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1月8日，一年一度的記者節又到了。
昨天，前媒體人項棟梁在其公眾號發了一篇稿子，讓人哭笑不得。
每年的記者節，總會有人問：“現在人人都能發自媒體，媒體記者還有用嗎？”這個問題背后，既藏著對當下媒體生態的悲觀，又對現實中遇到的難題表示無奈。
當算法推送的標題黨鋪天蓋地而來，當官媒甚至政務賬號發的“震驚體、懸念體”收割點擊率，人們開始懷疑：記者是不是也成了網絡流量流水線上的“搬運工”？
打開手機，滿屏都是“速刪！”“不轉不是中國人！”的推送，點進去卻是東拼西湊的舊聞。某地領導調研，標題寫成“驚！書記現場發飆”，內容卻只是正常工作交流；一場普通的社區調解，硬被包裝成“驚天黑幕”。
這種“標題黨式政務”，就像用高音喇叭喊“快來買白菜”，反而讓人繞道走。
有些政務新媒體為了吸粉，把政策文件改編成“驚悚小說”：《緊急通知！不辦這件事要坐牢！》，結果群眾點進去發現是反詐宣傳。
這些標題黨就像菜市場吆喝的“最后一天大甩賣”，用焦慮和獵奇掏空讀者的信任。
他們知道標題黨能換來一時點擊，但砸的是媒體的招牌，依舊死心不改。他們知道這樣的稿子會被人唾棄，面對上級的流量考核，依舊如飲砒霜。他們知道采訪好的稿子被領導斃，面對監管的嚴峻壓力，依舊繼續沉默。
不是自媒體有多強，而是某些媒體自甘墮落，讓讀者和受眾拋棄。
在眾多的媒體里，我們看到類似《北京日報》的媒體首鼠兩端，前后不一，面對諾獎，從跪舔到翻臉不認。【從跪舔諾獎到翻臉不認：北京日報的“輿論變臉術”暴露了什么？】
無法想象，這些年還在當記者的絕大多數人的羞恥心消失了，滿屏都是他們制造的文字垃圾，有些人還洋洋得意。
難怪有人說，現在的新聞如同竹林里的大熊貓一樣，難以尋覓。放眼望去，全是像山滿為患的野豬一樣的宣傳稿件。
有人墮落，就有人繼續奮力前行。不管是現在仍在媒體里的，還是從原媒體離職的，各自都在為著新聞理想奮筆疾書。
新京報記者韓福濤，奔波8000余公里，足跡遍及五省市，調查取證一個月，揭開罐車運輸亂象。而近日公布的第35屆中國新聞獎，新京報《罐車運輸亂象調查》獲輿論監督報道一等獎。
社會需要怎樣的記者？如何成為一名真正的好記者？這應該是每一年記者節里值得討論和思考的問題。
前著名媒體人、著名記者褚朝新從南方周末離職后，仍然在堅持自己的新聞事業，認真寫稿，一個接一個采訪，一個接一個寫出來，介入一個個具體的社會現實。
前著名媒體人、著名記者劉萬永離職后，默默與同行分享線索，新聞理想并未黯淡；他以“傳媒特訓營”匯聚媒體力量，為有志者搭建成長階梯；創辦“磨稿子”傳承專業理念，讓更多人看到好新聞。
原湖北日報首席記者、著名媒體人張歐亞，聚焦21世紀以來中國重大新聞事件的現場記錄與個人觀察，撰寫并出版《歐亞新聞案：中國事件見證與親歷》。更是在2020年武漢疫情初期公開呼吁“武漢必須當即立斷換帥”。
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李微敖，曾因批評成都商報某領導而被踢出群聊，后憤然離職。他寫過關于安邦的長篇報道，報道過江西某縣長性侵掛職女干部的事情，更是第一個將75歲優秀退休干部舉報縣委書記，反被逮捕扣上誣告誹謗的案子曝光出來。
媒體，不管是純粹的宣傳工具還是社會公器，都應該守住基本的做人做事底線，尤其是不要有辱斯文，讓人唾棄。
深入新聞一線，發現“真”，辨識“真”，表達“真”，是新聞媒體的使命，更是記者扎根一線，手筆心一致呈現媒體人的英雄本色。
借用今天的新京報發布的社論：以客觀理性的追問，直擊公共利益的核心命題；以抽絲剝繭的筆觸，穿透虛實交織的事實迷障；以專業通俗的解讀，為公眾判斷提供認知坐標。不偏激，不偏執，不圖一時痛快，不為一時流量，在變革與堅守中，履行媒體職責使命。
以負責任的筆、走遍萬水千山的腳、為公共利益跳動的心，書寫時代真相，丈量人間溫度，守護社會公義。這是新聞人存在的意義，也是新聞人永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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