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商人被中央掃黑除惡重點督辦判兩年多刑，公職合伙人未受牽連

近日，筆者從知情人處獲悉，曾被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重點督辦的陜西延安商人賀寶寧，僅被判兩年三個月刑。

然而，對賀寶寧涉黑涉惡的舉報至今不斷。

賀寶寧，陜西延安人，小學文化，曾是木匠，靠裝修為業，做過工程，從事放貸業務，是多家公司的實控人。

一份摁滿紅色手指印的“關于賀寶寧以黑養黑非法集資職業放貸的情況反映”材料稱，職業放貸人賀寶寧從2012到2020年，放貸累積進賬22.64億元，除逼迫還清的以外，通過個人搜集到法院的訴訟案件就達近50起，利息高達2分到6分不等。

該反映材料還提到，賀寶寧通過向社會不特定對象提供資金以賺取高額利息，出借行為具有反復性、經常性，借款目的具有營業性，其未經批準從事經常性的貸款業務，屬于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

在另一份給公安部掃黑辦的舉報材料中，10余人實名舉報賀寶寧涉黑涉惡、涉嫌職業放貸、涉嫌虛假訴訟、涉嫌非法拘禁、涉嫌尋釁滋事、涉嫌非法集資、涉嫌高利轉貸、涉嫌利滾利、涉嫌套路貸、涉嫌偷稅漏稅等，承諾如有不實愿承擔法律責任。

筆者注意到，賀寶寧曾被舉報到中央掃黑除惡第12督導組，督導組接到舉報后，將其列為重點督辦線索，指定延安下轄志丹縣公安局進行核查。

2020年2月25日，賀寶寧因涉嫌虛假出資罪被志丹縣公安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年8月25日因涉嫌行賄罪被延安市監察委員會留置；同年11月25日因涉嫌隱匿會計憑證等罪，被富平縣公安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年11月26日被富平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依法逮捕。

富平縣檢察院以富平檢刑訴〔2021〕124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賀寶寧犯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虛報注冊資本罪、高利轉貸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閆海榮犯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于2021年8月12日向富平縣法院提起公訴。

富平縣法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

經審理查明：

一、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

2019年，被告人賀寶寧得知有關部門對其展開調查，遂指使公司員工牛強（已判刑）、李秋紅（已判刑）、賀貝貝（已判刑）整理公司賬務資料。2019年10月份左右，牛強、李秋紅、賀貝貝三人整理出公司會計憑證、會計賬簿20余箱，由賀貝貝按照賀寶寧安排與白靜（已判刑）聯系，將賬務資料藏匿于延安新區北苑小區13號樓1單元白靜家中。賀寶寧被紀委留置調查后，2020年3月2日晚，牛強獲悉志丹縣公安局次日要對賀寶寧公司進行搜查，隨即電話約廖常偉（已判刑）、康清平（已判刑）趕至延安市凱澤國際12樓張治鋒辦公室與張治鋒商議對策。之后，牛強、廖常偉、康清平三人又趕往金澤酒店21樓的時創公司。前往途中，廖常偉聯系李秋紅、盛豐劍、賀貝貝一同趕往公司。在牛強指使下，眾人又整理出3箱財務資料，藏匿于公司會所儲藏間。同時賀貝貝、康清平將財務室5臺電腦藏于公司會所消防井內。數日后，賀貝貝又將3箱財務資料又轉移至白靜家中，將李秋紅所用電腦藏匿于其清澗老家，2020年4月11日，賀貝貝被調查后，將藏匿的財務資料及電腦交由志丹縣公安局依法扣押。經陜西銘建司法鑒定所鑒定，所隱匿的28箱資料，涉及15家公司2009年2月至2019年10月的財務資料，涉及流入資金累計為2，264，685，358.64元，涉及流出資金累計為2，294，804，733.30元。

