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萬歷三十三年，神宗就下令封閉各地礦洞并召回礦監。但直到十五年后朱常洛登基，才真正罷停。拖拉的原因不復雜，難以舍棄礦稅之利。那么更缺錢的天啟、崇禎兩朝，對于礦稅又持何態度？

在解釋這個問題前，先簡單了解明朝對于礦稅的態度及其原因。

首先，國朝之初農耕被確立為大明的政治經濟基礎，這就讓太祖（包括成祖）天然反感和排斥礦業。因為礦業需大量人力投入，加之其從業收益高于農耕，它就會搶占農耕的人力資源從而影響農業生產。

其次，由于礦業聚集人丁以及其生產安全性遠低于農耕，各礦大量存在不老實、為利犯險的兇悍之徒，一遇突發事件極易生亂。簡而言之，每個礦區在明廷眼里都是不穩定地區或者造反高發區。

注：明朝因礦而爆發的起義、暴動很多，如正統朝葉宗留和鄧茂七起義、嘉靖朝浙贛礦工起義 …… 明廷對于礦業人員的評價也很低，如女真興起后，即便擴軍困難，經略熊廷弼也明確反對征召當地礦徒入伍。

所以整個明季，禁礦就相當于一種祖制。除了嚴禁私人涉足，朝廷自營部分也是盡量縮小規模。即便一時因財政困難擴大了生產，只要一有亂事就會復禁。明廷和皇帝對待礦業的態度其實和海貿非常相似，不是逼到墻角就不開，開了也會再次趨向封禁。

天啟元年十月丙子，府軍右衛百戶陳有繼奏請開礦。上曰：前者戶部上本榷稅，朕不忍小民重苦，陳有繼今又以開礦起釁，本內有名的，俱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行究問。
《大明熹宗悊皇帝寶訓》

天啟元年因遼東軍費需求巨大，戶部左侍郎臧爾勸奏請增關稅、稅契、典鋪等雜項以助遼餉，皇帝雖未允準但也未明確反對。其后府軍右衛百戶陳有繼，不知出于什么緣由，又奏請開礦。

結果天啟的反應非常激烈，不僅把他丟進詔獄還給了個死罪，“有繼論斬，并謫同謀御馬監內珰梁運南京凈軍”（《明熹宗實錄》）。有了這個榜樣，之后四年里就無人再提開礦征稅一事了。

天啟五年閹黨上臺，朝廷在遼餉之外又啟動了“大工” – 重建三大殿。同時各地雜項的征收也不順利，閹黨常以“為商民請命”，各種奏請罷免雜派和征商。這就讓明廷本就窘迫的財政，愈發捉襟見肘。

當年九月御史楊新期奏請開礦，以為財政擴源。但皇帝的答復是，“方今海內虛耗，正宜休養民力，何得以開礦生釁？楊新期不諳事體，姑不究”。雖然仍未獲準，但也沒像陳有繼那般被下獄問罪，這是不是口風放松的信號？

不論天啟本人是否有這個意愿，閹黨卻發現了一個斗爭“新工具”，將敵對派系官員和開礦禍民聯系起來。

吏科都給事中趙興邦追論癸亥察典，以御史練國事為趙南星、張問達之黨。挺擊一案，以御史李玄為王之采之黨，紅丸一案，以御史王祚昌為孫慎行、王紀之黨。又以御史霍锳薦楊漣、左光斗，而參黃克纘、范濟世為黨邪，楊新期疏請開礦為釀禍。
《明熹宗實錄·卷六十六》

趙興邦彈劾東林結黨禍國一案，就把楊新期的奏議作為罪狀之一列入其中。不僅楊新期受到了削籍為民、追奪誥命的處罰，也把開礦和政治斗爭給掛上了鉤。其他官員再想提開礦之議時，都得先掂量、權衡一下了。

