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梅戲的家鄉”屬于誰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下去！

最近，湖北和安徽又因黃梅戲的屬權問題吵了起來。

雙方網友紛紛翻查史料、曬出證據，甚至連官方也出來發聲，彼此鬧得不可開交。

其實，關于“黃梅戲的故鄉”究竟是湖北還是安徽，這個爭端由來已久，幾乎每年雙方都會甩出新的證據，試圖證明自己才是黃梅戲的正宗發源地。

湖北和安徽吵來吵去，各執一詞，甚至導致了一個有趣的現象：2006年黃梅戲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時，申報欄中同時寫著湖北省黃梅縣和安徽省安慶市兩個地方。

問題來了，黃梅戲的“家鄉”究竟是哪里？湖北和安徽為何都想拼命將這個名號搶在自己手里呢？

爭歸爭，還是得先弄明白“黃梅戲”是怎么來的。

事實上，“黃梅戲”的根在哪，字面就已經說明了問題。

根據目前公認的史料記載，“黃梅戲”顧名思義，是來自湖北黃梅縣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處黃梅多云山，與鄂東和贛東北的采茶戲同出一源，其最初形式是湖北黃梅一帶的采茶歌。

乾隆年間出了個叫邢繡娘的采茶女，將零散的小調編成有劇情的“高臺戲”，逐漸在家鄉唱出了名氣，被稱為“黃梅調”。

只是這時的“黃梅調”，還談不上“戲”，只能算是黃梅當地自娛自樂的民間小曲，離真正的“黃梅戲劇種”還差得遠。

從“黃梅調”到“黃梅戲”，其實背后還有一段悲慘的故事。

三省交界的黃梅縣自古災害不斷，其中水災居多，素有“江行屋上，民處泊中”之說。

明洪武十年（1377）至1938年的五百余年間，黃梅縣遭逢特大自然災害103次，其中洪災65次，平均不到六年便逢一次大劫。

為了生存，許多黃梅人只得攜家帶口、沿門賣唱，黃梅調的悲愴與婉轉成了異地討生活的“通行證”。

至于網上流傳的“黃梅戲是大水沖過去的”說法，其實來自偉人的好奇。

1958年，毛主席在武漢觀看黃梅縣黃梅戲劇團的《過界嶺》后，好奇地問：“你們湖北的黃梅戲，怎么跑到安徽去了？”

得知水患是遷徙的根源，他笑著調侃：“原來你們的黃梅戲，是讓大水沖過去的呀！”

事實上，因為水患，黃梅人將“黃梅調”帶去了周邊不少地方，但安徽的安慶最為特殊。

安慶是安徽有名的“戲曲之鄉”，元代就有戲班子，以至于后來的徽班進京還帶來了京劇的誕生。

安慶人初聽這黃梅調，覺得有意思，但覺得原來的曲調過于悲切，便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造”。

除了請專門的戲曲人才寫劇本、定行當，安慶戲曲從業者還將徽劇的青陽腔揉進去，并添入了花鼓燈的舞步，逐漸將原來的“討飯戲”，慢慢變成有模有樣的“黃梅戲”。

“黃梅戲”一名首次寫進官方檔案，來自1920年安徽《宿松縣志》里的一句話：“梅俗好演采茶小戲，亦稱‘黃梅戲’”。

“黃梅戲”三個字，自此有了正式的官方檔案記載。

新中國成立后，安徽合肥成立了安徽省黃梅戲劇團，涌現出嚴鳳英、王少舫等優秀的黃梅戲藝術家，黃梅戲也成為京劇、越劇、揚劇、淮劇、評劇之外的新劇種。

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隨著《天仙配》《女駙馬》等戲曲電影上映，黃梅戲這才真正火遍全國，成為“中國五大主要劇種”之一。

