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線城市面臨靈魂之問：“為什么是杭州？卻不是我？”

今年開春，中國AI產業再次站到全球舞臺。

讓中國回到舞臺中央的，正是以一城之力單挑全美科技巨頭的“杭州六小龍”。

這“六小龍”分別是以極低的訓練成本，性能卻直追OpenAI最高端o1模型的杭州深度求索開發的DeepSeek R1，直接掀翻了華爾街的股市。

由于受到DeepSeek沖擊，美國人工智能主題股票遭拋售，芯片巨頭英偉達股價歷史性暴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大幅下跌。

還有讓機器人在春晚舞臺扭秧歌的杭州宇樹科技（Unitree），正推動國產機器人實現彎道超車。

此外，在全球游戲市場爆火出圈的《黑神話：悟空》，被視為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款“3A”游戲，讓中國文化成功出海。

另外三家則分別是：國內腦機接口頭部企業強腦科技，具有全球最大的可交互三維數據能力的群核科技，以及專注四足機器人領域的云深處科技。

互聯網時代，科技孕育著國運。

許多一、二線城市也不禁發出靈魂之問：從人工智能AI到腦機接口，再到四足機器人，為何都扎堆出現在杭州，卻不是自己？

想搞清楚這個問題，或許還得從杭州這個城市究竟做了什么來尋找答案。

任何城市產業的崛起，不是靠某個決策者的靈感乍現，更不是一窩蜂的跟風投資，而是不同領域環環相扣，且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杭州的產業轉型升級，或許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杭州今天的成績并非“突然而至”，而是“厚積薄發”。

互聯網時代早期，因為阿里巴巴的出現，杭州曾被譽為“電商之都”，始終引領全國消費領域的前進方向。

隨著制造業重要性的回歸，杭州因為過度依靠電商產業經歷了一段落寞期，不僅GDP一度被武漢超過，甚至還被省內的“隱形制造冠軍”寧波搶去了風頭。

經歷了互聯網的退燒期后，杭州也慢慢明確了自己的定位：做中國的西雅圖。

美國的西雅圖是全美的科技之城，不僅誕生了微軟、亞馬遜這樣的科技巨頭，也誕生了星巴克這樣的消費巨頭，還吸引了Adobe、谷歌、Facebook、AT&T、波音、Uber（優步）、任天堂等在此設立分部。

2014年，杭州正式打出“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的口號，并豪邁表示，企業搞研發，政府直接補貼30%的研發費用。

除了給錢不手軟，杭州給地也很大方，將寸土寸金的未來科技城、濱江高新區等地塊低價提供給科技企業。

杭州的人工智能谷研發用地價格僅為商業用地1/5，后來的DeepSeek總部也因此就省下2.3億的拿地成本。

也是在政策鼓勵下，那時的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悄悄在濱江一棟寫字樓里研發出了第一代機器狗。

不過，如果當時如果沒有浙江省產業政策作為支撐，宇樹科技也很難走到今天。

2017年，因為資金鏈斷裂，宇樹科技的機器狗無法實現產品交付，急得王興興團團亂。

同年，浙江憑借敏銳嗅覺，印發了《浙江省“機器人+”行動計劃》，率先在全國提出“機器人+”政策，搶先布局機器人賽道。

這份政策，也隨即成為宇樹科技等機器人公司的堅實后盾。

2018年初，拿到新融資的宇樹科技順利交貨，才有了如今的先聲奪人勢頭。

同一年，赴美考察機器人產業的杭州代表團慧眼識珠，找到藏在波士頓一間地下室搞研發的韓璧丞，邀請他回到杭州創辦了強腦科技。

四年后，強腦科技成功實現全球首個便攜式高精度腦機接口產品10萬臺量產，成為與馬斯克Neuralink并駕齊驅的全球著名腦機接口公司。

與此同時，杭州還以阿里巴巴生態為核心，早已形成“電商+金融科技+智慧物流”場景網絡。

這才讓宇樹科技的機器人在直播電商（如菜鳥倉儲自動化）、文旅場景（西湖景區導覽）得以更快速落地。

就連《黑神話·悟空》團隊用的渲染技術，最早是阿里云為電商直播開發的，后來也被移植到了游戲中；《黑神話·悟空》宣發時的很多數字營銷，也是在阿里系的支持下，通過杭州諸多MCN企業積極響應，開始火遍全網。

