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山河秘鑰

居住在嶺南地區的漢人，絕大部分是由內地遷入的。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時期，就派發了50萬士卒戍守五嶺，這大概是內地漢人大規模進入嶺南的最早記載。其后隨著中原地區的每一次大規模動亂，都或多或少有一部分內地居民避亂于嶺南。入宋以來，進入嶺南的移民，除為躲避戰亂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了尋覓土地，如周去非所講的來自福建的“射耕人”就是其中一部分。正由于內地移民是嶺南人口的重要來源，因此這里人口分布呈現出與人口流動路徑完全吻合的特征。《元豐九域志》記載了元豐初年全國各州的戶口數，依此可計算出兩廣各州的人口密度。宋代嶺南地廣人稀的特點仍然很明顯，人口密度最高的桂州為43.6人/平方公里，除此之外人口密度超過20人/平方公里的有廣州、韶州、循州、潮州、連州、賀州、南雄州七州，這八個州構成了嶺南人口的高值區。

上述人口高值區按照其地理位置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處于陸路交通要道，另一類地當海港碼頭。屬于前一類的人口密度高值區包括桂州、韶州、潮州、循州、連州、賀州和南雄州。由內地翻越南嶺進入兩廣的道路主要有三條，即如宋人所言：“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漓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而韶州“治城居武水東、真水西，境壓騎田、大庾二嶺”，實際上又匯結著分別自騎田嶺和大庾嶺南來的兩條道路，“由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這三條南嶺通道自西向東依次為湘桂道、騎田道、大庾道。湘桂道是由湘江經靈渠下漓江而至桂州，這是一條以水路為主的通道，一般去廣西的人多經此路，如范成大去廣西赴任就是由此路入桂的。桂州當湘桂道之沖要，自然要受其很大影響。騎田道由湖南衡、郴等州越過騎田嶺，循武水進入韶州，大庾道由吉、贛等州越過大庾嶺循真水過南雄州入韶州，兩條道路在韶州合為一路南下，使這里的交通尤為便捷。其中大庾嶺一道路途比較通暢，北宋人余靖謂此道“唯嶺道九十里為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此道之平易逾于湘桂道，且從中原沿汴河南下轉赴嶺南，或從人煙稠密、經濟發達的長江下游地區去往嶺南，從江西走大庾道確實要比從湖南走湘桂道捷近，這應當是人們樂于取道大庾嶺的一個重要原因。南宋遷都臨安以后，朝廷官吏往來，走江西大庾嶺一路更為近便了，故南宋人陳淵稱江西贛州一路，不僅“貴人達官常往來”，而且“朝廷之有事交廣者，出入必過”。因此，南雄州和韶州的交通往來自然也日益繁劇。

除了上述三條要道上的桂州、韶州和南雄州以外，潮州、循州、連州和賀州也都處在次一級的越嶺南北通道上。潮州是由福建漳州入廣東的“漳州路”首經的地方，循州是由福建汀州入廣東的“循梅路”途經之地，連州自秦代起就是中原南通廣東的要沖，有道路北通湖南。漢武帝時路博德征南越，“出桂陽，下匯〔湟〕水”，走的就是這里。宋代連州仍然是由湖南南出嶺表的通道之一。賀州北出有一條大道連通湖南道州，再沿瀟水順流而下就可到達零陵，因此與嶺北的交通聯系也很密切。

明白了當時的交通形勢，就可以看出，上述桂、韶諸州均位于嶺北人口南下的首經之地，因而自然會有許多移民來這里。桂、賀、連、韶、南雄、循諸人口高值州，沿嶺南兩廣北界東西一線排開分布，反映出從嶺北遷徙而來的移民，過嶺后大多停留居住下來，沒有繼續南下。這一方面與路途艱辛，人們寧愿就近落腳有關；另外也是因為嶺南南部的許多河谷平原地帶開發程度還很低，而且越向南氣溫越高，令人望而卻步的瘴氣也相應地越多，那里的農業生產和生活條件對于嶺北移民來說并沒有吸引力，反不及鄰近嶺北的一些地區宜于居住。譬如桂林，宋人稱其氣候與江浙頗為相類，而過桂林城南數十里便大為不同，“宜人獨桂林”，最為內地人懼怕的瘴氣也是“唯桂林無之”。因而在桂林落腳定居的人最多，以致其人口密度遠遠高出嶺南各州，甚至比珠江三角洲溝通南海的重要港口廣州還要高46%。當然，農業開發的基礎條件也并不都是越向北越好，個別區域盡管地當南北交通大道而且也鄰近嶺北，但由于一些特殊的自然原因，有時也反不及偏南一些的地區，例如梅州的情況就是這樣。梅州是沿“循梅路”由福建進入廣東的第一站，可是其人口密度卻只有13.9人/平方公里，遠遠低于南面相鄰的循州，說明許多福建南遷人口并沒有在此多事停留，而是稍稍向南，進入了循州。梅州出現這種情況，恐怕與當地“炎癘頗甚”具有密切的關系。

屬于第二類人口密度高值區，即海港碼頭的廣州，是中國南海最早的通商港口，也一直是嶺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地區開發程度較高，有良好的生產和生活基礎，因此吸引了許多內地人移居到此地。早在漢代，廣州即已成為引人矚目的海內外貨物集散地，從唐代開始在這里正式設立市舶司，以管理日趨繁盛的對外貿易活動。入宋以來，廣州是宋朝沿海諸港中第一個設立市舶司的城市。在日益興旺的對外貿易刺激，以及珠江三角洲肥沃土地的吸引下，不僅內地漢人紛至沓來，同時吸引了許多海外商人在此定居。北宋景祐年間，朝廷詔令“廣州海南番商毋得多市田宅”。這說明廣置田宅、僑居廣州已經是海外番商的通行做法。

