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歲的年紀，于多數人是含飴弄孫、安享晚年的時光，于作家高建群而言，卻是“抓住生命最后的尾巴”深耕文學的黃金期。這位從陜北大地走出，惦念故鄉臨潼的作家，以四十余年磨一劍的執著、對歷史的深沉叩問、對時代的敏銳回應，在晚年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創作答卷——從斬獲中宣部、教育部重大選題的《中亞往事》，到鋪展絲綢之路文明長卷的《絲綢之路千問千答》，再到收錄隨筆、序言的《一場秋風老少年》《第二次成長》，每一部作品都是他與歷史對話、與世界對話、與自我對話的見證。而他在《把歷史交還給歷史》一文中袒露的歷史觀，更如一把鑰匙，解鎖了其創作深處的精神內核：不盲從正史的粉飾，不簡化人性的復雜，以文學的溫度與理性，讓歷史回歸本真。

　　創作版圖：從四十余年沉淀到應時而動的文學堅守

　　著名文藝評論家閻綱先生曾盛贊“高建群是一位馬拉松運動員式的作家……”高建群的創作，從來不是“速成”的產物，而是時間與心血的淬煉。長篇小說《中亞往事》被他視作“用了四十年時間完成的一部與世界文學對話的作品”，這份漫長的創作周期，本身就是對文學信仰的致敬。

　　四十年間，他或許無數次穿行于中亞的歷史典籍與現實圖景中，從王朝更迭的風云到文明交融的細節，從個體命運的浮沉到地域文化的肌理，皆被納入筆端。這部作品最終入選中宣部、教育部重大選題，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不僅印證了其題材的重大性與思想的深度，更實現了他“與世界文學對話”的初衷——中亞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樞紐，其歷史故事既是中國的，也是人類共同的文明記憶，高建群以文學為橋，讓這份記憶在世界視野中煥發新生。

　　如果說《中亞往事》是歷史縱深的沉淀，那么四年前完成的《絲綢之路千問千答》（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則是文化廣度的鋪展。這部絲綢之路史詩，跳出了單一的歷史敘事，轉而以“千問千答”的形式，挖掘絲綢之路沿線的文明密碼：駝鈴悠揚的商道、不同族群的交融、科技文化的傳播……高建群沒有將絲綢之路寫成枯燥的史料匯編，而是賦予其文學的靈動——或許有鮮活的人物故事，有可感的時代氛圍，讓這條古老的道路從歷史深處走來，成為連接過去與當下的文化紐帶。

　　除了宏大的歷史題材，高建群亦“應時代而動”，寫下大量隨筆與序言，收錄于《一場秋風老少年》《第二次成長》等書中。這些文字褪去了史詩的厚重，多了幾分煙火氣與人生智慧。“一場秋風老少年”，書名便透著歲月沉淀后的通透——既有對時光流逝的感慨，也有不失少年氣的赤誠；“第二次成長”則暗含著對自我的不斷審視與突破。這些隨筆，或是對生活的觀察，或是對文學的思考，或是對友人的寄語，皆如涓涓細流，映照出他作為作家的細膩與溫度，也證明他從未脫離當下，始終以敏銳的感知與時代同頻。

　　歷史觀照：“把歷史交還給歷史”的文學實踐

　　在為友人于夫《沖冠一怒為紅顏》所作的序言《把歷史交還給歷史》中，高建群拋出了一個深刻的觀點：“歷史沒有真相。那些史學家們言之鑿鑿地為我們所提供的歷史記錄、碑刻文化，大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實的，而另外的、大約剩下的三分之一是謬誤，三分之一則是有意而為之的粉飾。”這番話并非對歷史的虛無，而是對歷史復雜性的清醒認知——他認可人類“鉤沉”歷史的好奇心，更推崇以文學的方式還原歷史的“真”。

