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論美學的總體旨歸與多維面相——讀金雅《美趣與人生》有感

金雅教授的新著《美趣與人生》（中國文聯出版社，2025年3月），是她多年從事人生論美學研究的心得，凝聚著她對美學與人生深邃的思想體悟和理論總結。該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中國現代美學六人談》分別分析了梁啟超的“趣味”、王國維的“境界”、朱光潛的“情趣”、宗白華的“情調”、豐子愷的“真率”與方東美的“生生”等學說，下編《中華美學的趣味和大美》則分別探討了“趣味”這一范疇從藝術到人生的流變與拓展、“大美”作為中華美育精神的意趣內涵和重要向度、中華美學的大美構象和從大我、無我到化我的現代進路以及中華美學精神的實踐旨歸及其當代意義。整部書稿讀來給人一種體大而慮周、思深而意遠之感。

金雅教授在本書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中華美學最為重要且具標識性的精神趣旨，是將審美、藝術、人生三種活動相融通，來創化和觀審人的日常生活，創構和悅味人的審美生命。”這可謂是本書的一個總綱，也是對中華美學的精準的概括。如果說中華美學有一個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標識的話，那么這個標識無疑就是審美、藝術、人生三者的融通。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作為鐫刻著深深的民族文化印記的美學在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許多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美學之所以成為中國現當代人文學科的顯學，從這個角度去尋找原因，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金雅認為，王國維的“境界”美，和梁啟超的“趣味”美，是共同開掘中華美學話語及其精神韻趣邁向現代的重要兩脈（第26頁）。相比較而言，她對梁啟超的“趣味”似乎更加情有所鐘。她長期從事梁啟超美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可以確定地說，在此領域，國內學界似無出其右者。在她看來，梁啟超的“趣味”美，是由藝術通至人生的大美。她指出：這個“趣味” 的命題，是以“知不可而為”（源自孔子）和“為而不有” （源自老子）相統一的“無所為而為”，即“不有之為”（金雅教授創造的概念）的精神為根本，通過探討“為”與“有”的張力關系，來倡揚生命的積極之“為”，但又不執著于成敗得失。“不有之為”是她對梁啟超趣味論的一大發現。所謂“有”即是占有，“為”則是作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為”是人的本質存在，生命的基本意義就是“動”，就是“做事”，就是“創造”，也就是“為”。一般而論，人類通過“創造”或“為”而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這是無所苛責的。但這也會導致人們過于執念于“有”而產生一種畏首畏尾、不敢行動、患得患失的心態，從而不能盡情享受生命之“為”的美趣。而梁啟超的“趣味”美，在金雅教授看來，則是突破功利主義的束縛，破成敗之執，破得失之憂，摯情做事，敞懷做人，以“不有”超拔“小有”，而達致“大美”，成就酣暢淋漓的創化和賞悅之趣樂。由此可見，美趣既關乎美學，更關乎人生，無疑是人生論美學極為生動的寫照。

表面上看，王國維的“境界”美似乎與梁啟超的“趣味”美大相徑庭，但在金雅教授的燭照下，卻顯殊途同歸之妙，可謂她所發現的人生論美學的不同面相。金雅非常明確地指出：境界的核心特質是“遠功利而求真”。這一概括包含兩層內涵。首先，為王國維所推崇的審美境界即是“不關乎厲害之境界”。王國維將美的本質視為“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審美境界即可突破功利主義的束縛，使人生擺脫欲望的羈絆，不再斤斤計較于個人得失，從而進入一種自由的審美狀態。王國維甚至認為，中國古代哲學、美術不發達的原因，就在于功利主義作祟，無法超脫于“勢力之欲”的誘惑，從而使我國歷代詩人多表忠君愛國、揚善懲惡之意，“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卻無人昭雪。其次，王國維境界的核心在“真”。王國維將是否能寫“真景物”與“真感情”視為是否有境界的標準。所謂“真景物”，就是合乎自然之法的客觀外在之景物；所謂“真感情”是指如嬰孩般純真無邪、赤誠真粹的主觀內在之情感。真感情與真景物的合二為一，就充分體現出別具一格的審美之趣境。由此可見，金雅用“遠功利而求真”來概括王國維的“境界”美，是非常準確的。“遠功利”可謂到達境界美之途徑，“求真”則是境界美的核心。在此基礎上，她又別具慧眼地指出，王國維對“境界”的使用，一方面是將目光落于詩詞作品中所塑造的藝術境界，另一方面以他著名的“三境界說”為代表，也將目光投向了更加深沉宏闊的人生境界（34頁）。如果說“意境”僅僅是一個詩論范疇的話，那么“境界”則可謂兼具藝術與人生的雙重視野。如此，她在理論上就很好地把捉了“境界”與“意境”的相通與相異，從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金雅教授在書中，對朱光潛的“情趣”、宗白華的“情調”、豐子愷的“真率”、方東美的“生生”，也予以了提掘深闡，不僅揭示了他們共同的美趣人生之追求，也細致精要地闡發了這些現代大師思想的個中三味。同時，該書不僅有著豐富的理論內容，還很好地呈現了可悟可行的踐行路徑，為讀者開啟了向著美趣人生登門入堂的奧秘之門。

李慶本（杭州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