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我考入清華大學讀書，必修課中有中國通史，教師是雷海宗先生。我還記得第一次上課時的情景。我們將近一百人的一年級學生坐在生物館的階梯教室里，氣氛極其安靜，又稍有一些緊張，等待講課的雷先生。上課的鐘聲還沒有響，一位衣著樸素的先生走進教室，把幾支粉筆放到講桌上。他沒有帶書，也沒有講稿，和藹但又有些嚴肅地看了看學生們，首先說了學習祖國歷史的重要意義，就開始講課。他講話聲音不高，極有條理，我們都全神貫注地聽著寫筆記。最使我們敬佩的是，一次講課有許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記得那樣準確，那樣熟練。全年講課都是如此。入學時間長了，接觸三、四年級同學，才知道雷先生學識淵博，對歐洲中世紀史的研究造詣很深，對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對秦漢史的研究，也造詣很深，是貫通中西史學的學者。我們都為能聽到他的教誨而感到高興。

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1937年10月，清華遷到長沙，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lián)合成立臨時大學。我選修了陳寅恪先生講授的魏晉南北朝史，這是我從寅恪先生受業(yè)的開始。有一天，我去看望雷先生，說了我選修寅恪先生的課，并說，我打算跟陳先生長期學習中國古代史。雷先生笑了，說我的選擇很對。他很敬佩陳先生，說寅恪先生不僅是中國中古史的專家大師，而且也很懂歐洲史、希臘羅馬史、歐洲十九世紀史。他勸告我，學習中國中世紀史，也應懂得歐洲中世紀史。我聽從了雷先生的教導，選修了他講授的歐洲中世紀史。我的英語程度很差，但在他的教誨指導之下，一年中讀了幾本論述歐洲中世紀史的書。這對我學習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很有用處。記得我國學術界討論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是否存在莊園制度時，我雖然沒有寫文章參加討論，但我的思想里是持否定意見的。這可能和我從雷先生學習一年歐洲中世紀史，對歐洲中世紀史有一點知識有關。

大學畢業(yè)后，我進北大文科研究所從陳寅恪先生學習隋唐史。學校為我們近二十名研究生在昆明東北郊龍頭村寶臺山上蓋了十來間草房，離城二十多里。三年中，我進城幾次，每次都要到北門街去看望雷先生和師母。他們住了兩間極簡陋的木板房。看到我，先生很高興，問我讀書情況，常常囑咐我，要多懂一些歐洲史。有一次，談話時間很長，雷先生說到學習歐洲史的學生，也應該努力認真地學習祖國的歷史，學習我們民族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文化和學術思想。我坐在他身旁，安靜地聽著，也在想，先生就是貫通中外史學的專家典范，他言教也身教。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陳寅恪先生住在清華新南院53號，雷先生住在稍北的一所房子。寅恪先生雙目失明，我每天上午在他身邊工作，為他讀書，查資料，抄稿子。工作有時結(jié)束早，我就去看望雷先生，他每次都問到寅恪先生的健康。雷先生是歷史系主任，又主編清華的《社會科學》，我有時也協(xié)助他做點雜事，心里很高興。

五十年代初全國高等院校調(diào)整時，雷先生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1955年，我去天津辦事，特地到南開去看望雷先生和鄭毅生先生。雷先生住的一所小房子很簡樸，像是很舊。先生面容清癯，師母說，先生的健康狀況不好，看來，心情有些抑郁；但他還是很高興地接待我，問到我的讀書生活情況，還囑咐我應該多讀幾本講世界史的名著。他過于謙虛地說，他是研究歐洲中古史的，應該較多較深地理解我們祖國傳統(tǒng)的優(yōu)良文化和學術思想，但他對中國古代史書讀得太少了。師母招待我，喝茶，吃點心。先生指著點心說：“這是起士林做的，天津有名的點心店。”還問我：“比清華古月堂的點心怎樣？”在大學讀書時，我曾在兩位先生家里吃過古月堂的點心，很好吃的。我笑著說：“不如古月堂的。”師母說：“這恐怕是你們清華人的偏見吧？”三個人都笑了。我能看出來，先生為了我去看望他而十分高興，談起清華往事，談到陳寅恪先生，剛見面時那種抑郁表情沒有了。但誰能想到，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見面，最后一次聆聽先生的教誨。

1957年，我聽到先生的一些情況。心里很難過。1958年，我無可奈何地去了太原，開始了我過去八十年中最痛苦的二十年，浪費生命而對國家毫無貢獻的二十年。先生逝世，我是從清華老同學的信中知道的。悲痛之后，我想起先生對我讀書治學的教誨，感到慚愧，感到無可奈何。十年浩劫中，我被剝奪了讀書治學的權(quán)利，但不知怎的，還時時想起先生和其他老師關于我讀書治學的教導，而且有時還有個計劃，我未來要如何讀書；我想起在昆明時，雷先生把一本很大很厚的英文的歐洲中世紀史的書交給我，指導我怎樣讀。這樣的大書，我將來還是要讀的。社會國家需要我去讀。當時，我向同是階下囚的人們說這些話時，他們都嘲笑我，說我說夢話。當時我想，我不是說夢話，先生雖然不在了，我讀先生交給我的那樣大書的時刻一定會到來，為了祖國我努力讀書的時刻一定會到來。

1978年，我調(diào)到北大，去看望在病中的齊思和先生。齊先生談到雷先生，他們同樣都是貫通中外史學的學者，是我景仰的前輩。在北大，遇到學世界史的學生，我常常把雷先生關于讀書治學的教導告訴他們，學習世界史的學生一定要懂得我們祖國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文化和學術思想，要讀這一方面的書，讀書治學要以雷先生、齊先生為楷模。

過去，有人認為我說夢話但我卻不認為是夢話的時刻真的到來了，而且這一時刻比我當時所希望的要好得多。但我這幾年來沒有認真讀世界史的書，有時雖借來像當年雷先生交給我的那樣講歐洲中世紀史的書，但也只是翻翻而已。年已八十，歐洲中世紀史不懂，中國中世紀史也未學通。想起雷先生的多次教誨，感到十分慚愧。

1994 年9月5日 ，我參加清華大學復建歷史系盛會，院系調(diào)整前清華歷史系的校友很多人都來了，其中多數(shù)是我擔任班主任這一班的同學。午飯后，我們二十多人單獨聚會，暢談清華歷史系的往事，特別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師長們的事跡。關于雷海宗先生，我們談得很多。當時，雷先生任系主任，他的為人師表的言行，迄今將近五六十年，仍然潤澤著我們這些老學生（從六十到八十歲）的心田；他的高尚風范仍然使我們向往，永遠使我們向往。當談到雷先生過早地離開我們時，全室凄然。二十幾個人靜默地彼此看著，無聲地懷念著敬愛的雷先生。有人提議，立即寫信給雷師母，向她老人家請安慰問。信是殷敘彝寫的，我們二十幾個學生都署了名，由王敦書寄出。沒有料到，在我們聚會的前一天，師母已離開塵世。三十多年來，伯倫師在天之靈很孤獨，現(xiàn)在，一生同甘共苦的師母終于回到他的身邊，老師不會再寂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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