直到天啟七年三月，才又出一個敢吃 “螃蟹”的人，豐城侯李承祚（靖難功臣李彬的后裔）。

李承祚敢就此議題上奏，不是他為大明不顧一切，而是后臺和關系夠硬。寧錦之戰后他以吹噓魏忠賢之功堪比徐達以及奏請仿中山王例（一門兩公）敕封魏氏公爵，而獲九千歲青睞。

李承祚提出了三項開源建議，江西（南贛吉）三府仍食淮鹽（增加兩淮鹽稅）、開采珠池、開銅礦以資鼓鑄（銅錢）。天啟的回復是，“珠池、銅礦封禁已久，如何輒議開采，以驚擾地方”。除此之外，閹黨眾官員也無人出面襄助。

注：“珠池”為福建、兩廣沿海的珍珠采集區，一共有六處。明初禁采、天順朝小規模開放、嘉靖朝復禁、萬歷朝又開 …… 如想詳細了解，可查閱《粵閩巡視紀略》

礦稅難以復開的主因，跟朝廷派系、黨爭等等沒什么關系。熹宗不想去背違祖制的罵名而已，畢竟神宗、光宗兩位先帝連續以遺詔、登極詔的方式禁礦（榷稅還可以用提高原有雜項稅額的方式去繞）。而閹黨干嘛要去觸皇帝的霉頭呢？

崇禎元年閹黨垮臺，之后兩年東林又被規模性逐出朝堂，明廷和皇帝對于礦稅是否又有新看法呢？（以下來源《崇禎長篇》）

崇禎元年九月，濟陽衛指揮卓銘疏請開采，崇禎的回復是，奪俸五個月 ……

崇禎四年六月，宣大、山西總督張宗衡奏請開礦（僅在他的轄區，不是全國）以補軍用，崇禎拒絕 ……

崇禎四年九月，欽天監博士周長庚奏請開（溫谷）銀礦，皇帝未予答復 ……

崇禎四年十月，誠意伯劉孔昭“請舉采礦、鹽法、錢法、屯田諸議以充國用”，崇禎回復“開采不可輕言” ……

由于皇帝態度堅決，此后幾年明廷里的礦稅之議也暫歇了。但至崇禎九年，皇帝的態度發生了逆轉。

當年十月傳旨山東和兩直“采銅、鐵、鉛、銀等礦以儲國用”……

十一年二月，同意（兵部尚書）楊嗣昌在陜西、山西、河南開采金銀礦的奏請 ……

十六年十二月，又有官員奏請擴大開礦規模。崇禎順勢徹底放開，下《坤輿撫致全書》，授權各地官員“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除此之外，所有反對開礦的奏疏，皇帝全部不予理會 ……

為啥？被錢給逼得。

自崇禎元年西北起義開始，明廷一直處于和流民軍、關外女真的雙線作戰中。幾年征剿下來，不僅流民起義范圍越來越大，關外女真也越打越強。尤其是女真已組織四次大規模入關劫掠，而且頻率越來越高（崇禎七年到九年，一年一次）。

巨大的軍事損失和壓力，都需要巨額資金去應對。在農稅、遼餉、商稅雜項等均不夠朝廷填窟窿時，崇禎就只能不顧一切去抓礦稅這最后一根稻草了。

編者附（來源《倪文貞集》）：

崇禎朝后期，反對開礦的代表是戶部尚書倪元璐，他在《請停開采疏》里列舉了開礦六害。大體和萬歷朝開礦一樣的毛病，相關官員更傾向短期、快速獲利，所以“易采之礦”還是各地平民、富戶。

民不處海多山居者，百家墳墓，千家閭井，或言其下有金銀，則鋤斸必及之矣，二也。
又臣嘗纂修神廟實錄，據所防計出入子母大都得不償失，即當時使者別有進奉，總由威脅地方，逼使包承認納，富者蕩產，貧者殞身，盡是民脂，豈為地寶，五也。

崇禎也不是不明白，只是他更看重大局，“如以地方自生之財，供地方軍需之用，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隨地所宜，緩急皆可有濟，其視搜括加賦，孰為便益”。待剿平四方不臣后，再減免幾年賦稅作為補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