地的康大姐千方百計尋找王泉媛的下落，闊別27年的戰友終于重逢了。

康大姐對吉安的負責同志講：“王泉媛同志我了解，這么好的同志該讓她出來工作。”這年冬至，王媛泉成為早禾市敬老院院長，她全心全意為福利院老人謀福利，并先后收養過6名孤兒把他們培養成人。

但是，1966年之后，王泉媛的人生又一次遭受沖擊，遭受長期迫害。這個苦命的女人，磨難何時是頭啊？

遲到46年的重逢

1982年夏季的一天，王泉媛來到北京，這一次，她是來請康大姐作證，要求恢復自己的黨籍的。順道，她也想看看幾十年來常常會日思夜想的“他”。此時的王首道，已是副國級（政協副主席）領導。

兩人相見，王泉媛緊緊握住了這個曾經是她丈夫與戰友的男人的雙手，心里翻騰起酸甜苦辣，眼淚一下就蒙住了視線。快半個世紀了，沒想到還能見一面！僅這一面，她盼了足足46年啊！

她盼望能見到他，她心里一直存著一個疑問，這疑問自從她被蘭州“八辦”拒絕后，就像鐵釘一樣釘在了她的心上。“我想問你一個問題。”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說，“有人說我在‘八辦‘給你留了封信。”

王首道吃了一驚：“我不知道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見你沒有回來，我還以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臉說不下去了，眼淚從他的手縫里滲了出來。

這一次會面是短暫的，但了卻了王泉媛半個世紀的心愿。

兌現60年前的承諾

1989年，王泉媛被國家確認應享受老紅軍戰士待遇時，已76歲高齡。王泉媛在晚年堅持為泰和縣和吉安市大中小學作幾十場革命傳統教育報告，為全國（包括海內外）數十家、數百家報刊雜志、廣播電視單位的記者講述革命經歷。

1994年，王泉媛到北京，她再一次見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首道，我來看你來了！”王泉媛笑著走了進來，眼里閃動著淚花。

為了這次相會，王首道交待工作人員，不許外人在場。兩人又相見了，一股幸福感涌上王泉媛心頭。那天，她專門到王府井百貨商店買了一雙千層底的布鞋。

相互問候了一遍后，王泉媛從隨身攜帶的布包里，取出一雙手工做的千層底黑布鞋，鄭重地把它交到了王首道手上。王首道雙手顫抖著接過布鞋，渾濁的淚水模糊了他的雙眼，說：“你沒有忘記遵義時的諾言！”

兩位老人顫抖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他們有多少知心話要互相傾訴啊。整整60年了，60年的等待太久太久，60年的風雨太多太多。王泉媛喃喃地說：“60年了，我說的話終于兌現了！”

兩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兒王維斌，為兩位老人拍下了一張他們有生以來第一張，也是最后一張合影。

1996年9月24日晚，王首道逝世。得知這一消息的王泉媛幾乎暈厥過去。王泉媛病倒了。

躺在病床上，半個世紀來的風雨坎坷和生生死死，又一幕幕地重現在她的眼前。手捧珍藏了兩年的合影照片，王泉媛終日以淚洗面，“首道，你答應過走再遠也會回到我身邊的，可你沒做到。你這一去，我們就再也見不到面了！……”

2009年4月5日，這位飽經風霜、戰功赫赫的老紅軍女戰士，在江西省泰和縣人民醫院不幸逝世，享年96歲。

結語

歷史終將遠去，記憶不會磨滅。關于那段歷史，徐帥在《歷史的回顧》中深情地寫到：“我們的婦女獨立團，就是在與總部失去聯系的情況下，遭敵重兵包圍，而全部損失的。她們臨危不懼，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婦女的巾幗英雄氣概。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光輝業績，將永彪史冊！”

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英勇悲壯的戰斗歷程，是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河西走廊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異常殘酷的戰斗環境中，婦女先鋒團全體干部戰士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不朽的巾幗壯歌。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