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某華案析建筑施工領域的刑民界分

審理法院：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案號：（2015）冀刑二終字第26號

入庫編號：2023-03-1-167-005

關鍵詞：刑事 合同詐騙罪 保證金 挪作他用 非法占有目的

裁判要旨：融資行為是判斷被告人履約意愿的重要方面，當被告人的融資行為的證據有限且真假未辨時，應當綜合合同簽訂的背景、被告人為生產經營作出的努力、錢款的去向、用途等方面來判斷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能簡單地認為簽訂合同并收取對方的保證金后挪作他用時就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從被告人客觀上有欺騙行為而直接得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結論。對于民事活動中，雖有一定的欺騙行為，但不影響被害人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不宜輕易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一、 案件事實概要

2011年7月，唐山市豐潤區(qū)某村被列為新民居建設示范村。村委會與被告人高某華、孫某海所在的鑫某公司簽訂項目開發(fā)意向書，鑫某公司依約支付400萬元保證金并進行了部分前期工作，但未能按期籌集足額啟動資金及辦妥全部手續(xù)，村委會未提出解約。

此后，鑫某公司為推進項目，先后與兩家建筑公司洽談：

1. 2011年8月，與武漢某某公司簽訂承建合同，收取其300萬元保證金。后因未能按時開工，經追討后退還。
2. 2012年2月，與世某公司簽訂施工協(xié)議，收取其400萬元保證金。鑫某公司將其中的200萬元用于償還前述某某公司的保證金債務，另200萬元用于項目施工及公司日常開支。因未能按協(xié)議約定開工，且鑫某公司無力償還世某公司保證金（期間甚至開具空頭支票），世某公司報案。

一審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高某華、孫某海有期徒刑各十五年。二審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二人無罪。

本案的核心爭議焦點在于：被告人高某華、孫某海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收取世某公司400萬元保證金后挪作他用的行為，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從而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 法律分析

（一）合同詐騙罪的核心構成：非法占有目的
根據《刑法》第224條規(guī)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該罪的主觀方面必須是直接故意，且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這是區(qū)分罪與非罪（即民事欺詐）的關鍵界限。民事欺詐行為人旨在通過欺騙行為促成交易、獲取履行利益，其主觀上仍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能力；而刑事合同詐騙的行為人根本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對方財物，并無履行合同的誠意。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認定：綜合判斷而非主觀臆測
“非法占有目的”屬于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除被告人供述外，主要需通過客觀行為進行推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指導性意見和司法實踐通常綜合考量以下因素：

1. 行為人的履約能力：簽訂合同時是否具有主體資格、資金、技術等履行基礎。
2. 行為人的履約行為：是否為實現(xiàn)合同目的進行了真誠、合理的努力。
3. 錢款的去向和用途：收取對方款項后是用于與合同相關的生產經營活動，還是用于個人揮霍、償還非法債務或隱匿轉移。
4. 事后態(tài)度及無法履約的原因：是因客觀原因或經營不善導致無法履約后積極承擔責任、尋求補救，還是逃匿、揮霍財物、拒不返還。
5. 未履行的原因：是主觀上不愿履行，還是客觀上不能履行且其不能履行非源于事前虛構或事后惡意。

