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說丨國運轉折關頭，他深受“一號人物”器重，為何銷聲匿跡

中國歷史數千年，社會發展的車輪滾滾向前，而每一次社會進步，往往有賴于與時代同頻、為家國命運鼓而呼的開明人士或進步人士，以及他們所推動的社會變革，甚至是革命。

簡而言之，在中國古代，每一個朝代的開明人士或進步人士，就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中堅力量。

但也不容否認，開明人士或進步人士，其實分為兩種人：一種是身體力行、躬身入局，以積極的行動參與或推動社會變革，傾其所有，不留余地。各個時期堅定的革命者，便是這種進步階級；還有一種則是思想開明或進步、而行動力有限或激情有限的泛進步人士，他們是口頭上的改革家，但在行動上留有余地甚至左右逢源、立場多變。

歷史地看，對于第一種進步人士，但凡他們的變革行為代表了歷史的正確方向，則我們怎么贊美他們都不過分；而第二種進步人士，歷史往往也不吝贊賞，畢竟他們也是社會進步的一份子。

誠然，有限進步的開明人士，往往是社會革命階級首要團結爭取的對象。歷史上無數實踐證明，其中部分有限進步人士會轉變為徹底的社會改革家或革命家；而部分有限進步人士則難以轉化自己的立場，終其一生都掩身于他們作為精致利己主義者的觀念屏障之后，即：思想上認同進步，也愿意為之鼓而呼，但若要犧牲自己的前途利益、家族利益尤其是個人安危，則一概免談。

這塊清代【壸范垂青】匾，題匾字跡已經斑駁模糊，但從中能讀到不同尋常的歷史意味。此匾題寫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其題匾人謝遠涵，就是這樣一位有限進步人士：他一生接近進步階級，認同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革，但同時又總是跟徹底的變革力量保持安全的距離。

謝遠涵是光緒甲午科進士，他雖屬清廷體制內的官僚，但思想卻十分開明——他預見并贊同搖搖欲墜的大清亟需一場“刮骨療毒”式的變革。

光緒二十一年（1895），謝遠涵高調參加了康有為組織的“公車上書”：反對《馬關條約》，提出變法的主張。謝遠涵在策試中針對時弊，力主“變通”。亦因如此，當時的進步派“一號人物”、大佬康有為，十分器重謝遠涵。

隨著康有為一再上書，他的變法主張吸引了光緒皇帝的注意。變法勢在必行，而且主導人必定是康有為。這是所有有識之士都能看清楚的時局。

但這時候謝遠涵卻開始退卻了，他主動疏遠了進步派，退回翰林院當他的編修官，閉口不問政事。或許謝遠涵的內心很清楚，變法這種事，極其危險。雖然光緒本人是支持變法的，但架不過慈禧太后不喜歡新政啊。

后面的局勢果然如謝遠涵預測的那樣。

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歷六月，在光緒皇帝的授意下，在康有為的理論設計下，二者開始合作實施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同年農歷八月，慈禧太后清算變法派官員，殺了戊戌六君子，又把光緒皇帝軟禁起來。戊戌變法宣告失敗。而變法領袖、進步派標志性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則出走日本，免遭清算。

很難說謝遠涵是不是未卜先知，察覺戊戌變法不可能成功，抑或他僅僅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本能，主動遠離了搞不好要掉腦袋的變法事宜。反正本為進步派人士的謝遠涵，沒有卷入戊戌政治風波，這對他個人而言顯然是幸事。

但時局的變化越來越明顯了。此后數年，尤其是庚子事變之后，推翻清朝統治越來越成為全天下進步人士的共識；以孫中山、章太炎等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極力主張革命。

對此，謝遠涵觀望以待。一方面，他洞悉了清朝必將覆滅的趨勢，內心順應時局變化，絕不為大清辯護；另一方面，他暫時有意識地跟持革命主張的進步派人士保持距離。

反觀流亡在海外的康有為，此時已由前進步派人士蛻變為冥頑不靈的保皇派人士——或許他骨子里是想一報光緒當年對他的知遇之恩罷。總之，康有為的思想觀點，跟孫中山的革命主張，是截然對立的。從社會進化論角度看，康有為不再是進步人士。

