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其實很難反思自己的問題，把錯誤和責任歸咎于他人是最簡潔的答案。

在塞繆爾.亨廷頓和勞倫斯.哈里森主編的《文化的重要作用》里，有一則有趣的故事反映人類如何解釋自己的困境。故事是這樣的：

哥倫比亞以出產牛皮著稱，但哥倫比亞本國的皮革制造卻并不發達，出口皮革箱包很少。為了擴大對美國的箱包出口，哥倫比亞政府委托一家咨詢公司研究如何擴大皮革出口。

為此，咨詢公司首先在紐約市調研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皮革箱包買家，得到的結論是：哥倫比亞的手提包定價太高，質量太低。于是咨詢公司進一步向哥倫比亞皮革制造商了解質量低而定價高的原因。

制造商們的回答是：這不是我們的錯，都怨供貨的鞣皮廠，原料價格太高。我們原本可以使用質量更優的進口牛皮，但由于哥倫比亞政府要保護本國鞣皮廠，對進口牛皮征收高額關稅。所以我們只能買這些質量不高卻定價較高的國內牛皮。

咨詢公司找到了鞣皮廠。這些鞣皮廠采用劣質化學制劑，造成了附近土壤和水的污染。廠主們回答說：這不是我們的過錯，這都怨那些屠宰場。他們提供的生牛皮質量太差了。因為他們只是一心想多割下些牛肉好賣更多的錢，他們把牛皮都弄破了。

咨詢公司趕到了南美草原，找到了那些屠宰場的趕牛工、屠宰工。他們的回答依然是：這不是我們的錯。都怪那些牧場主。他們為了防止牛被偷走，就往牛身上打了很多烙印，牛皮都毀了。

咨詢公司又趕到了牧場。牧場主回答說：這不是我們的錯。都怪這些牛太蠢了，它們為了驅趕牛虻和蒼蠅，老往鐵絲網上蹭，把牛皮都蹭破了。

都是牛的錯。

這個故事至少發生在2009年前。我查了一下2023年的數據，哥倫比亞至今箱包出口仍然未達到較為理想的局面。數據顯示，哥倫比亞國內箱包生產水平仍然很一般，其生產的60%牛皮賣給了其他國家，只有約38%的牛皮在本國制革廠加工。

哥倫比亞這個資源豐厚、土地肥沃、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中美洲國家2023年人均GDP大約接近7000美元，剛剛過我們人均gdp一半多點。

社會的繁榮發展是很困難的。“都是牛的錯”的故事本質上揭示的是一個群體、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能否發展取決于他們是否有一種自我反思并改進的心態。《人的現代化》作者英克爾斯說過：一個現代國家的標志就在于它強調持續不斷作自我分析的過程......現代國家能作自我矯正。

驕傲自大的群體不配享有繁榮。

經濟進步是人類一切繁榮的根本基礎。道理是不言而喻的，貧困會損害人的尊嚴、打擊我們的信心和對未來的期望，甚至導致人性的扭曲。

既然如此，促進經濟進步便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工作，沒有之一。中國人簡潔有力的概括為：發展才是硬道理。

薩爾瓦多是一個與哥倫比亞類似的中美洲窮國。《文化的重要作用》里面講到1997年，咨詢專家團隊在薩爾瓦多進行了一次調查，訪談對象是近400多名國家、社會的精英群體。調查證明，對社會變革而言，最有意義的分類是心理模式。注意，是心理模式，不是政治分歧、民主價值觀或階級。

對復雜的變量調查梳理后，咨詢專家團隊認為最終可以將該國人分為五大類人群。這五大類人群對任何社會都有不乏參照意義的思考。

第一類被稱作“失望者”。他們的主要特點是對政府和企業均感失望。至于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幫助薩爾瓦多改善狀況，這類人沒有強烈意見，但他們十有八九都認為薩爾瓦多處于危機之中。

第二類被稱作“中央集權論者”。他們認為要解決薩爾瓦多的問題就在于由權力集中在個別或幾個人的最高決策者來處理所有問題。

第三類人是“奮斗者”。他們與第二類“中央集權論者”相反，只能依靠老百姓。只有老百姓能為薩爾瓦多創造美好的未來。這個理念在當代社會當然非常政治正確，它與第二類人群互為鏡像。

實際上很難說威權主義者都很邪惡，但也更難說大眾都一貫正確。

第四類人是“保護主義者”，或者叫閉關鎖國者。這類人主張強烈的政府保護主義，比如政府補貼、高昂關稅等等政策。他們認為對國內保護的越好才有可能讓薩爾瓦多在全球經濟取得成功。他們顯然不了解哥倫比亞牛皮的故事。

第五類人是“經濟開放論者”，這類人認為，重要的是通過貿易、教育交流等方式建立國際聯系，他們認為政府對私營企業支持不夠，但即使沒有政府幫助，他們也決心努力前進、爭取成功。

作者說：可見，在這個國家，人們之間的真正分野不在于他們是生活在什么地方或者從事什么職業，而在于，對如何創造財富這一問題，他們持有什么樣的基本信念、見解和態度。

《文化的重要作用》里論文作者之一斯特斯·林賽用非常簡練的邏輯揭示了上述理念分歧的實質：

沒有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有廣義的人類進步

成功的企業是經濟增長的引擎

因此成功的企業是人類進步的必要前提。

一個社會對待私營資本的心態會嚴重影響社會進步。

在上篇文章的后臺留言里，竟然還有那么多人視司馬南為與資本戰斗的勇士，這不得不說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