　　他格外贊同巴爾扎克“歷史是釘子，在上面掛我的小說”的創作理念，認為《三國演義》較之《三國志》、《西游記》較之《大唐西域記》更具廣泛影響力，正是因為“演義”類作品能以個人化的視角，展現歷史的藝術性與社會性，“更見其真”。這種理念，貫穿于他對他人作品的評價，也融入自身的創作實踐。在評價《沖冠一怒為紅顏》時，他肯定于夫“不戲說、不編造”，尊重“歷史的釘子”，同時贊賞其對皇太極即位之謎、陳圓圓失蹤之謎等“千古之謎”的獨到解讀——“雖非定論，卻成一家之言”；更認可于夫對歷史人物的刻畫：不將熊廷弼、盧象升等民族英雄神化，不將魏忠賢、客氏等奸臣臉譜化，更不將吳三桂、李自成簡單貼上“漢奸”“英雄”的標簽，而是“還原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這份對歷史人物多面性的尊重，正是高建群自身創作的準則。無論是《中亞往事》中可能涉及的歷史人物，還是《絲綢之路千問千答》中穿梭于商道的個體，他都不會用非黑即白的邏輯去評判，而是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展現其人性的復雜與選擇的無奈。這種“把歷史交還給歷史”的堅守，讓他的作品超越了簡單的歷史敘事，成為對人性、對文明的深度思考。

　　文學傳播：跨域對話中的文化價值

　　高建群的文學影響力，早已突破地域與語言的邊界。他的作品被翻譯家們譯成多種外文出版，讓中國的歷史故事、文化記憶走向世界；臺灣出版家更以繁體豎排的形式，推出他的六本代表作，如今又將《中亞往事》《絲綢之路千問千答》納入其中——這種“雙向奔赴”的傳播，不僅是對他文學造詣的認可，更證明了他筆下的題材具有超越時空的共通價值。

　　《中亞往事》關注的中亞文明，《絲綢之路千問千答》展現的絲路精神，本身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篇章。高建群以中國作家的視角，挖掘這些題材中的文化內涵，既守護了中國的文化根脈，也為世界文學提供了獨特的東方敘事。當他的文字在不同語言、不同地域的讀者心中激起共鳴時，“與世界文學對話”的初心便有了最生動的注腳。

　　文人本色：疏離應酬與純粹的創作定力

　　在當下熱鬧的文壇語境中，高建群的“不善交際”顯得格外清醒。他坦言“這些年和中國作協機關基本沒有來往”，唯一的交際，是與鐵凝、高洪波等四十年老友偶發的短信——“憶憶舊事，說個老話”。這份疏離，并非孤傲，而是對創作純粹性的守護。

　　他不追逐文壇的喧囂，不參與無謂的應酬，將所有的精力都傾注于筆端。于他而言，文學不是獲取名利的工具，不是融入圈子的敲門磚，而是與歷史對話、與自我對話的唯一通道。這種“向內求索”的姿態，恰是當下文壇稀缺的定力——當許多人追求流量與速成時，他依然堅守“十年磨一劍”的耐心；當圈子文化盛行時，他依然保持文人的本真。這份純粹，讓他的文字少了浮躁，多了深沉，也讓他的創作始終扎根于歷史與人性的土壤。

　　如今72歲的高建群，依然在文學的道路上前行。他的晚年創作，不是夕陽余暉的點綴，而是一位文學老兵對使命的堅守——以四十年的沉淀書寫歷史，以敏銳的感知回應時代，以理性的思考還原真相。他用作品告訴我們：文學的價值，在于對歷史的敬畏，對人性的洞察，對初心的堅守。而“把歷史交還給歷史”，不僅是他的歷史觀，更是他留給當下文壇的啟示：唯有沉下心來，直面歷史的復雜，擁抱人性的多樣，才能創作出真正有厚度、有溫度、有力量的作品。

　　這位晚年執劍的作家，終將以他的文字，在文學史上留下屬于自己的印記——不是因為喧囂，而是因為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