你看，湖北是黃梅戲的“根”，沒有黃梅縣的天災和采茶調，就沒有黃梅戲的種子；而安徽是黃梅戲的“果”，如果缺少安慶的戲曲土壤和藝人改造，這顆種子長不成參天大樹。

所以，湖北和安徽如今爭來爭去，有些像爭“這棵樹該算播種的還是澆水的”，其實就有些鉆牛角尖了。

因為彼此可以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關系。

事實上，兩地為了搶“黃梅戲家鄉”名號，較勁這么年，可不只是為了“情懷”，說到底還是因為背后實實在在的利益。

1995年，文化部把“黃梅戲之鄉”稱號頒給黃梅縣后，黃梅縣所屬的黃岡市迅速把這張牌升級為城市名片，搭戲臺、辦藝術節、建配套主題景區，為搶占“黃梅戲發源地”的先機，花了不少錢。

沒辦法，黃岡也好，黃梅縣也罷，能上桌的文旅資源實在有限，除了“黃梅戲故鄉”，幾乎找不到第二個能打的文化IP。

在文旅消費被無限放大的今天，一個響亮的文化符號就有可能將流量變現金流。這對黃梅這座小縣城而言，可是實打實的GDP增量。

再看安徽安慶——雖然沒拿到“黃梅戲之鄉”稱號，動作卻更大。

只要去過安慶的人，都會發現從機場到火車站，再到城市的大街小巷，處處都展示著黃梅戲的元素，努力讓“黃梅戲”與“安慶”緊緊聯系在一起。

為了弘揚黃梅戲，安慶還專門成立了黃梅戲藝術中心，除了上演《天仙配》《女駙馬》等經典曲目，還打造出《天下黃梅》《玉天仙》等新劇目，并通過承辦黃梅戲藝術節開幕式等大型活動不斷傳播影響力。

可令人遺憾的是，雖說安徽與安慶一直想將“黃梅戲”這個文化IP做成可持續的生意，卻始終未能如愿。

這些年，安徽靠黃梅戲文創一年賣出上千萬元，聯動黃山、九華山吸引四百多萬人次游客，帶動20多億元周邊消費，可真正黃梅戲演出卻少有人看，各類黃梅戲劇院上座率少得可憐。

湖北的情況同樣不樂觀。

以黃梅戲演出為主的湖北省戲曲藝術劇院，2022年相關演出收入僅40萬元，平均上座率不足50%，百元以下低價票占比超過八成。2023、2024年官方未再公布演出收入，側面印證市場依然不樂觀。

換句話說，無論安徽還是湖北，宣傳攻勢再猛，但現實是黃梅戲的商業演出太冷清，大部分劇團只能靠政府補貼續命。

原因有些令人沮喪，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愛看黃梅戲，嫌節奏慢、聽不懂，提不起興趣。

甚至，絕大多數30歲以下的年輕人，如今對黃梅戲的記憶只剩下一句“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帶笑顏”，后面的旋律幾乎一片空白。

更可惜的是，2022年湖北和安徽想聯合申報“黃梅戲文化生態保護區”。

本來，這是一件好事，若能成功，可共享國家經費、共同推廣，也能擴大黃梅戲的影響力。

結果，又因“誰是正宗”的爭執陷入拉鋸，最終不了了之。

這就像兩個好朋友，本來可以好好商量合伙開店賺錢，卻為“誰當老板”吵到店面都沒開起來，兩敗俱傷。

直到2006年黃梅戲再次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時，兩地總算想明白了，開始擱置爭議共同申報，才有了前面提到的申報欄中，同時有湖北省黃梅縣和安徽省安慶市兩地的情況。

