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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1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思維模式、態度和學習:探索它們在學生之間的聯系》(Mindsets, attitudes and learning:Exploring their connections among students)政策文件。該政策文件基于2022年PISA的數據,探討了學生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的分布及其相關性。文件指出,2018-2022年間,成長型思維(即認為智力可以通過反饋、努力和有效策略得到提升)的普及率有所下降。文件顯示,盡管如此,與固定型思維(fixed mindset)的同齡人相比,擁有成長型思維的學生通常在數學、閱讀和科學方面取得了更高的分數。
該政策文件的具體內容概述如下:
2022年PISA的評估結果顯示,認為自身能力可以通過努力和反饋提升的學生比例有所下降,即擁有成長型思維的學生比例有所下降。在OECD成員國中,2022年持此觀點的15歲學生平均比例為58%,比2018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成長型思維與固定型思維形成對比,后者認為智力是與生俱來且不可改變的。這一下降與新冠疫情期間整體學業成績下滑的情況同時發生,凸顯了毅力、適應能力和努力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1.不同學生群體中的成長型思維
盡管與2018年相比,成長型思維的總體水平有所下降,但PISA 2022的結果證實,它仍然與學生的學業表現呈正相關。平均而言,即使考慮到學生和學校的社會經濟狀況,那些不同意“智力變化不大”這一觀點的學生,其數學成績比同意這一觀點的學生高出18分,閱讀和科學成績高出22分。
成長型思維的普遍性和影響因性別、社會經濟背景和學業水平而異。
性別——總體而言,性別在成長型思維的普遍性方面差異不大,但即便存在差異,與成長型思維相關的學業優勢也往往更有利于女生,OECD國家數據顯示:女生平均分差距為27分,而男生平均分差距為22分。
社會經濟地位——優勢學生比弱勢學生更有可能擁有成長型思維,比例高出約9百分點。然而,一些教育體系(如韓國、德國和中國臺北)中,成長型思維模式既高度普遍又分布相對均衡,這表明這種思維模式可以廣泛存在,而不復制社會鴻溝。
學業水平——成長型思維模式在高分學生中最常見(67%),在低分學生中最不常見(49%)。思維模式對成績差距的影響在中等水平學生(熟練程度2-4級)中最為顯著,他們的成績軌跡仍有很大的上升或下降空間。在低分學生中,這種關聯較弱或不存在,這表明他們對進步的信念可能并不總能與可利用的支持和環境相匹配。
2.成長型思維模式在更廣泛的動機系統中的作用
成長型思維模式是更廣泛的動機和社會情感信念網絡的一部分。
自我效能感、好奇心和毅力——成長型思維模式往往與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完成任務的信心)、更強的好奇心和更強的毅力相一致,尤其是在中等水平的學生中。好奇心和毅力能夠增強思維模式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聯,但對于低水平的學生而言,這些態度與思維模式之間的聯系較弱或呈負相關,這表明他們的信念與課堂機會之間可能存在不匹配。
情緒控制和抗壓能力——能夠有效管理情緒和壓力的學生往往表現更好,焦慮程度也更低。對他們而言,成長型思維模式帶來的額外學業優勢較小(分數會少4-7分),這表明強大的情緒調節能力可以取代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系。
數學焦慮——在OECD國家,擁有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學生通常對數學的焦慮程度較低。這種負相關關系在日本、丹麥和中國臺北等高績效系統中最為顯著,但在低績效系統中則不一致,這反映出焦慮的減輕可能取決于學習和文化背景以及其他信念。
3.教師實踐與學習環境
課堂體驗塑造了成長型思維如何轉化為學習成果。
教師支持與關系——支持性的學習環境能夠增強成長型思維與良好學習表現之間的聯系。在OECD國家,當教師支持力度較大時,成長型思維學生與固定型思維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會從14分擴大到19分。積極的師生關系也會帶來類似的效果。
認知激活(挑戰)——當學生參與需要推理、聯系概念和評估解決方案的高難度任務時,成績差距會從14分擴大到20分。當挑戰與指導相結合時,這些方法效果最佳。
針對學習困難學生的細致指導——對于成績較差的學生,教師的支持往往較弱或呈負相關。這可能反映了一種補償機制:教師會給學習較差的學生提供額外幫助,但這些學生因持有成長型信念而產生的較高期望卻并不總能從他們的進步體驗中得到滿足。
4.學校環境中的聚集與不平等
思維模式信念在學校內部呈現聚集性,并反映了更廣泛的結構性不平等。在成長型思維同伴比例較高的學校中,學生的數學平均成績比低比例學校的學生高出37分。
然而,某些學校中成長型思維的聚集可能反映的是機會方面的差異,而非表現的驅動力。成長型思維的集中程度與學校的社會經濟構成密切相關,可能反映了資源、機會和期望的分配情況。
5.提升成長型思維及其影響的政策方向
各項分析均得出一致結論:成長型思維只有在具備相應的技能、人際關系和結構支持時才能發揮最大效用。提升成長型思維及其影響的關鍵政策方向如下:
第一,根據學習者的特點調整教學方法。成長型思維在不同學習群體中的作用方式有所不同。對學習困難的學生,應將鼓勵、搭建學習支架和提供具體的成功機會相結合。對于中等水平的學生,將成長型思維的培養與建立自信和培養積極主動的學習習慣相結合,有助于他們保持進步。對于優秀學生,保持學習熱情和挑戰性至關重要。
第二,將成長型思維融入更廣泛的技能體系。有效的個性化策略應將成長型思維與增強自我效能感、毅力、好奇心和情緒調節能力的努力相結合。這些特質可以相互促進,從而塑造學生的學習方式和應對挫折的能力。
第三,幫助教師平衡挑戰與支持。教師培訓和持續的專業學習應幫助教育工作者將適應性強、認知要求高的教學與學術和情感支持相結合。
第四,解決結構性和學校層面的不平等。減少弱勢學校中低思維模式環境的聚集,需要解決資源和期望分配不均的根本問題。在低成就學生集中的地區,政策應著重提高教學質量、反饋和學習機會,并創造一個積極的學習態度與學生成功緊密相連的環境。
成長型思維是學生參與學習和應對挑戰的動機信念和態度體系的核心要素之一。然而,其普遍程度會受到學生自身特征和學校提供的機會的影響。
因此,政策制定者的關鍵任務是創造條件,使這些信念能夠通過日常經驗得到強化。當教育系統確保學生成長和進步時,他們對自己能夠成長和進步的信念就會最為強烈。
資料來源:
OECD (2025), “Mindsets, attitudes and learning: Exploring their connections among students”, OECD Education Policy Perspectives, No. 133,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8b1756bc-en.
[本文為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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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國際前沿”課題組成員整理,課題組負責人張永軍,編輯劉強,內容僅供參考。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可下載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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