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為何密集強調園區經濟

舊邏輯不在了

527、618、624、626、710，這一串數字代表了啥？它們的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關鍵詞：園區經濟。

5月27日，省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了云南省園區經濟發展情況，相關省領導和主要職能部門的一把手，都進行了作答。在會議上，省人大常委會調研組在報告里提了云南園區經濟存在的幾個核心問題，比如規劃不合理、體制機制不完善、產業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偏弱等等。

6月18日，省政府發布建立園區利益共享機制的通知。

6月24日，全省園區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省委書記王寧發表講話，并現場點評了4個園區。

6月26日，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專題解讀利益共享機制。

7月10日，《云嶺之窗》發表王寧署名文章，核心主題是“做強做優做大園區經濟”。

在這幾天前，中財委第六次會議召開，系統部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成為核心議題。

那么問題來了：

云南為何在這個時間點，密集強調園區經濟？

是2025年剛過半，要總結一下，還是另有謀劃？是因為今年是云南省開發區振興三年行動收官之年，同時也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還是為了給“十五五”打基礎？

都是理由，但的確有更深層次的理由。

看事情不能只看一個點，如果放在歷史和現實的更大空間里，無論是橫看還是豎看，你都會更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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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幾個大動作里，最重磅的自然是王寧在7月10日發表的署名文章，整理自他在5月27日和6月24日兩個會議上的講話。

文章里，開篇就點出幾個關鍵詞，比如高質量建設、利益共享機制、產業梯度轉移。這些詞有何深意，我們后面一個一個來拆解。

園區對于一個地方的經濟有多重要，其實看一句話就知道了：2024年，89個開發區貢獻了云南超過20%的地區生產總值、30%的就業、40%的工業投資、60%的稅收，以及近80%的規上工業總產值：

也就是“23468”。

這89個開發區，2024年的GDP為7189.13億元，約占云南全省的四分之一，并完成規上工業總產值1.47萬億元、工業投資1367.63億元，營業收入超千億元的園區達7個。

經過新一輪優化整合后，全省園區數量從89個調整為122個。

文章強調，抓好園區經濟，關鍵是在“聚”字上下功夫。要做強做優做大園區經濟，云南要堅持“四個抓”。

一是分類抓。這里強調了幾個要點：

首先是不搞一刀切、齊步走，因為各園區產業基礎、資源稟賦不盡相同。同時明確了各級政府的責任，誰的孩子誰養大，省級抓示范，州市抓重點，縣市區履行好主體責任；省發改委抓全盤，省工信廳、省科技廳、省商務廳等部門扛實行業主管責任。

然后是不搞一鍋燴，園區必須要有主業，追求更專業化。也就是原則上，每個園區主攻1個產業，最多不超過3個，不能盲目跟風換賽道、不切實際鋪攤子，而且凡事都要算賬。

這里點了幾個重點產業，各地區各部門要圍繞綠色鋁、硅光伏、新能源電池、稀貴金屬、有色金屬等重點產業，而且同時強調：

要建鏈。

招商也遵循這個原則，努力構建“一個產業園就是一條產業鏈，上下樓就是上下游”的良好產業發展生態。要大力發展“綠電＋先進制造業”，加快零碳園區、低碳園區建設，充分體現云南的綠電優勢和低碳價值。

二是創新抓。

文章點名了昆明和保山兩地的經驗。

昆明是采取了“自貿試驗區＋經濟開發區＋綜合保稅區＋跨境合作區”的“四區聯動”，推動磨憨園區快速發展，建立的跨區域利益分享機制是亮點；保山則是“園中園”模式，形成了聚集效應。

之前財哥在關于昆明的一系列文章里，都進行過深度解讀；同時，在保山調研篇里也提及過“園中園”模式，保山產業園與隆陽、施甸、龍陵、昌寧、騰沖5縣市區共建“園中園”，這在企業統籌發展方面方便了許多。

而在今年6月4日云南招商代表團赴西安的座談會上，隆基綠能創始人李振國就對保山的做法大加贊賞。

在如何“創新抓”方面，云南還要求，各級黨委、政府一把手必須親自抓，最終要走向“小管委會＋大公司”等模式，同時賦予園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推動園區管理更高效、運營更專業。

其實說白了，就是要求：

園區要轉變為更專業的“服務員”。

而且，只有昆明和保山還不夠，云南還要鼓勵跨縣、跨州市、跨省共建產業園區，探索與產業轉出地利益共享機制，推廣共建協作、飛地經濟、“園中園”等模式。

三是考核抓。

這個很容易理解，就是要給各個園區下KPI，包括營收、稅收、畝均效益、經濟增長貢獻率、招商引資、營商環境等方面，都要拿成績說話。搞得好的，從錢和資源上都要傾斜；實在搞不好的、確實發展不起來的，該退出的就退出，領導也要能上能下、能進能出。