二、虛報注冊資本罪、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

2011年1月，被告人賀寶寧與他人欲成立志丹縣萬程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委托被告人閆海榮（時任中國建設銀行延安分行志丹縣支行副行長)辦理公司審批及注冊事宜。賀寶寧因資金周轉，為了使應實繳的注冊資金不進入驗資賬戶，與閆海榮商議以籌集的2200萬元注冊資金作為其個人攬儲業務，閆海榮答應后，出具了四張虛假進賬單（涉及金額3000萬元）及一份詢證函，從而取得陜西順達會計師事務所的驗資報告，致使志丹縣萬程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在未實繳注冊資金的情況下得以登記注冊。

三、高利轉貸罪

1、2014年2月至4月間，被告人賀寶寧安排負責財務工作的牛強，利用其實際控制的延安卓新工貿有限公司，以公司購買材料需要周轉資金為由，向中國建設銀行延安分行提交虛假的購買延安強達工貿有限公司和吳起縣隆源工貿有限公司鋼材等工業品買賣合同等相關貸款資料，向中國建設銀行延安分行申請貸款1200萬元。2014年5月9日，中國建設銀行延安分行分別向延安強達工貿有限公司和吳起縣隆源工貿有限公司，以委托支付形式各發放貸款600萬元。2014年5月12日將吳起縣隆源工貿有限公司600萬元貸款中的500萬元轉存至賀寶寧個人建行賬戶，2014年5月15日賀寶寧將其中的819745.7元高利轉貸給樊建偉，違法所得40650.13元。

2、2014年12月被告人賀寶寧安排負責財務工作的牛強，利用其實際控制的延安時創工貿有限公司，以公司購買材料需要周轉資金為由，向中國建設銀行延安分行提交虛假的購買延安強達工貿有限公司和吳起縣隆源工貿有限公司鋼材等工業品買賣合同等相關貸款資料，向中國建設銀行延安分行申請貸款1500萬元。2015年2月11日，中國建設銀行延安分行向延安強達工貿有限公司以委托支付形式發放貸款900萬元，向吳起縣隆源工貿有限公司以委托支付形式發放貸款600萬元。2015年2月12日賀寶寧將其中500萬元高利轉貸給余泓輝，違法所得216200元。

3、2015年5月14日，被告人賀寶寧安排負責財務工作的牛強，利用李善福的延安泰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公司購買材料需要流動資金為由，向延安市寶塔區農村信用合作社（現更名為延安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虛假購買延安卓新工貿有限公司材料的工業品買賣合同等相關貸款資料，向延安市寶塔區農村信用合作社申請貸款800萬元。2015年5月20日該筆貸款以委托支付的方式發放到延安卓新工貿有限公司賬戶，當天該筆貸款先轉入延安強達工貿有限公司，后又轉入賀寶寧個人建行賬戶。當日賀寶寧將其中的1634880.58元高利轉貸給李勇，違法所得391826.38元。

4、2015年5月4日，被告人賀寶寧安排負責財務工作的牛強，利用杜成飛的延安嘉泰建筑安裝有限公司，以公司購買材料需要流動資金為由，向延安市寶塔區農村信用合作社（現更名為延安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虛假購買延安強達工貿有限公司鋼材的工業品買賣合同等相關貸款資料，向延安市寶塔區農村信用合作社申請貸款800萬元。2015年7月8日該筆貸款以委托支付的方式發放到延安強達工貿有限公司賬戶，當日賀寶寧將其中的100萬元高利轉貸給杜成飛，違法所得46666.66元。

四、非法拘禁罪

2015年下半年、2016年2月份，被害人薛守世先后從被告人賀寶寧處借款。2016年4月份，因薛守世未能按時還款，賀寶寧與袁雄雄（未到案）帶領他人將薛守世約至西安市科技路新紀元俱樂部二樓茶秀包間內，讓薛守世及其司機馮鋼將手機交出后，由袁雄雄帶來的兩人將馮鋼帶至另一包間后，賀寶寧與薛守世商談還款事宜，期間袁雄雄對薛守世進行毆打，后薛守世承諾盡快還錢，賀寶寧等人才允許其離開，時間約一小時。