辛亥革命后，謝遠涵主動擁抱革命黨人，四處宣傳“民國建立，五族共和，民權平等”，并號召剪辮子。為此，北洋政府擬任命謝遠涵為江西都督，但他出于謹慎考慮，婉言謝絕了。

而康有為在民國二年（1913年）歸國后，就成為了保皇黨領袖，他不但反對共和制，且一直謀劃末代皇帝溥儀復位。在新文化運動中，康有為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推崇孔子的主張，要求將孔教定為“國教”，堅決反對當時流行的“批孔”、“倒孔”運動。

民國五年（1916），在進步派人士中頗有威望的謝遠涵，被邀請擔任北洋政府代理內務部長。不久后，謝遠涵還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并受到了孫中山這個革命黨“一號人物”的器重。總之，謝遠涵又一次站在了時代進步的一面。

眼見謝遠涵掌握了權力，康有為向這位曾一同參加“公車上書”的前同仁寫了一封信，該信后被編入康有為文集，名為《致謝遠涵書》。康有為在信中要求謝遠涵站出來，想方設法保護各地孔廟，并以半脅迫口吻給謝遠涵指出不保護孔教的后果：“君不行，則永遠得罪于天下后世，得罪于圣教。輕重大小孰擇，惟君圖之。”

陳獨秀批孔，康有為尊孔，他們代表了民國新文化運動的兩種不同觀念。謝遠涵本人到底站在哪一個立場？歷史記述語焉不詳。他本人是什么立場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總是追隨潮流（當時的主流新文化觀是打倒孔家店）——這是他作為進步派人士的處世哲學底色——但保持在安全距離。

民國六年（1917），康有為擁護且配合軍閥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但不久宣告失敗，康有為潛逃。從此，曾經的進步派大佬康有為，徹底活成了他以前討厭的樣子，他隱居于各地，逐漸消失于歷史舞臺。

康有為作為清末民初的進步派領袖，后來一步步站到了時代的對立面，他雖然被歷史拋棄了，但他的立場始終是鮮明的——遵從于自己的內心。而謝遠涵作為進步派人士的特色，則是放棄自我，“審時度勢”，擁護潮流，絕不逆行于形勢走向。

民國七年（1918），謝遠涵作為中華革命黨中的新貴，孫中山眼中的紅人，被孫中山委派赴洛陽，跟直系軍閥領袖吳佩孚商談國事，但吳佩孚的霸道氣勢，讓謝遠涵瞬間就失去了與之作政治斗爭的勇氣，談判不了了之。

一句話，謝遠涵只赴順風局，每遇逆風局則躲避了之。

民國十一年（1922）六月，北洋各系軍閥爭奪江西省的話語權，大總統黎元洪順應孫中山的要求，任命謝遠涵為江西省長。謝遠涵是江西興國人，在各系爭奪的情況下，他出任江西省長本是順理成章之事，但兇狠的政治斗爭讓謝遠涵打起了退堂鼓，他始終不敢赴任，最終又是不了了之。

行文至此，我想為謝遠涵說一句歷史好話：他就是個老實人。他雖有洞察時局的智慧，也總想“進步”，但就行動力而言，他歸根結底只是個老實人。老實人難成大事，并且會越混越差，但也不會去作惡。

民國二十一年（1932），在國民黨地方政府中越混越差的謝遠涵，被任命為江西贛州行政公署長官。當時，贛州轄區多為蘇區縣，是中國紅色革命的搖籃。但作為國民黨政府的地方長官，贛州公署長官的首要任務就是“剿共”——這不是跟廣大共產黨人和紅色革命豪杰作對嗎？謝遠涵又一次拒絕上任，轉身去了上海隱居。

如前所述，打退堂鼓確實是謝遠涵的主要履歷。但不管是出于何種考慮，他拒絕鎮壓或對抗中國紅色革命力量，這是值得歷史性贊許的。

民國38年（1949）春，江西贛州解放前夕，作為頗具聲望的前清遺老、民國元老，謝遠涵終于在擁護潮流、追求進步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種種稱得上勇敢的進步舉動——而不再是逃避：他對中共在贛州的地下活動給予各種掩護和支持；極力勸說各種名流人士，安心等待解放，不要離開贛州——更不要去臺灣。凡此種種，謝遠涵受到了新中國地方政府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