而且，還特別強調，評價辦法不能增加基層和企業負擔，更不能搞形式主義。

四是統籌抓。

核心就是要省開發區工作領導小組要統籌，全省“一盤棋”，要反內卷式競爭，不能讓各園區尤其是重點園區自行其是。另外，除了把園區經濟玩好，還一定要和另外兩大經濟——資源經濟、口岸經濟聯動發展。

文章這里也點名表揚了幾個代表性園區，也是王寧在6月24日全省園區經濟工作會議上點名的四位選手。

比如瑞麗沿邊產業園區，是整合比較優勢、打造綜合優勢的典型；安寧高新區是打造良好營商環境的代表；硯山產業園是集鏈成群的課代表；雙江縣是把農業資源轉化為工業產值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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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的關鍵手段之一，就是利益分享機制。一份文件加一個新聞發布會，足見其受重視程度。

這也說明云南變得更加務實和市場化。談好錢再干活，這是商業世界最重要的原則之一。

總的來看，利益共享機制主要明確了三個問題。

一是明確了“誰和誰在哪里的合作可以共享哪些利益”的問題，有三個關鍵詞：一是政府間合（協）作；二是園區，主要是合規開發區，國家批準設立的新區、沿邊產業園區等其他類園區也可參照執行；三是共享的利益主要是稅費收入和經濟指標。

二是明確了協作類型，其中又明確了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鼓勵支持的主要協作類型，包括但不限于園區合作共建、園區優化整合、“飛地”園區、承接產業轉移、共同招商引資、企業跨區域兼并重組這6種形式；二是關于利益具體怎么分享，由合作雙方自行商定。

三是稅收及經濟指標分享辦法。

從上面可以看出來，利益分享機制總體有三個特點：

一是保持政策彈性，留足空間余地、鼓勵探索創新。

二是打破行政壁壘、優化資源配置。其中有一個特別的亮點是，為起步較晚、基礎薄弱、開發建設算不過經濟賬的園區，提供了新出路。比如，本輪開發區目錄調整中，綏江、墨江分別選擇優化整合納入水富產業園、思茅產業園，借力發展。

三是鼓勵各展所長、打造綜合優勢。比如，滬滇臨港科技城由昆明經開區負責基建，其再與上海臨港集團共同成立輕資產公司，負責園區產業定位、規劃設計、招商引資、園區運營等；彌渡產業園區探索“飛地招商”模式，與上海東方美谷共建“西部健康谷”，加快探索“上海研發＋云南制造”協作模式。

說到這里，又要回到問題的原點：

云南為啥要搞這些東東？

這就要從幾個角度來理解了，這些才是本文最終想說的。

第一個角度，先看產業園區本身。

中國的產業園區大致經歷過四個階段：1984年到1991年的初創期、1992年到2002年的成長期、2003年到2016年的轉換期、2017年之后的轉型升級期。

如果再把范圍劃大一點，1984年到2002年可以算作第一次創業期，2003年到2016年是二次創業，2017年之后是第三次創業階段。

2017年2月，國務院正式對外發布“產業園區23條”，這是指導未來全國各地產業園區發展的里程碑式文件。明確了相當長一段時期產業園區發展的總體要求，就十個字：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但發展至今，依然不斷有新問題出現，比如土地要素供給緊張，且產出效益偏低；自我融資造血難，重建設輕運營，招商困難等等。

同時也有些老問題沒解決，比如園區同質化、設置混亂、功能重合、績效遞減等現象，最終出現產能過剩和經營舉步維艱的困境。

注意，這里提到的“產能過剩”一詞，后面我們會說為什么很重要。

云南的情況也概莫能外。

根據賽迪顧問最新一期的研究報告，從2024年區域布局看，開發區覆蓋全省16個州市，以昆明為核心，曲靖、紅河、大理等為重點節點，形成了“一核多極”的協同網絡，逐漸形成了以綠色能源、先進制造、生物醫藥、現代農業、旅游文化等為核心的園區分布。

但這其中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產業結構待優化，又主要表現為兩大特征。

一是資源型產業集中，部分產業依賴少數區域。目前，省內園區中資源型產業產值占比超50%，一些園區仍以冶金化工等產業為主導，抗風險能力較弱，部分園區主導產業的集中度過高。

2023年，昆明高新區生物醫藥營收占全省20%。相比之下，滇西、滇南地區開發區相關企業規模較小，龍頭企業支撐不足，且缺乏高附加值產業環節，部分區域園區空置率過高。