本案中，二審法院正是基于上述綜合判斷標準，認為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據不足：

1. 項目真實性是基礎：鑫某公司承攬的新民居建設項目是真實存在的，且已被列為示范村項目，并非子虛烏有。公司為此支付了村委會400萬保證金并進行了土地平整等前期投入，表明其確有開展項目的初步行為。
2. 資金用途的關鍵性：所收取的世某公司400萬元保證金，其中200萬元用于償還之前項目經營中形成的對某某公司的保證金債務（這可視為解決項目前期遺留問題、維持公司運營），另200萬元用于項目施工及日常開支。款項主要用于公司經營及相關債務，而非用于個人消費或與項目無關的非法活動。這種“挪作他用”在商業(yè)融資活動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其性質是資金周轉的使用行為，而非徹底否定歸還可能性的非法占有行為
3. 持續(xù)的履約意愿體現(xiàn)：盡管存在夸大手續(xù)辦理進度、催促保證金等不當行為，但在世某公司催款時，高某華等人并未逃匿，而是表示愿意退還，其未能歸還是因“賬上沒錢且沒有籌集到資金”，這更多反映了缺乏履約能力而非拒絕履行的意圖。開具空頭支票的行為雖屬欺詐，但在此語境下，更可能是拖延時間、試圖繼續(xù)融資的徒勞嘗試，而非企圖永久剝奪對方財產的直接證據。
4. 融資行為的背景：建筑施工領域，特別是大型項目，前期融資、通過合作單位收取保證金以解決資金壓力是常見模式。鑫某公司的一系列行為（與村委會合作、尋找施工方）均圍繞項目展開，其行為邏輯符合試圖通過融資推動項目的特征，盡管方法不當且最終失敗。

（三）刑民界分：刑法應保持謙抑性
刑法是社會治理的最后手段，應保持其謙抑性。對于市場經濟活動中的合同糾紛，如果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如追究違約責任、賠償損失）予以救濟和調整，就不應輕易啟動刑罰機制。本案中，鑫某公司的行為確實構成了民事上的欺詐和違約，損害了世某公司的財產權益，世某公司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請求返還保證金、賠償損失。但在證據無法充分證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時，將其上升為刑事犯罪予以打擊，則混淆了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的界限，可能抑制正常的商業(yè)活動和融資行為。

三、 總結與辯護思路

辯護思路核心：緊扣“非法占有目的”證據不足這一核心，構建“雖有民事欺詐，但無刑事詐騙”的辯護策略。

1. 強調項目真實性：充分舉證證明新民居項目真實存在，并非虛構，公司有前期投入和實際行動，奠定行為具有經營性質的基礎。
2. 厘清資金去向：重點論證保證金款項用于與項目相關的經營活動和債務清償，而非個人揮霍或非法用途，證明其“用途”雖不合約定但并未脫離“經營”范疇。
3. 分析無法履約原因：將無法按時開工、未能還款歸因于客觀的融資困難、手續(xù)辦理周期等經營風險和能力問題，而非主觀上根本不想履行。
4. 表明事后態(tài)度：指出被告人有還款意愿但暫時無能力的客觀情況，即使開具空頭支票也是無奈之舉而非惡意詐騙，并未逃匿或失聯(lián)。
5. 堅持刑民界分：論證本案本質是民事合同糾紛，對方可通過民事訴訟實現(xiàn)權利救濟，不應動用刑罰。

結論：河北省高院的判決準確把握了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標準，深刻理解了建筑施工領域融資活動的特點，嚴格區(qū)分了刑事犯罪與民事違約的界限，對于類案處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警示司法實踐應避免以結果論罪，而應深入分析行為人的主觀意圖和行為的整體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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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濤，世理法源--訴訟解決方案專家——高端法律咨詢平臺創(chuàng)始合伙人

業(yè)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shù)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guī)建設。

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shù)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

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jiān)，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yè)完成全面合規(guī)體系建設以及數(shù)據安全、商業(yè)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guī)。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xù)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fā)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fā)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

李 元

乾成北京 合伙人/律師

李元律師有15年北京法院刑事審判經歷，曾任審判長,審理了近干件刑事案件,積累了大量的司法實踐經驗。其參與或主審的案件或重大復雜,或影響較大,包括10余件因證據不足而由檢察機關撤訴的案件，以及大量職務侵占、貪污、受賄、非吸、集資詐騙等類型案件。此外,還專門負責審理外國人犯罪案件。李元律師主攻經濟犯罪的辯護與控告、刑事法律風險防控、涉外刑事法律服務及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等領域。憑借法官的從業(yè)經歷和外語特長,李律師在外國客戶的國內刑事業(yè)務方面有較大優(yōu)勢。獲評律新社《精品法律服務品牌指南(2024):爭議解決領域》精品律師。

業(yè)務領域：經濟犯罪辯護與控告涉外刑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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