2016年7月份一天晚上，被告人賀寶寧與袁雄雄等人在西安市溫德姆酒店一樓大廳讓薛守世還錢，雙方經過商議后去翠華賓館繼續商談還款事宜。23時許，雙方進入翠華賓館，袁雄雄安排兩名小伙對薛守世進行看守不準其離開，直到次日18時，薛守世說明還款計劃后離開，在離開時被要求每日進行報到，薛守世安排司機馮鋼代為報到約一周，后薛守世離開西安。

被害人祁盛從被告人賀寶寧處借款。后賀寶寧安排強泓銘向祁盛索要債務。2017年夏季的一天，強泓銘將祁盛約至延安市寶塔區億邦汽車服務公司，并電話告知賀寶寧。強泓銘稱“不還錢就不準走”，待祁盛歸還部分欠款后離開，時長約三小時。

富平縣法院認為，被告人賀寶寧之行為已構成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虛報注冊資本罪、高利轉貸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閆海榮之行為構成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二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處罰，對其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賀寶寧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屬立功表現，對其可以從輕處罰。

被告人賀寶寧辯稱其在高利轉貸罪中的第二起未向余泓輝索要利息，余泓輝打給其的利息已安排李秋紅退回。其辯護人在辯護意見中亦認為余泓輝高利轉貸一節供述事實無誤，性質上不構成犯罪。另一辯護人則認為賀寶寧的行為不構成高利轉貸罪。富平縣法院認為：高利轉貸罪主觀要件以轉貸牟利為目的，經查，在本起指控事實中，2015年2月12日延安建設銀行將900萬貸款發放至延安強達工貿公司賬戶后，當日賀寶寧就將其中500萬元以月息2分的高息放貸給延安中佳置信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法人：余泓輝），余泓輝于2015年3月9日向賀寶寧支付利息10萬元，2015年5月8日支付利息20萬元，2015年5月8日歸還本金500萬元。李秋紅供述稱：賀寶寧向外放貸有一個制式合同，合同上有約定月息2分的利息條款、違約責任、還留有還款方式是賀寶寧尾號2004的建行卡。余泓輝分兩筆將利息打入該卡，后賀寶寧說余泓輝是一個領導介紹來借錢的，就讓我將利息轉回去，未實際收取余泓輝的利息，應該是想落個人情。余泓輝辯稱：其將500萬元歸還后，又因要給工人發工資，資金壓力大，2015年5月11日向賀室寧又借了30萬元，案發時尚未歸還，做掛賬處理。

綜上，賀寶寧對利息的事后處分行為并不影響對其牟利目的的認定，對該辯護意見不予采納。對立功一節，經偵查機關查證屬實，對辯護意見予以采納，從總和刑期內扣減三個月。對于公訴機關量刑建議，鑒于二被告人已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且經審查量刑建議基本適當，本院予以采納，對罰金刑依法予以調整。

2022年6月23日，富平縣法院作出判決：

一、被告人賀寶寧犯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又三個月，并處罰金15萬元；犯虛報注冊資本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又三個月，并處罰金75萬元；犯高利轉貸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2781372.68元；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上實行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3681372.68元。

二、被告人閆海榮犯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三、對被告人賀寶寧違法所得695343.17元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四、扣押于富平縣公安局的436萬元，扣減違法所得后下余3664656.83元，依法抵繳罰金，由扣押機關上繳國庫。被告人家屬繳納于本院的罰金16715.85元，上繳國庫。

賀寶寧被判刑后，對他涉黑涉惡的舉報依然持續至今。

舉報者稱，賀寶寧在當地能量很大。

幾年前，因樓房開發需資金周轉，延安商人王彥富經人介紹認識賀寶寧，前后向賀寶寧借款6000萬。因3000萬未還，2017年11月被訴至法院，起訴金額5000萬，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經雙方協商，算清本金3000萬元，利息2326.3萬元，最后雙方同意利息按2000萬元償還，本息共計5000萬。