還有杭州政府主導建立AI+醫療、AI+制造等12個開放實驗室，群核科技的3D數據平臺正是受益于此。

對了，《黑神話·悟空》的開發團隊游科互動，當初選擇從深圳搬到杭州，也是因為所在的藝創小鎮出臺政策，對游戲等數字內容企業，予以三年內給予最高100%的房租補貼或者減免。

大量政策與場景資源投入讓杭州的創新土壤足夠肥沃，直接提升了杭州的數字經濟產業份額。

數據顯示，2023年杭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28.3%，各類豐富的應用場景，更為科技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驗證空間。

杭州也為這些科技創業者提供了便利的實驗環境：研發大數據和AI算法，除了阿里，還有海康威視、大華股份的安防場景可以使用；想做硬件，寧波、溫州、諸暨的模具廠隨便挑，價格還實惠。

天時、地利有了，杭州更不缺“人和”。

相比其他城市的創業者，杭州創業最令人羨慕的，除了政府給錢給得大方，民間資本同樣爽快。

一直以來，浙江的民間資本有個令人羨慕的優點：敢投錢，肯等待。

信奉“好飯不怕晚”的浙江民間資本，始終相信，只要技術和方向對，賺錢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2016年，湖畔山南資本在宇樹科技的機器狗連模型都沒有時，就敢掏錢投資。

還有《黑神話·悟空》磨了數年，連Demo都沒搞出來，背后的民間投資團隊非但沒有催，反而繼續要錢給錢，要資源給資源。

說到底，杭州的數字經濟轉型升級，是成熟的產業生態與民間資本共同演繹的一出好戲。

可科技創新，僅有政策和資金扶持還不夠，高科技人才團隊才是真正核心資源。

這點，杭州同樣不缺。

如同合肥創新的背后有中國科技大學，作為堅強科技后盾，杭州背后則是實力同樣出眾的浙江大學等諸多院校機構。

在國內投資圈，浙江大學之于杭州，猶如斯坦福之于硅谷。

比如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以及云深處創始人朱秋國都曾是浙大學子，相關企業中很多研發人員也都有浙大背景。

作為國內著名的高等學府，浙江大學擁有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方向涵蓋5G、6G、無線通信、人工智能領域、量子通信等最前沿技術。

而浙大學子最大的特點就是：懂技術，重實用，能快速將科研轉化為生產力。

所以，浙江大學周圍集聚的幾十家初創企業，才能形成“上午實驗室研發，下午產業園轉化”的獨特節奏。

石虎山機器人創新基地是“環浙大人工智能產業帶”的首個項目

尤其是不同科技領域的深度交流，更是杭州特有的“產學研暗合機制”。

浙大的教授在學校教書，也在云棲小鎮的創新工坊帶研究生；阿里達摩院的技術團隊會定期去浙大開技術沙龍；杭州不同科技小鎮會舉辦各類企業交流溝通會，相互取長補短。

無論是同業合作還是異業合作，在杭州都是那么自然，想到馬上就去做，才形成杭州如今“需求反推創新”的獨特模式。

更令人羨慕的是杭州政府有點像“土地公”，就是“企業不需要時，感覺不到政府存在”；需要時，政府現身解決問題，不需要時就總是保持“隱身狀態”。

為此，有創業者就在朋友圈表示，杭州不成功，就沒天理了！

在杭州，無論開辦公司還是日常經營，不需要請客送禮，也不用費心接待政府人員，全程透明高效。
承諾的政府補助，到期直接到賬，不需要催，更不用請客吃飯。
政府人員來辦事，事辦完，直接消失，連工作餐都不用準備。

