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浦東新區三橋小學5個班級只收到22名學生，與這些學生對應的老師，卻有23名。事情引發了熱議。

這種極端的師生比例，有一定的特殊性。當地的小區拆遷，很多居民遷走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老齡化，生育率下降，很多學校的招生數量，急劇下降。在我看來，當下正是實行小班化的好時機。

所謂小班化，是以減少班級人數為核心，注重學生個性化發展與教育質量提升的教學組織形式，常見班額為20-30人。作為教育現代化的實踐模式，被國際普遍用于應對少子化趨勢及基礎教育改革。

中國義務教育現行的班額為小學45人、初中50人，比OECD國家平均班額小學21人、初中23人的標準有很大差距。

中國小班化教育始于1993年江蘇無錫小學試點，1996年在上海啟動系統性實踐。2000年江蘇省錫南高級中學率先探索高中階段小班化。2010年，小班化被納入國家及地方教育規劃綱要，成為基礎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有序推進小班化教學”。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學齡人口減少的背景下，南京市教育局提出全面開展新型優質小班制教學實驗，全市小學整體參與，小班教學常態化、制度化。

小班化的優點當然是非常明顯的。老師多了，可以提升課堂互動率，使得小組探索、分組討論，都得以實現。小班化還可以提升老師的作業批改率，實現針對個體學生薄弱環節的個性化輔導，讓每個孩子都成為“教學的主角”。

老師管的人少了，課堂紀律與個性輔導就能同時實現。那種中國人羨慕的，熱烈的課堂，就可以實現。

這些優勢，可以解決當下中國社會一個非常直接的問題：家長輔導作業。

家長輔導作業成為社會熱議的現象后，2014-2025年間，北京、陜西、遼寧、浙江等十余省份相繼禁止家長批改作業 。

201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要求“杜絕家長作業”。2020年開始，教育部也出臺一系列政策，明確治理決心，細化作業管理要求，要求教師履行作業批改職責。

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實際情況并沒有得到多大改善。社交媒體上家長輔導作業的抱怨、段子，比比皆是。

從全國范圍內來看，人口出生的頂峰在1987年，大約在2000年后進入低谷，但學校并沒有因此進入小班化，而是全國的學校，都經歷了撤校，并校，學校數量銳減。當學齡兒童開始回升之后，學校數量并沒有增長，大班化現象就固化下來。特別是人口遷入城市，更是如此。大班化，可以節約財政支出，但會造成家長撫育負擔的增加。

現在中小學的教學內容越來越多，在各種先進的教學理念之下，小學增加了英語、自然等課程，還有各種興趣班。但與此同時，師生比多年未變，一個班多達45人。“上大課”，必然意味著教學質量打折。這剩下的教學任務，輔導的重任就交到家長肩上。

現代化的通訊手段，更緊密的聯系，老師的權威，都讓老師能夠轉移教學任務。正因為教學任務是客觀存在的，所以雖然教育部也三令五申不準給家長布置作業，但效果并不大，家長仍然需要回家上小課。這反過來，又進一步使得大班化、低師生比，課程減少而教學目標不減，成為可能。

家長為了減輕輔導負擔，就會尋求幫助，大量的校外輔導機構由此產生，來承擔輔導責任。所以，雖然減負政策一直在，但教學內容還在那里，師生比沒變，禁止了校外輔導，無非是教學任務從校外輔導又回到了家長那里。

家長輔導本質，就是老師不夠。

老師少，學生多，看似可以減少老師勞動時間，不用請更多老師，可以減輕教育系統的公共開支，但實際上，卻會在整個社會層面，導致更大的損失。

讓家長去輔導，是讓不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影響家長的工作，損害整個社會效率。對于那些沒有能力輔導的家庭也是不公平的。這會增加撫養成本。家長的撫養負擔加重，必然抑制生育。所以，只有小班化，才能釜底抽薪的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不應該僅僅和發達國家去比教學質量，也應該去比教學的基礎設施。

比教學質量，比數學能力，那是孩子們的辛苦換來的。代價是損害親子關系，損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比教學基礎設施，提升老師數量這個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孩子們的不僅僅是數學能力，還有更重要的，青少年性格、情緒、人格的健康。

教育不是“流水線”，而是每一個孩子，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旅程。班級，也不是一個工作臺，一個車間，而是老師和學生交流的地方。只有小班教學，才能讓老師關注到每一個孩子的學習狀態與個性發展，實現因材施教。

小班化還是解決經濟增長放緩時的就業問題的一個很好的渠道。

近年來，我國教師資格考試持續升溫，報名人數由2012年的22.9萬人次躍升至2023年的1265萬人次，增長幅度超過50倍。但與這個熱潮對應的卻是，中國社會對教師的需求數量必將大幅度下滑。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降至1.3，2022年進一步降至1.1。從2017年起，我國出生人口持續快速下滑，從當年的1723萬人降至2022年的956萬。這意味著未來學齡人口將持續減少。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中國教育戰略學會區域教育分會理事喬錦忠的研究團隊的預測，小學學位需求峰值出現在2024年，比2020年多出了約485萬，初中學位峰值稍晚，出現在2029年。最終至2035 年，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規模將比2020年的1.4億減少約3000萬。

這就意味著，2020-2035年間，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專任教師需求量總體減少，按現行生師比標準，到2035年全國將有約150萬小學教師、37萬初中教師過剩，小學教師需求量過剩較大，初中教師先短缺后過剩。

需要指出的是，這個研究是基于1.5的總和生育率，但實際上，2021年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了1.15，現實可能更加嚴峻。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當然是小班化。政府對于提振經濟，通常的辦法都是增加公共開支，投建基礎設施，這不但可以提供崗位，基礎設施也可為經濟發展做好鋪墊。

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創新成為最重要的經濟發展的動力，那么，基礎設施的概念，也應該納入人力資本的投資。

推進小班化教學，既是順應教育規律的內在要求，可減輕家長負擔，提升生育意愿，也是解決就業問題，刺激經濟發展的短期辦法。所以，當前，在學齡人口進入低谷期的背景下，小班化教學，應該被快速地提上議事日程。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騰訊大家年度作家獎;

新浪最有價值專欄作家獎；

紅辣椒評論年度佳作獎;

第28屆北京新聞獎一等獎；

第34屆中國經濟新聞獎，評論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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