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躋身“雙萬城市”，在歡呼中，我們更該關注什么？

最近，安徽省統計局發布的一組數據宣告了合肥的里程碑式突破：2024年，合肥相比上年增加14.9萬人，常住人口達1000.2萬。

這意味著，合肥不僅成為國內第18個千萬人口大市，也成為長三角繼上海、蘇州、杭州之后的第四座“人口大城”。

隨后，合肥官媒在頭版報道了此消息，正式宣布合肥成為“全國第16座‘雙萬城市’”。

所謂“雙萬城市”，指的是城市GDP破萬億GDP，常住人口數破千萬，這是一座城市最為重要的競爭力和吸引力衡量指標。

不過，快速增長的人口，對于合肥來說，或許“喜憂參半”。

二十多年前，合肥區域面積俗稱“三縣一郊”（肥東縣、肥西縣、長豐縣和西北部的郊區），市區也只有東市區、西市區和中市區三區。

“家”不大，自然人口也不會多。

那時的合肥總面積不到一百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大約400萬，GDP常年在80名開外。

由于發展有限，合肥很長一段時間都被戲稱為“中國最大的縣城”。

這種“三縣一郊”的格局一直延續到2001年年底，合肥開始了大范圍的區劃調整。

整個城市以老城區為核心，向東北、西南三翼拓展，保持“多中心、組團式”布局。市區分為老城區、東區、北區、西南區和新城區，共設1個市級中心和5個市級副中心。

合肥城市大發展的框架就此打下，崛起關鍵在于對新興產業的精準布局。

自2008年引入京東方，到投資蔚來汽車，再到扶持長鑫存儲、晶合集成等芯片企業，合肥憑借政府資本撬動產業鏈，打造出“芯屏汽合、急終生智”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涵蓋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終端等領域。

而產業急速發展，使得合肥的“客廳”面積又不夠了。

于是，2011年，合肥與蕪湖、馬鞍山“三分巢湖”，一舉獲得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和超百萬人口增量。

這場行政區劃調整不僅拓展了合肥的城市框架，更直接提升了經濟總量和人口基數，讓合肥攬八百里巢湖煙波，正式從“濱湖時代”進入了“環湖時代”。

不僅如此，落戶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也成為合肥崛起的核心變量。

合肥曾將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投入中科大建設，經過半個世紀，這場“傾城之戀”收到了回報。

中科大反哺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孵化合肥企業上千家，不僅形成“科大硅谷”創新集群，也使得合肥每10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者達2.8萬人，是全國的1.6倍（2023年數據）。

這意味著，在合肥千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數近300萬，成為合肥高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

此外，最能拉動人口增長的產業通常具備兩大特征：勞動密集型崗位基數大于新興產業高收入潛力。

合肥的產業發展呈現出“雙輪驅動”的格局，也正體現了這兩點。

一方面，智能家電和新能源汽車制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例如，京東方與蔚來合肥工廠吸納了近萬名技術工人；另一方面，芯片設計、人工智能研發等新興產業憑借高收入潛力吸引了大量高學歷人才，讓科大訊飛、國盾量子等企業成為高端人才的重要聚集地。

這種“雙輪驅動”模式不僅承接了省內勞動力回流，還吸引了長三角地區的高端人才流入，成為合肥人口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2024年合肥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達14.8%，居萬億城市首位，新能源汽車產量占全國近10%，新型顯示產業規模突破2000億元……

可以說，這些高附加值產業很大部分，都是拜年輕技術人才涌入所賜。

合肥人口增長也與自身加入長三角大家庭有關。

2016年，隨著國務院批復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公布，明確了合肥作為與南京、杭州并列的“副中心城市”地位。

昔日被邊緣化的合肥，隨即憑借“八縱八橫”高鐵網絡躍升為連接長三角與中西部的重要節點，不僅加速了人才流動，更讓合肥從“長三角后花園”轉變為“科創走廊樞紐”，為產業布局奠定基礎。

花了20年時間，這座長三角地區曾經不起眼的省會城市，終于完成了從“江淮小邑”到“科創黑馬”的蛻變。

更深入一點來觀察，快速增長的“產城人”融合的自然生態，才是合肥這幾年人口增長的最底層邏輯。

隨著各類合肥押注的新興產業順利落地，產業躍遷不僅給合肥帶來豐厚的投資回報，更帶來人口爆發式增長。

人隨產業走，這是客觀經濟學規律，合肥的人口晉級之路，正體現了這一點。

可有一點也不能不提，就是合肥的“強省會”戰略帶來的影響力。

2024年，安徽常住人口為6123萬人，較上年僅增長2萬人，僅合肥一地就增加了十多萬人，這反過來則意味著省內其他地級市大多出現了人口負增長，人都跑合肥去了。

合肥近年來人口結構和增長的數據，或許更為直觀：

2023年合肥碩士以上人才流入量同比增長37%，高出杭州15個百分點；
2024年，合肥機械增長人口（人口凈流入）達到13.1萬人，占凈增常住人口的87.9%
2024年，合肥出生人口達到7.9萬人，出生率為7.98%，高于全國、全省1.21和1.81個千分點。