宋代內地移民是嶺南地區重要的農業生產勞動力，這部分內地移民不但數量很大，而且掌握著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因而內地移民集中的地帶，也就是嶺南地區農業開發程度較高的地區。從上文的論述可知，北宋時期這樣的區域有兩處，一處是在南嶺南坡下的桂、韶等州，一處是珠江三角洲上的廣州。從人口和面積來看，兩廣北邊從桂州向東直至海邊潮州這一長條地帶，顯然應該是北宋時期嶺南最重要的農業經濟區。

宋代是嶺南地區人口增長較快的時期。由于嶺南各州人口基數低，入宋以來新增加的人口往往超過原有居民人口數額，增長率驚人。在本文前面的第二章中，曾經引述過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對唐代中期至北宋中期中國各地人口增長情況所作的統計，統計中人口增長率較高的基本上都是落后地區。這一方面與原有基數低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入宋以來落后地區的迅速開發。據斯波義信的統計，嶺南地區潮、循二州人口增長率都超過了1 000%，賀州次之，在400%—999%，柳、貴、容、雷四州在200%—299%，昭、潯、廣、韶、康、端、新、賓諸州在100%—199%之間。從上述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宋代顯然是嶺南地區人口的大幅度增長時期。

宋代嶺南人口變化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即北宋與南宋。

北宋初年兩廣地區的人口仍很稀少，嶺南初定時，由于人口稀疏，太祖曾命廣州知州潘美與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州縣；由于民少事簡，太祖還命瓊州知州周仁俊在儋、崖、振、萬安四州“不必別命正官”，只要在當地擇人，“因其俗治之”，也就可以了。至北宋中期，嶺南地區的人口雖然較宋初已有了相當程度的增長，但“土曠民稀”的局面并未就此而完全改變。

兩廣之中，廣西人口尤為稀少。據《元豐九域志》統計，元豐初年廣西的人口僅是廣東人口的44%，有25萬人左右。這一數字可以從當時的廣南西路提舉常平使劉誼那里得到證實。劉誼說：“廣西一路戶口才二十余萬，蓋不過江淮一大郡。”北宋時期進入嶺南的移民大多是為尋求土地而逐漸自然遷入，南宋就不同了。嶺南地區人口的急劇增長是在南宋初期，當時北方戰亂，迫使大量人口南下，涌入兩廣，以致“諸路州軍多有西北流寓人民”。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廣西路戶額比元豐初年增加89%，嘉定十六年（1223年）又比紹興年間增加了，人口呈直線上升趨勢。這些新增的人口，除有一部分為當地少數民族接受朝廷管理，被增列為正式編戶之外，另外的大部分就應該是前來避難的內地移民。

從南宋的實際情況來看，上文所引述的《文獻通考》及《宋會要輯稿》關于南宋廣西的人口記載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是其所記載的南宋廣東戶口卻令人費解。《文獻通考》和《宋會要輯稿》二書所記載的南宋廣東人口數字不但沒有較北宋有所增加，卻反而有減少的趨勢，這在情理上顯然是很難講通的，因為無論是從內地移民的徙入路線，還是從入廣以后的定居條件來看，廣東都有著明顯優于廣西的地理條件，當內地人口大量南下的時候，人口只有增加的可能，而沒有減少的道理。南宋時期廣東的戶口變化情況究竟怎樣，從以下幾條材料，可以看出其梗概。在本章開頭，曾經提到廣東新州素有“大法場”之稱，環境險惡。北宋人鄒浩說：“新州最為惡地，颶凌空而飛瓦，瘴暝晝以成煙。”在這種環境下，即使是當地土著居民，“亦多沉疾”，外鄉人至此自然也就如入法場了。顯然這時還很少有內地移民前來居住。但到了南宋初年，情況就大為不同了，胡寅當時在詩中描述新州風土的變化說：“新州州土烝嵐瘴，從來只是居流放。于今多住四方人，況復為官氣條暢。”可見南宋時期新州已經由罪囚放逐之地，變成了四方移民的家園。既然連被視為“大法場”，環境最為險惡的新州都已經薈萃四方之人，那么更何況廣東那些自然條件更好的地方呢！事實上其他州府外來的移民更多，潮州的情況就可以作為例證。宋人曹勛說北宋時潮州一帶尚且“居民鮮少”，“故歲計租賦一皆贍足。自中原兵火，西北工商士庶，散處其地。以鮮少之種，供億兆之用，又官司科調，四時有之，以此民頗困乏”。由此看來，南宋以后涌入潮州的移民比新州要多得多。潮州與新州是廣東諸州中自然條件優劣懸殊的兩個典型地區，這兩處同時都因移民的涌入而增加了許多人口，故從整體上來看，廣東路的其他州府一般也不應有人口只減不增的道理。所以我認為《宋會要輯稿》與《文獻通考》中所記載的南宋時期的廣東戶口，頗有失實之處。《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另外記載了一個南宋時期兩廣的戶口數額。據記載紹興五年（1135年）廣東有61萬戶，廣西有42萬戶，廣東戶額較元豐初年增長了5%。這一數字還是接近事實的，但與前述廣西路紹興年間比元豐年間戶額增長89%的幅度相比，顯然與實際情況仍然相差很遠。廣東戶額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嚴重的失實現象，應當與新增流寓人口的戶籍管理不善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