二是開發區定位重疊。部分園區在產業發展導向上相似度較高，光伏、初級農產品加工等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比如擬打造的首批7個千億級園區：

均將“綠色能源”列為主導產業。

這樣帶來的壞處是，惡性競爭加劇、土地資源因重復建設而閑置，弱化云南在跨省產業分工中的辨識度，進而陷入低效競爭循環陷阱。

第二個大問題是創新要素待補齊。

比如科研投入不足，5月27日的會議上就指出，即便是省內8個高新區中科研投入力度最大的開發區，其投入占比僅達到全國國家高新區平均水平的50%左右。同時，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國家大科學裝置等科創載體，在省內開發區的布點較少。

第三個大問題是協同機制待完善。

一是各園區間單打獨斗現象突出，缺乏省級層面強有力的統籌規劃和跨區域配套協作機制，導致部分產業“聚而不鏈”。

比如綠色硅光伏，上游硅料產能主要分布在保山、麗江、曲靖，中下游硅片、電池片、組件產能主要分布在曲靖經開區、楚雄高新區。整個鏈條供需并不匹配，大量硅料不得不外運至江蘇、寧夏等地加工，再運回省內進行后續環節生產，產生了高昂的物流和時間成本。

二是跨境協同面臨結構性矛盾。目前，省內沿邊開發區與東盟國家在交通網絡密度、數字信息平臺兼容性等方面存在差異，制約了跨境產業鏈的實時協同能力。部分開發區過度聚焦傳統邊貿而忽視高附加值產業培育，此外，跨境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機制尚未健全。

所以這下你應該能看懂，云南為什么要做這些動作了：

這只是其一。

其二，中國經濟發達地區都在產業園區這條賽道上不停加碼，云南也必行之。

尤以兩萬億級城市為代表，比如蘇州、成都、杭州以及武漢。

當GDP達到2萬億元后，一座城市就走到了下一個發展節點，經濟更追求通過提質，來尋求新增量。如果把GDP已過3萬億的云南視為一個大城市，就更能理解云南當前的經濟該往哪走。

以上4個城市都無一例外地在強調園區經濟。

比如成都要加快打造一批定位精準、運營高效、功能復合、支撐有力的產業園區；杭州更是提出園區轉型升級，是杭州下一輪必須要回答好的緊迫課題；武漢也強調深化“兩個一百平方公里”工業園區建設；蘇州更不用說了，特別是昆山，作為全國首個GDP跨上5000億元臺階的縣級市，更是力爭在2025年，高水平建設運營50個特色專業創新園區。

而放眼全國，千億級園區，是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陣地。

賽迪顧問發布的《2024年中國園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報告》表明，百強園區中，已有59個園區GDP超過千億元，比上年新增5個。

而且，千億園區已形成5種可推廣的高質量發展模式。

一是融通全球資源模式，中關村科技園區、張江高新區是代表；二是創新策源轉化模式，西安高新區、北京經開區是代表；三是龍頭企業引領模式，長沙高新區、青島經開區為代表；四是前沿技術賦能模式，無錫高新區、廣州開發區為代表；五是區域協同發展模式，昆山高新區、宜賓臨港經開區是典型。

而且，園區經濟“貢獻集中度”居高不下，分類指導、差異發展勢在必行，園區想要“彎道超車”必須走特色化之路。

大量先進園區的實踐也表明，高端化和特色化雙軌并行，是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基本遵循。

“產業高端化”指的是，既注重融入數字、綠色等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也注重搶位布局知識密集、創新活躍、成長性好、附加值高的先進制造業；

“產業特色化”指的是，專注某一領域強鏈、補鏈、延鏈，打造特色產業IP，并按照特色產業需求，規劃建設專業“園中園”，構建具有產業屬性的服務體系。

再回到前文所述，云南在做什么，你是不是更清楚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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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上面說的“產能過剩”嗎？這是云南本次強調園區經濟的一大背景，也就是第三個觀察角度。

7月1日，有兩件大事，信息量都極大：中財委開了個會；《求是》雜志發布5000多字的重磅文章談整治內卷。

第一個是中央財經委第六次會議，這是一次有深遠影響的經濟會議，最大的意義在于對企業戰略與政府規劃提出一個核心提醒：不轉向生態構建，就無法穿越產業周期。

簡言之，它為“十五五”產業規劃定了調，重塑中國產業政策核心邏輯：

反內卷、去產能、重構產業生態。

會議系統部署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大主題看似各自獨立，實則在產業邏輯、空間格局、制度供給等多個維度高度聯動，共同構成未來“十五五”期間我國重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雙引擎。