這些令很多城市羨慕的數據，無不顯示出合肥對人口的強大吸引力。

可以說，人口數量大幅攀升，人口質量也同步提升，成為了合肥千萬人口最大的亮點。

這種“產城人”協同模式，推動合肥從長三角“邊緣城市”躍升為科創樞紐，2024年GDP達1.35萬億元，增速6.1%，居萬億城市之首。

不過，站在千萬人口的門檻上，王藥師對合肥依然有著深深的“焦慮”。

隨著城市不斷升級轉型，合肥面臨的產業升級與就業結構錯位的矛盾逐漸顯現。

首先是隨著大規模自動化技術的普及，合肥的產業巨頭可提供的就業崗位將越來越有限。

比如合肥比亞迪汽車基地，同等產能的傳統車企通常需要超過10萬人的就業崗位，但比亞迪自動化率超90%的生產線大幅壓縮了人力需求，實際提供的用工規模未來只會越來越少。

此外，那些光鮮亮麗的高科技產業，對本地普通勞動者的就業吸納能力也極為有限

合肥的高科技產業，如京東方、長鑫存儲等龍頭企業，雖然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對本地普通勞動者的就業吸納能力相對有限。

這些企業的人均產值較高，據估算可達380萬元，是傳統制造業的6倍。然而，每億元產值僅能創造約0.8個崗位，遠低于傳統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

這種高產值、低就業的城市發展特性，使得新興產業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也壓縮了普通勞動者的就業機會。

因此，如何通過產業生態培育間接帶動就業，同時倒逼勞動力技能升級，成為合肥人口增加的同時，不得不重視的新課題。

更令人憂慮的是，合肥持續進行的傳統制造業“騰籠換鳥”，又進一步加劇就業壓力。

2024年，合肥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8%，創下近3年同期新高。

可同期的數據也顯示，合肥制造業就業增速卻降至五年最低。

合肥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合肥第二產業從業人數為158.8萬人；2019年達到峰值172.6萬人；2020年隨即降至159.8萬人；而2023年，第二產業從業人數僅比2022年增加1.1萬人。

這種“長板突出、短板刺眼”的現狀，其實也是合肥等產業城市轉型期共同面臨的深層矛盾。

結構性矛盾在勞動力市場上體現得更為顯著。

2024年，一則“看過凌晨4點的合肥勞務市場，我決定年底不辭職了”的視頻在網上熱傳。

視頻內容講述的是，每天凌晨4點，當城市還沉浸在寧靜的夜色中，合肥周谷堆勞務市場已經熱鬧非凡。

數百名合肥本地和外地的中年務工人員聚集在此等待開工，他們所求的也多是泥工、力工、保姆等低端工種。

視頻中的求職者，平均年齡55歲左右，大多負擔經濟壓力，要養活一家人。

這個視頻記錄了農民工群體艱難的生存狀態，也映射出合肥大量新增人口帶來的崗位競爭激烈現狀。

說白了，合肥雖然千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已經不少，但還有更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居民。

2024年，合肥新增了21.43萬個就業崗位，但超過一大半都是靠社區服務、物流配送這些文化要求不高的崗位，薪資也只有三千多元，工資漲幅趕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漲速度。

與此同時，像集成電路這樣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明明政府大力支持，企業也急需人，可因為技能不匹配，招人特別難，有些崗位投簡歷的人少得可憐，根本滿足不了需求。

結果就是，合肥許多中年人只能去跑外賣、開網約車這種靈活就業的活，收入不穩定，日子過得極為艱難。

客觀來說，合肥政府主導的產業豪賭創造了經濟奇跡，但就業結構的優化依然需要漫長時間沉淀與多方社會協作才能解決。

而時間對合肥來說，更為寶貴，因為老齡化已悄然逼近。

根據合肥相關部門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2023年年底，合肥市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159.38萬人，占總人口的19.75%；65周歲以上老年人口121.98萬人，占總人口的15.11%。其中，失能及部分失能老年人口4.27萬人。

雖然合肥老齡化率（12.3%）依然低于全國，但隨著人口基數不斷增長，老齡化帶來的養老、空巢老人等問題也在日益增加。

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截至目前，合肥市已累計建成并運營54個養老服務綜合體，提供養老床位1548張，日均服務老年人近4萬人次，這與龐大的老齡群體需求依然存在差距。

與此同時，合肥的經濟增長雖然迅速，2023年人均GDP突破了10萬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5.9萬元，遠低于南京的6.9萬元和杭州的7.1萬元。

雖然這種“未富先老”的現象在合肥之外的其他城市同樣存在，可對于合肥這樣通過新興產業快速生長的城市，更值得高度關注。

因為過快的城市產業發展，以及短期內未能實現就業結構平衡，往往使得中老年群體在經濟上的脆弱性更為明顯。

還有與千萬人口并不匹配的軌道交通里程，當上海、北京等千萬人口城市的軌道交通都已突破800公里時，合肥5條軌道交通總運營里程只有231.8公里，全國排名19位。

還得替合肥市民吐槽一點的是：

盡管合肥的房價比南京、杭州低30%，但核心區（如政務區、濱湖新區）的均價已突破2.5萬元/平方米，年輕人的購房負擔比（房價收入比）高達12，超過武漢的11.1和成都的10.7，住房壓力不容小覷。

這些數字背后，是一座千萬城市治理能力的終極考驗，也是所有城市必須直面的發展悖論。

當城市規模擴張遇上產業升級陣痛、當人口紅利消退遭遇公共服務短板的“剪刀差”，唯有打破“GDP至上”的路徑依賴，在就業質量、民生福祉等“隱性指標”上構筑護城河，才是一座真正留住人的城市。

畢竟，真正的城市競爭力，不在于人口數字的膨脹，而在于每個新市民能否在這里觸摸到希望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