開庭時，由于被告未到庭，代理人對于借款的實際發生金額只知本息5000萬元，在此情況下與原告賀寶寧達成調解協議，賀寶寧將2000萬利息寫成本金，最后居然獲得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具(2017)陜06民初157號民事調解書予以確認。

王彥富認為，賀寶寧出借給他們的資金，大多來源于向他人及金融機構的借款，其行為涉嫌非法轉貸，而且賀寶寧因高利轉貸的行為觸犯刑罰，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其所涉及的其他案件均已通過法定程序進行重審予以糾正，本案中賀寶寧同樣涉及高利轉貸行為，雖為調解案件，但案件本身性質的違法性，同樣應當通過法定程序進行重審。

如今，王彥富開發的房子早已被用作萬達廣場，而他和賀寶寧之間的借款合同糾紛案，仍未得以糾正。

多名舉報者稱，賀寶寧從2012年開始經營個人放高利貸活動，“為獲取暴利，依仗保護傘，豢養打手為職業放貸保駕護航，從而使自己獲得巨額利潤。”舉報者說，賀寶寧涉嫌偷稅漏稅，大額貸款用個人跟借款人簽借款合同，而且借款合同不給借款人，其目的就是為了避稅。

還有舉報者稱，2012年，賀寶寧借用泰科公司的資質，冒充為自己的實體企業，以虛構事實、假意合作、虛假投資，行招商投資騙局，騙取延安市新區投資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第八合同段1076萬立方米巖土工程，發包價每立方米21元，總價款2.25億元。隨后賀寶寧以每立方米13元（含稅）的價格共1.4億元分包給蔡維峰，轉手非法漁利套現8600余萬元，致國有資產流失近一個億。

之后，賀寶寧為了偷稅漏稅，串通泰科公司以委托付款的方式，將全部工程款轉至賀寶寧私設賬戶（公轉私）。而且，賀寶守和蔡維峰在施工協議中約定：在分包工程價款中分別承擔50%稅款，蔡維峰應繳稅款39,209萬元，由賀寶寧向蔡維峰支付工程款時代扣代繳，然而賀寶寧至今不能提供納銳憑證。

賀寶寧收到甲方2.3億工程款，他沒有成本票，通過實控公司把錢倒出去，“這是典型的虛開，因為沒有實際交易。”舉報者說，另外，這個項目賀凈利潤掙了9000萬元，應該交拿企業所得稅25%，個人所得稅20%，總計應交近4000萬的稅款，但不知為何，他漏稅4000佘萬元，卻一直沒有人監管。

判決書還查明，萬程小額貸款公司除賀寶寧外，還有兩名合伙人，一個叫張治峰，另一個叫白昊，兩人分別出資350萬、800萬。

舉報人稱，當時此二人的身份均是公職人員，張治峰時任吳起縣地稅局副局長，白昊時任志丹縣工商銀行紀檢書記。

判決書載明，張治峰的訊問筆錄顯示，成立志丹縣萬程小額貸款公司，是他提出來的，具體由賀寶寧牽頭干這個事情。張告訴賀，聽說小貸公司經營幾年后可以轉為村鎮銀行，兩人就籌劃開小貸公司，張給賀轉了250萬元入股，并將吳起縣小貸公司成立的手續模版交給賀，讓其按照模板準備資料。

由于志丹縣的政策是，法人必須是志丹縣本地人，張治峰便找了自己的妻哥王紅旗和妻嫂苗志英，并介紹賀寶寧找自己在建設銀行當副行長的妹夫閆海榮辦手續。

白昊詢問筆錄顯示，2010年的時候，張治峰電話聯系他到延安的一個酒店和賀寶寧三人吃飯，期間，張、賀說想在志丹縣開小貸公司，志丹縣金融部門規定必須是志丹縣的戶籍才能辦理，想用他的身份證注冊公司。他答應后，過了一段時間，賀聯系他說注冊小貸公司需要3000萬，自己做工程要用錢，注冊公司短缺800萬的驗資款，他讓高志學轉了800萬。