先看反內卷。會議首次系統提出“五統一、一開放”框架，這是對碎片化市場、地方競賽的根本回應。

在統一市場規則之下，企業不能再靠地方保護或政策傾斜求生存，而應主動嵌入全國甚至全球產業生態，以構建標準、協同鏈條、輸出方案為核心競爭力。

產業的本質是協同，而不是重復；商業的本質是創造生態，而不是榨取邊際。

再看去產能，這是“十五五”產業規劃的底線邏輯。

本次會議為多個行業明確劃定“產能紅線”，除了鋼鐵、電解鋁、水泥、玻璃、建材等傳統產業，還對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算力、集成電路等新興產業實行窗口指導。

也就是說，不管你是老還是新，未來發展都必須建立在有效需求、生態兼容、綠色約束的基礎之上。

同樣，地方政府在“十五五”期間也必須拋棄“以投資論英雄”“越多越好”的慣性思維，回歸“生態適配、結構合理、節奏科學”的基本邏輯。

總結下來，統一大市場建設將推動以下三類變革：區域產業協同從“拼資源”轉向“拼標準”；企業競爭從“搶政策”轉向“造生態”；投資邏輯從“看補貼”轉向“看制度容量”。

至于海洋經濟，簡單來說就是將成為未來全國產業系統的重要增長極，看似和云南關系不大，但在未來的“海洋+陸地”一體化產業鏈中，云南仍可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個是《求是》雜志專題提到“反內卷”，核心邏輯其實同上，就是要從制度上破解內卷的深層次問題。

再看云南，這是不是又對應上了，云南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也是遵循這個核心邏輯：

反內卷、去產能、建生態。

前面講了三個角度，其實還有一個角度，這就要談到承接產業轉移，這得聯系全球尤其是東南亞、南亞國家來看云南。

供應鏈專家林雪萍提出，一種全新的“地理再發現”的全球化模式開始出現。

大家都能看出的一個現象是，美國退大群、建小群。但不容易觀察到的一個趨勢是，除了美國，歐盟、越南、印度、墨西哥、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都在重新強調“本土制造”，而不像以前，“全球化經濟+集中化制造”的范式正被修改。

未來的全球制造，不會再圍繞著一個“擁擠的世界工廠”展開，相反，一個供應鏈大分流的時代正在到來。這里面：

是一場平行供應鏈的攻防戰。

全球供應鏈的巨大變化是，全球新一輪工廠建設潮正在開始，新的連接區域開始誕生，而原有集中工廠的活力會受到削弱。所以，中國企業需要有“護土保鏈”的意識。

如何打好供應鏈攻防戰？

其中一點就是建立“大工程思維”，也就是協同作戰。

以日本為例，在1976~1979年間日本政府啟動了VLSI（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聯合研發項目，政府出資290億日元，日立、日本電氣（NEC）、富士通、三菱、東芝五大公司共同出資440億日元，整合了全國政、產、學、研各界資源集中攻關，提前于美國研制出64K至256KDRAM芯片，這使得日本半導體在20世紀70年代贏得了大翻身。

同樣的，在1987年美國政府聯合英特爾為首的13家半導體企業啟動了SEMATECH計劃，幫助美國半導體產業在1995年重回世界第一。

而目前中國供應鏈所面對的，是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的爭搶，這會導致在東南亞、印度形成平行供應鏈，也就是可以取代中國供應鏈的供應鏈。

另一方面，我國雖然成為美歐不可或缺的環節鏈條，但是處于沒有自主性的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低端。

這些都和云南密切相關。

第一，云南既是產業承接地，也是產業溢出“防水壩”，財哥在之前的多篇文章里都寫過，尤以磨憨、瑞麗和河口最為典型。說通俗點，中國的產業鏈不可能全流外人田，云南要通過園區的煥新，來承接住這波流量。

第二，就云南本身的發展而言，云南需要大量完整的高質量供應鏈，它不僅可以給這片土地留下工業化思維，更能沉淀出深厚的商業文明和系統化的管理模式。

打個比方，光伏產業和液晶面板產業的底層邏輯有相通之處，如果某一個產業遭遇震蕩，這個產業的工人可以迅速切換到另一個產業去。云南需要這樣的產業根基，光靠文旅和農業，是不現實的，而產業園區是最能聚集這些“大工程”的地方。

第三，云南有了強大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能力，才會有更高的GDP。

你可能又要說了，GDP和我的收入有啥關系？舉個例子吧，昆明和一座18線小城相比，誰的就業機會更多?

如果沒有強大的產業集群，在當地找工作，就真應了那句話：

不是公務員，就是銷售員。

部分資料參考來源：賽迪顧問、城市進化論、東天集團、林雪萍《供應鏈攻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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