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更深的層面上說，文明的本質也正體現為一種能更好地促進了人類的文化創造。

而其生長的又是幾條相互交織的、糾纏不清的“根”，如經濟的基礎、政治的制度、倫理的傳承等，尤其是人類對知識、藝術與精神世界的不懈的追求，都是其生長的重要的“土壤”。

而當這片動蕩的前所未有的黑夜漸漸被一絲光明的曙色所所覆蓋，人們的恐懼也逐漸被希望的曙光所所遮掩的那一刻，人的好奇心、創造的愿望便重新蘇醒起來，從而往往正是文明的開始萌發的契機。

文明并非憑空而來，它的生長受諸多條件滋養，也可能被它們限制。

唯有地質的背景才構成了人類文明的最初的、也是最為廣闊的舞臺。伴隨冰河時期的周期性間歇階段的到來，許多文明也就此誕生了，它們雖然能在冰川的暫時的消融中得以喘息，但卻又要為再度的席卷而來的冰川的威脅所所不安地度日。

由此不難看出，洪水的肆虐與冰礫的濫觴，均能輕易地將初生的聚落一一摧毀，將人類的生存空間無奈地壓縮到極其狹小的范圍內。

不管我們如何努力地在大自然的面前筑起一座座的城池和高樓大廈，仍然可能在一夜之間都被地震的無情之手抹平，終究還是讓我們對大自然的無比的深深的尊敬和恐懼。

不僅如此，地理環境的特殊性也將會對其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而酷熱的天氣又加上四處都有的肆虐的寄生生物的消耗，使得人們不僅要耗費大量的體力去打理生活所需的基本的生存條件，而且還要為無數的寄生生物的消耗而白白的貢獻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力，自然就難以將精力從此轉移到更高的文化建設的層面上去，才使得熱帶地區的文化就難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能達到高度的文明的程度。

在如今的飽經滄桑、生死交迫的日子里，生存的艱辛與繁衍的不易幾乎成為了一切人的共同的日常之苦，使得原本就相對淡泊的藝術與哲思更顯得奢侈了。

然而，同為生命的滋潤者——雨水的所賜，卻使得人類的文明經常走向了極不均的兩極：在某一片沃土的滋潤下，可能孕育出一座座繁榮的城邦；而在另一片荒蕪的土地上，卻可能將曾經的輝煌，任其干涸成一片廢墟，如古代的尼尼微和巴比倫所經歷的那樣。

但另一方面，地處偏僻的某些地區卻因其所擁有的優越的自然條件，如肥沃的土壤、縱橫的水道、優良的港灣等，更因其所處的特殊的歷史地理位置，如古代的雅典、迦太基，或中世紀的佛羅倫薩與威尼斯等的特殊的文化地理環境的作用，也就更易接受到文明的滋養，從而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形態。

但比地理更能推動文明的是經濟條件。即便一個民族擁有成熟的禮法、倫理，甚至某種技藝傳統——如美洲原住民——但如果始終停留在狩獵階段，便很難跨入文明的門檻。

以阿拉伯的貝都因人為例，他們勇敢、聰慧、高貴，卻因始終漂泊、糧食無保障，而無法發展出持久的藝術、禮儀與城市文化。真正讓文明扎根的，是農業。

農耕讓人定居，為未來做計劃，儲糧備荒，從而獲得反思與創造的時間。房屋、廟宇、學校隨之出現；工具、牲畜、生產技術得以改進；壽命延長，倫理與傳統也借此代代相傳。所以說，文化啟發了農耕，而文明催生了城市。

城市，既是禮儀與習俗沉淀之地，也是思想交流、商貿往來、藝術與科學萌發的中心。在這里，不同的頭腦相互碰撞，激發前所未有的創造。文明在鄉野播種，卻在城市中綻放花朵。

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并不為某一特定種族所獨有。它可能出現在任何一片大陸、任何膚色的人群中——無論是古埃及、中國、印度，還是巴比倫、意大利、英國，抑或是秘魯與尤卡坦。并非偉大的種族創造文明，而是偉大的文明塑造了民族。

地理與經濟催生出某種文化，而這種文化又反過來模塑了人的類型。不是英國人創造了大不列顛文明，而是不列顛文明塑造了“英國人”。一個英國人即使身處遙遠的異域，仍保持著文明禮儀，這不是因為他重建了文明，而是因為他早已被某種文化傳統所浸潤。

如果物質條件相似，不同民族也可能走向相近的文明之路，就像日本在十九至二十世紀重演了英國的工業歷程。種族與文明的關聯，更多體現在血緣交融與文化同化之中，最終逐漸形成具有共同特質的民族。

然而，所有這些地質、地理、生物或經濟條件，都只是文明誕生的前提，而非文明本身。真正使文明成形、延續的，還有一些更為微妙的文化與心理因素。哪怕社會曾陷入混亂——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與羅馬——也需某種政治秩序作為支撐。

人們不能終日生活在被迫“繳稅或死亡”的恐懼中。語言作為心智溝通的媒介，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的統一；道德也需存在某種共識，即便有人違背，也知道何為準則。

這種道德往往通過家庭、教會與教育場所傳遞，引導人走向秩序、方向與信念。某種共同的信仰——不論是宗教還是烏托邦理想——也為倫理注入了崇高感，使短暫的生命被賦予意義。

最后，文明的延續離不開教育。無論是通過模仿、傳授，還是借助父母、師長或神職人員，語言與知識、倫理與技藝、藝術與傳統，都必須傳遞給新的一代。這正是人告別野蠻、走向文明的橋梁。

一旦這些條件中任何一項開始瓦解，文明就可能走向衰亡。劇烈的地質變遷或氣候轉型、一場失控的瘟疫——如安東尼時期的羅馬大瘟疫，或中世紀末的黑死病——都可帶來致命打擊。

農業因過度開發而退化，都會因依賴外部糧食而陷入危機，燃料與資源走向枯竭，商路改道而使某地邊緣化……這些物質基礎的動搖，都足以傾覆文明的大廈。

但也存在著文明的“內亡”，即由內部的腐朽逐漸使其走向衰落，如都市生活的日益加劇的外部壓力與傳統的價值觀的逐漸的崩解等，必將使之陷入精神的迷茫與道德的淪喪；縱欲、享樂主義的思想的蔓延，必將削弱了整個民族的活力；由愚昧無知的領導與狹隘的門第觀念等一系列的社會的不良的因素的阻礙了人才的流動；又由財富的極端的聚集引起了階級的對抗與革命的動蕩，最終必將導致了財政的崩潰與社會的分裂等一系列的危害。

唯有通過每一代人的不懈的珍惜、傳承與不斷的更新才能使文明的根基更加深厚、更加的輝煌。但一旦這一道循環的過程被某種外力所打斷，文明的生存便將面臨著最大的危機，甚至可能隨之而消失。

但最終使人與獸大不相同的，卻還是那一套關于“教育”——也就是文明的傳承技藝的無形的枷鎖。

而文明的真正生命力，就體現在一個民族能不能將自己的歷史經歷、精神追求、道德情感等無數的靈魂深處的東西通過自己的創造，化之為物，賦之以時間的延續，使之成為一道穿越了千年的長河般的精神的汪洋，成為一個民族的永恒的靈魂。

采用對歷代的家族、文字以及各種文化的制度的積累所形成的精神財富的傳承和滋養手段，才使其能將其傳之千古。

唯有我們這一代人，最為光榮的使命就是在我們臨走之時，將這一份我們所珍視的遺產一一收集、守護、并把它傳給后來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