其實，杭州政府的低調還表現在很多方面。

早在20年前，杭州就完成了“數字神經系統”建設，將城市智能化系統甚至延伸到每個窨井蓋，而且還賦能給所有科技企業。

比如杭州“城市大腦”開放287億條政務數據，供AI企業訓練模型（如宇樹科技機器狗導航算法）。

這些深藏不露的技術沉淀，不僅為AI企業提供了天然的試驗場，也同時讓杭州“智慧城市”建設走在了全國前列，孵化出更便利、更安全的社會環境。

回到最初疑問：宇樹科技，deepseek為什么誕生在杭州，而不是其他實力并不輸于杭州的一二線城市？不妨拿國內幾個主要城市來做對比。

論科技創新，深圳可能比杭州還要略勝一籌。

深圳擁有全球最密集的電子元器件市場（華強北）與制造集群（寶安、龍崗），企業可在50公里半徑內完成從設計到量產的全流程。

可由于追求“效率優先”，普遍對標 “6個月從原型到量產”的節奏（大疆創新內部準則），使得許多輕資產初創企業有些吃不消，反而轉向杭州。

相比深圳，杭州通過“鯤鵬計劃”“雛鷹計劃”向初創企業提供最高2000萬元資助，并建設之江實驗室、西湖大學等新型研發機構，促進“學研—場景”閉環，從而打造出極為豐富的“熱帶雨林式”創業環境，對輕資產初創企業極為友好。

還有如今高度重視制造業的南京，同為長三角科技雙子星，可南京相比杭州似乎慢了一拍。

比如同樣不遜色浙大的東南大學，專利轉化率僅11%，而浙大高達38%（2022年教育部數據）。

還有近年來在科技創新領域嶄露頭角的合肥，雖然合肥政府擅長“以投帶引”（如投資京東方、蔚來），但這種方式更適合重資產、大規模產業，面對AI大模型、四足機器人等需要更靈活的早期資金支持和試錯空間的初創企業，合肥則缺乏多元化的創投資本支持，以及必要的“技術到產品”的工程化團隊和中試平臺。

更重要的是，杭州依靠阿里建立的全球化供應鏈與資源，可以有效賦能給這些面向全球市場的前沿初創企業。而這些，也是國際化程度遠不及杭州的合肥所欠缺的。

再來說說上海浦東的張江高科。

作為上海硬科技代表的張江高科，擁有中科院上海分院、復旦張江校區等“國家隊”的機構，尤其在集成電路、半導體、醫學研發等行業，張江高科早已經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產業鏈和技術積累，吸引了大量的科研人員和高端人才。

某芯片初創公司創始人甚至說：

“在張江，沒有三篇ISSCC（國際集成電路大會）的論文，都不好意思去融資。”

這樣的話雖然是對張江高科的贊譽，卻也展現出另一個現狀：張江如今太卷了。

這種“卷”使得可能需要大量試錯成本的企業，無法在張江成熟的管理體制內生存。

比如，有消息稱某醫療AI數據企業，最初是考慮落地張江，但是在申請醫療數據訓練權限時，被張江因為“數據安全顧慮”拒之門外，不得不將研發基地轉移至杭州余杭區。

而在杭州的“政務數據開放試驗區”政策下，這家公司不僅完成了數據訓練，還成功完成了大模型訓練，實現穩定發展。

張江高科并不是拒絕創新，而是因為自身在硬件技術和設備制造的高端定位和安全考慮，對依賴大數據、算力的AI企業無法提供應有的支持。

換句話說，張江高科對于那些敢于顛覆現有科技生態的前沿企業，表現得也過于謹慎。

在這點上，對待新興領域的草根企業政策友好，管理靈活的杭州顯然更可貴。

特別是通過“監管沙盒”的創新舉措，杭州不僅支持企業的試錯過程，還依靠阿里等企業，在數據共享和跨境數據流動等方面提供了場景支持。

因此，杭州如今能孵化出宇樹科技、deepseek等科技“六小龍”，正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生態定位，既不求大求全，也給初創企業充分試錯空間和護佑，想方設法在“場景驅動型創新”這個細分領域構筑護城河，不斷推陳出新，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歸根結底而言，杭州之所以能孵化出這么多的一流科技企業，是城市科技與營商環境、產業鏈協作、人才生態和文化創新等多重疊加效應。

其他城市也并非缺乏孕育“宇樹科技”或deepseek等科技企業的潛力，而是因為城市差異，在產業重心、資本結構和創新文化等方面各有偏重。

這些城市如果想在未來孵化出類似企業，復刻“杭州奇跡”， 不僅需要對前沿產業的精準策略調整，更要韌性和耐心培育出合適的創新土壤，靜等風來。

因為杭州如今的奇跡，“不是風吹來的，而是風口上飛起來的。”

而任何領域的成功，實力與耐心，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