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曾是副省級城市，與廣州平起平坐

來源：人文雷州

元朝時期，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推行行省制，這一變革深刻影響了后世的行政區劃格局。

為強化對沿海地區與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有效管控，元朝在關鍵區域設置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作為行省的派出機構，承擔著統轄軍民、承轉政令的核心職能，而在這一制度框架下，雷州與廣州憑借各自的區域樞紐地位，形成了并行而立的重要格局。

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在廣州設立廣東道宣慰使司，隸屬江西行省，其轄境涵蓋廣州、韶州、惠州、南雄、潮州、德慶、肇慶七路，及英德、梅州、南恩、封州、新州、桂陽、連州、循州八州，即后世所稱的“七路八州”。

作為廣東道宣慰使司的治所，廣州依托其瀕海臨江的地理優勢，成為東南沿海地區行政、軍事與商貿的核心節點，上承江西行省政令，下統轄區內路、州、縣事務，在維系東南沿海統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幾乎在同一時期，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于至元十五年（1278）南下征討瓊州、南寧軍、萬安軍、吉陽軍等“海外四州”，地處大陸南端的高州、化州、雷州、廉州等地隨之歸附元朝。

至元十七年（1280），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正式設立，隸屬湖廣行省，其治所便定于雷州路海康縣（今雷州市城內），統轄雷州、化州、高州、欽州、廉州五路，以及海南島的乾寧軍民安撫司與南寧軍、萬安軍、吉陽軍四軍（“軍”作為肇始于唐、定型于宋元的邊防行政區劃，在元代仍保留軍事重鎮屬性），涵蓋今廣東西南部、海南全域及廣西部分地區，總計二十六縣。

這一建制使雷州成為統攝廣東西部、廣西東南部及海南全境的軍政中樞，其轄區之廣、權責之重與廣東道并列，形成元朝經略華南的“雙核心”體系。

從行政層級與職能來看，廣州所在的廣東道宣慰使司與雷州所在的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均為行省直屬的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二者同屬“道”級建制，肩負著“掌軍民之務，統轄路府州縣，上傳郡縣訴求，下達行省政令”的重任。

這與現在省級政府派出的區域管理機構，如副省級城市或較大區域的行政公署等有一定相似性，負責管理多個市、縣，比地級市的行政級別高，但低于省級行政區。

設在雷州海康的海北海南道，共設有宣慰使、宣慰同知、宣慰副使、肅政廉訪司廉訪使、廉訪副使及廉訪僉事等職官，在軍政合一的治理模式下，并行承擔著區域內的行政管轄與軍事防御職能。這一建制，使得雷州與廣州在元代地方行政體系中形成了同級并列的格局。

雷州的這一地位，與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密不可分。雷州路一頭枕陸，三面環海，作為大陸南端的海防要塞，其戰略價值無可替代。

從海路而言，自雷州半島港灣向東可通達廣東、福建、浙江沿海，向南則是瓊崖出入大陸的咽喉，比如，隸屬雷州路的徐聞縣海安港作為官民商漁往來的沖要，與瓊崖唇齒相依，若失此港則瓊崖門戶洞開。向西沿北部灣可抵越南、泰國及馬來群島，是南海貿易與海防的關鍵節點。

從陸路來看，雷州北部與高州、廉州互為馳援，東西兩路可直抵寧州、永安（今廣西蒙山縣），與北部路網相連，而遂溪縣作為北部藩屏，其下轄的湛川、潿洲等四十余隘口，與海岸線上的錦囊、海安、海康等哨卡共同構成了嚴密的防御體系。這種海陸交匯的樞紐地位，使得雷州成為元朝管控南海海疆的天然核心。

相較之下，廣州雖地處珠江流域下游，是嶺南東部沿海的交通與商貿中心，但其管轄范圍主要集中于廣南東路故地，而雷州所在的海北海南道則涵蓋了廣南西路南部及海南全域，尤其對海南四軍的管轄，承載著鞏固邊疆、維護海疆主權的重大使命。

元朝將宋代海南島三軍增至四軍，撤銷瓊州設乾寧軍民安撫司，足見對這一區域的重視，而雷州路海康縣（今雷州市）作為海北海南道治所，正是這一戰略布局的核心支點，其軍事與國防意義不亞于廣州在東南沿海的地位。

在具體治理中，兩地均推行了適應邊疆管控的制度。廣州所在的廣東道依托沿海區位發展商貿與屯田，而雷州所在的海北海南道則實施“兵農合一”的軍屯制，據載元初“瓊、高、化、廉、雷州立屯八十三戶，田五百六十頃”，通過軍屯強化了對邊疆的實際控制。

行政建置的升格進一步鞏固了雷州的地位。至元十七年（1280），雷州由宋代的下州升為雷州路總管府，領海康、徐聞、遂溪三縣，戶籍達89535戶。其中海康縣因治所功能提升，由宋代下縣升格為中縣，徐聞、遂溪仍為下縣。

元代將原宋代廣南地區一分為二，以廣東道與海北海南道分屬江西、湖廣行省，雷州與廣州分別作為兩道治所，雖管轄區域各有側重，卻在行政層級、職能權限與戰略價值上形成了平起平坐的格局。

雷州的這一地位，不僅凸顯了元代對南海海疆治理的重視，更為此后湛江地區成為海防要地奠定了歷史基礎，其與廣州在元代地方行政體系中的并列地位，也成為嶺南地區區域發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盡管雷州的地位隨元明易代而轉折，但在元代“統攝海北、遙控瓊崖”的輝煌，仍深刻烙印于其“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基因中。這段與廣州并尊的歷史，不僅彰顯了古代中國對南海疆域的治理智慧，亦為雷州半島留下“天南重地”的永恒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