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的標簽已經不能稀釋公眾的憤怒

有些事情，你見得多了，就會覺得它像一部寫好了劇本的爛戲，準時上演，連臺詞都懶得換。

2025年8月10日，一個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據說是因為搭訕一個女孩不成，就拔出刀子。

女孩沒了，和他同行的朋友也受了傷。

然后，我們等來了通報。

通報寫得干干凈凈，說那個男人有精神病史。

至于他為什么要搭訕，為什么被拒絕就要殺人，通報里一個字也沒提。

我看到通報的時候，腦子里嗡的一聲，響起的不是新聞播報，而是一個女脫口秀演員的段子。

步驚云，她在臺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她要是在街上騷擾帥哥，帥哥敢反抗：

她就“當街暴打他一頓，最后說我是精神病就好了”。

當時聽著是個笑話，現在看，這笑話越來越像我們生活的說明書。

那個被刺死的女孩，才19歲，是外交學院的學生，人生才剛剛打開一扇門。

新聞里說她開朗優秀，還給山區的女童捐過書。她做錯了什么？

她只是在一個普通的下午，和朋友穿著漢服在景區拍照�？赡�，她唯一的“錯”，就是對一個陌生男人的搭訕，說了“不”。

可官方的劇本里，沒有這個情節。劇本里只有一個簡單的、現成的角色設定：

兇手，有精神病。

這個劇本我們不是第一次見了。

我記得2019年，在南昌，也是一個男人，萬某弟，隨機刺死了一個走在路上的24歲女律師。后來通報說：

他有政府頒發的“精神叁級殘疾證”。

我又想起2018年，在上海，一個叫黃一川的男人，在小學校門口砍殺放學的孩子，導致兩個男孩死亡。后來的鑒定說：

他患有精神分裂癥，作案時處于發病期。

還有那些開車沖向人群的，安徽安慶的、遼寧大連的、廣州天河的……

他們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最終指向的動機，往往是：

生活不順、報復社會。

而每當這些無法理喻的暴力發生后，“精神病”這個詞，總會像一個幽靈，準時出現在舞臺中央。

它像一個開關，一按下去，所有復雜的、難堪的、需要我們費力去思考的問題，就都斷電了。

我們不必去問，一個男人為什么會覺得，他有權利向任何一個女性搭訕？

為什么他會覺得，一個“不”字，是對他尊嚴的致命侮辱，以至于需要用一條命來償還？

我們也不必去問，是什么樣的社會環境，在持續不斷地制造著這些內心充滿怨恨的失敗者和憤怒者？

不用問了：

因為答案已經寫好了，他有精神病。

仿佛這是一個魔法詞匯，一說出來，他就不再是一個需要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成年人，而變成了一個失控的、無法理喻的病人。

可是，為什么這個看似科學、權威的標準答案，不但不能平息我們的憤怒，反而讓我們越來越不安？為什么它解決不了任何真正的問題？

因為它回避了憤怒的核心，所以無法平息憤怒。

我們的憤怒，從來都不只是針對暴力行為本身，更是針對暴力背后的那個為什么。

在2025年這起案件里，那個被刻意隱去的搭訕不成，才是點燃公眾怒火的真正引信。

它指向的，是一種極端到病態的占有欲。這背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將女性物化的文化毒素。