高志學詢問筆錄顯示，2011年，白昊聯系他，說張治峰、賀寶寧想辦理小貸公司，資金短缺800萬，問他想不想投資。他打聽小貸公司的前景后便同意了，并將800萬投資款轉給白昊。公司成立后，其沒有參與公司管理，2015年，公司資金周轉不了分賬散伙時，白昊代表他分了600多萬的賬務。

筆者注意到，張治峰在證言里提到，有天下午，牛強和廖常偉來他辦公室找他，牛強說公安局聯系他要搜查賀寶寧的公司，問他怎么辦？“這時候康清平也到我辦公室了，我想著我自己在賀寶寧那上過班，我又是公職，別還查出我什么東西了，我還想著賀寶寧公司的會所里面那些領導吃過飯的單子別人看見了。”

牛強的供述與辯解提到，2013年3月初的一天，志丹縣公安局的民警給他打電話說第二天他們要來時創工貿公司賀寶寧辦公室取資料，掛斷電話他就給廖常偉和康清平打電話讓他們去張治峰辦公室，“我將志丹縣公安局民警要來時創工貿公司賀寶寧辦公室取資料的事情告訴他，張治峰就讓我回去將賬本藏起來……”

領導為什么要在賀寶寧公司會所吃飯？吃飯的領導又有哪些？他們之間是什么關系？有無為其充當保護傘？等等，不知道當地有無順藤摸瓜，一一查清。

作為小貸公司賀寶寧的合伙人，張治峰和白昊未受此事牽連，也讓人多少感到意外。

筆者獲取的一份起訴意見書顯示，賀寶寧案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是以“惡勢力”展開偵查，并以“惡勢力團伙”移送檢院。

經依法偵查查明，2012年至2019年期間，犯罪嫌疑人賀寶寧違反國家融資管理法規定，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賀寶寧先后吸收公眾存款涉案人48人……吸收金額3.3億余元……騙取貸款一共14筆總計1.27億元……

不知為何，判決書及公訴機關的指控，均未提及“惡勢力”和非吸公眾存款等。

賀寶寧最終僅獲兩年三個月刑。

對于長期舉報賀寶寧的人來說，他們不知道這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但他們認為，賀寶寧不應該脫“黑惡”罪名，所以這些年來，大家仍堅持舉報。

8月10日，筆者聯系到賀寶寧，圍繞被舉報涉黑涉惡、涉嫌吸收公眾存款3個多億、涉嫌非法放高利貸22億、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等問題向其求證。

賀寶寧回答說：“肯定沒有，有的話公安局干啥的，對吧。”

說完，他反問筆者：“你覺得有沒有，有的話公安局是干啥的，能給你舉報，公安局不能舉報嗎？公安局是干這事的，不是你管，是吧。”

然后問誰舉報他，這些人是不是欠他錢不還，他說：“我警告你哈，你給我打電話敢問這個事，說實話我可以追究你，知道吧，你要敢說這里面有啥，我肯定第一時間報案。”

賀寶寧再次警告筆者，問清楚筆者身份后說：“你可以當面來找我，你跟我打電話，我有啥好說的嘛，你隨時來見我，如果你敢說我非法放貸，或許啥，我第一時間肯定能找到你。”

“你沒這個義務給我打這個電話，你現在已經攻擊到我，我馬上報案了，我已經錄音了。”賀寶寧說完，掛斷電話。

據悉，近期，舉報者還向中央巡視組和全國掃黑辦舉報賀寶寧。

據舉報者透露，今年初，延安市有關領導針對群眾長期舉報賀寶寧一事作出批示，要求嚴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