可惜，非遺是共同拿下了，黃梅戲卻快沒人看了。

有人可能覺得黃梅戲線下不火，但線上很火爆啊。

沒錯，某音平臺上，“黃梅戲”的相關話題播放量破60億，僅各類“女駙馬”變裝視頻就有2.4億次播放。

可另一個殘酷現實是，根據大麥網數據顯示，這些流量真正能轉化成線下購票的，不足0.5%……

也就是說，網上的黃梅戲，大家也就聽個熱鬧，很少愿意掏錢去劇場看完整的戲。

看的人少，黃梅戲的從業者其實也越來越少。

由于新劇目少，質量參差不齊，還總守著老題材，大量專業黃梅戲從業者要么轉去了別的劇種，要么轉行進了演藝圈。

眼下的黃梅戲行當，年輕的導演、編劇越來越少，懂傳統又懂現代審美的復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根本滿足不了觀眾的需求。

數據顯示，目前全國37個黃梅戲劇團僅6家在起源地黃梅縣，而安徽專業劇團已從28家減至18家；黃梅縣35歲以下從業者不足40人，安慶黃梅戲的相關單位十年僅新增3人，七成院團無專職編劇，遠落后于粵劇、越劇的發展。

不得不說，眼下的黃梅戲，重點不在“歸湖北還是歸安徽”，而在“怎么跟年輕人玩到一起”“怎么賺到市場的錢”。

兩地政府也急，但也不是沒亮點，各自都做出了一些努力。

湖北黃梅縣“保量”，專業院團年演千場，公益課分層覆蓋老中青，縣基金每年還投入100萬“送戲下鄉”，并十年一批定向招生，慢慢攢人才；安徽安慶則“求新”：通過校企合作建“戲曲文科實驗室”培養全鏈條人才，懷寧縣劇團靠抖音直播就吸粉136萬、觀看量破1億。

應該說，這些都是讓黃梅戲“活起來”的路子，但還不夠。

面對日漸萎縮的黃梅戲市場，兩省還是必須徹底放下成見，一起把蛋糕做大。

比如是否可以聯合拍攝黃梅戲電影，湖北出“黃梅戲文化”故事，安徽出藝人資源，票房一起分；互相再策劃一條“黃梅戲文旅線路”，從湖北黃梅的“發源地”景區，到安徽安慶的藝術中心，再到皖南游覽一番，讓游客一路有的看，有的玩，兩地都能賺到錢。

更關鍵的是，得趕緊讓黃梅戲“年輕起來”。除了保留傳統劇目，可以再編點職場、校園的現代戲；方言聽不懂就加字幕，甚至改編成普通話版本；短視頻別只拍變裝，可多拍一些幕后花絮、劇情解讀，讓更多年輕人了解和喜歡上黃梅戲。

黃梅戲的創新范本，其實已有珠玉在前：

2020年安慶再芬黃梅的《貴婦還鄉》，用音樂劇形式改編西方經典，舞美簡約卻貼合現代審美，巡演32場上座率92%，年輕觀眾占比45%。

懷寧縣劇團的《挑山女人》，改編齊云山“女挑夫”真人真事，全國巡演108場，票房收入1260萬元，主演劉麗華憑此摘“梅花獎”。

甚至海外，新加坡戲曲學院用黃梅調演《丹心譜》（二戰華人抗戰史），連演20場場場爆滿，成了當地國民教育“活教材”。

這些案例共同證明：只要題材“貼地”、表達“創新”、傳播“破壁”，古老的黃梅戲依舊能在今天“梅開二度”。

說到底，黃梅戲不是“湖北的”，也不是“安徽的”，而是全中國的文化遺產。它的價值，從來不是“起源于哪”，而是“能不能被今天的人喜歡”。

現在兩省還在爭黃梅戲的屬權，就如同爭一塊“舊招牌”，再亮，也吸引不了年輕人進店；真正該做的，是把“舊招牌”改成“新門店”，用年輕人喜歡的方式賣“老味道”。

畢竟，等哪天沒人看黃梅戲了，就算坐上了“黃梅戲主理人”的位置，又有什么用？

能讓黃梅戲火遍全國的，從來不是“故鄉”在哪，而是拿出實實在在的好作品、好創意，讓更多人喜歡和接受，這才是兩省該一起算的“大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