當通報將這一切歸結為精神病時，它實際上是在：

偷換概念。

它把一樁由性別歧視和扭曲價值觀驅動的謀殺，降格為了一場沒有邏輯可言的：

醫療事故。

兇手不再是一個需要被剖析其思想根源的惡人，而僅僅是一個：

失控的病人。

他的行為不再被看作是選擇，而是癥狀。

這是一種冒犯。

它冒犯了死者，也冒犯了每一個感到恐懼的公眾。

我們害怕的，正是那種你不順我意，我就毀了你的邏輯。

而通報卻告訴我們：

別怕，這種邏輯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個壞掉的大腦。

這等于在說，我們的恐懼是多余的，我們的憤怒是找錯了對象。

我們不是不相信精神病的存在，我們只是不相信精神病可以解釋一切。

當一個標簽被用來掩蓋最丑陋、最關鍵的事實時，它就不再是解釋，而是借口。

公眾的憤怒，正是源于這種被欺騙、被敷衍的感覺。

我們追問的是一座搖搖欲墜的危樓是怎么建成的，得到的回答卻是，這里發生了一場地震。

這種答非所問，又怎么可能平息真正的怒火？

因為它是一個診斷的終點，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起點，所以它什么也解決不了。

把一切歸咎于精神病，最大的危害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死胡同。它讓我們：

把注意力從“為什么他會這么想”轉移到了“為什么他的病沒治好”。

前一個問題通向社會、文化和教育的反思，后一個問題則通向一個封閉的、只有醫生和家屬才能進入的私人領域。

當一個人的惡行被完全歸因于其個人生理或心理的故障時，我們這個龐大的、由無數規范、價值和壓力構成的社會，就成功地為自己脫了罪。

我們不必再問，是什么樣的社會評價體系：

在持續制造著那些感覺被世界拋棄的輸家？

南昌案的萬某弟，應聘失敗，買彩票不中；上海案的黃一川，生活不順，人生充滿挫敗。

他們的個人悲劇，在精神病這個診斷面前，都成了無關緊要的背景板。

法律或許會做出裁決——萬某弟被認定作案時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黃一川雖有限定責任能力但因罪行極其嚴重，最終都被判處死刑。這彰顯了法律的威嚴，似乎解決了問題。

但這只是懲罰了已經出廠的殘次品，卻對生產殘次品的流水線視而不見。

那條流水線，就是我們的社會本身。

它一遍遍地告訴人們什么是成功，卻很少教人如何體面地面對失敗；它充滿了競爭和壓力，卻缺乏足夠堅實的社會保障和心理支持網絡來接住那些：

掉隊的人。

當一些人被甩出軌道，內心積滿了怨恨和絕望，又找不到出口時，暴力就成了他們能想到的、唯一能證明自己存在感的方式。

精神病標簽，就像一個方便的垃圾桶，把所有關于社會失靈、教育失敗、文化扭曲的臟東西都裝了進去，然后蓋上蓋子，眼不見為凈。

它讓我們免于反思，也就讓我們失去了預防下一次悲劇的機會。這才是它最無能為力的地方。

更可怕的是，這種簡化操作，正在制造一種更深層的、彌漫性的不安。

當官方敘事反復告訴我們，那些在街上隨機施暴的兇手都是精神病人時，它其實在暗示：

暴力是不可預測、不可理喻、毫無邏輯的。

它就像被雷劈中一樣，純屬偶然，純屬倒霉。

這種敘事剝奪了我們理解和規避危險的可能性。

如果我知道危險來自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我可以學習識別和遠離它。

但如果危險僅僅是精神病的隨機發作，我們能怎么辦？我們唯一能做的：

就是恐懼所有人。

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黑暗森林，每個人都可能是那個潛伏的、隨時會發病的獵手。這種建立在僥幸之上的安全感，是何等脆弱。

所以，我們到底該怎么辦？

或許，我們應該停止索要那個唯一的、能讓我們心安理得的標準答案。我們需要的是：

直面復雜性。

當一個男人因為搭訕不成而殺人時，我們必須把精神病這個標簽先放到一邊，勇敢地、大聲地去討論他背后的：

文化因素。

當一個人因為生活無望而報復社會時，我們必須去審視，是什么樣的社會機制把他逼到了墻角。

我們必須把人，還原成一個復雜的人。

他的行為，可能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把任何一個因素單獨拎出來，當作唯一的解釋：

都是一種懶惰，也是一種欺騙。

這個在2025年夏天死去的女孩，她不應該只是一個精神病犯罪的受害者。

她的死，應該成為一個尖銳的問題，刺向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拷問我們這個時代里，那些我們假裝看不見的、真正致命的病。

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也只能看著這部爛戲，一遍又一遍地重播。

我們知道劇本的開頭，也知道它那潦草又敷衍的結尾。我們只是不知道，下一次，它會在哪里上演，下一個被從劇本里抹掉名字的，又會是誰。

作者｜孟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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