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

Meeting the Man: James Baldwin in Paris

20 世紀 60 年代，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已是文壇最炙手可熱的人物之一。早年間，他不愿“僅作為黑人作家”而被關注，遠走巴黎。但在 1962 年回到美國后，他積極投身民權運動，為黑人群體的權益寫作。

“名人”與“黑人”兩種身份，開始以一種荒誕且令人心碎的方式，在他的生活中碰撞。他可以在文學界呼風喚雨，卻無法到街頭攔下一輛出租車；他可以一擲千金買下任何珠寶，卻無法從侍者羞辱性的目光中贖回自尊。

他曾經用普世而優雅的文字，越過了針對他種族和性向的歧視，但在他想要回歸這些身份時，卻發現自己“沒有融入任何人”：白人讀者無法接納他的憤怒，而在黑人激進派的眼中，他復雜的溫和又只是“過時者”的表現。

這種撕裂感，最終會侵蝕他的寫作嗎？單讀今天帶來詹姆斯·坎貝爾的傳記《在門外談話：詹姆斯·鮑德溫的一生》的節選。在第十八章中，作者詹姆斯·坎貝爾帶我們穿過鮑德溫的混亂時期，看見他成名后的掙扎——他試圖承擔起政治代言的責任，卻在這個過程中，幾乎弄丟了那個曾經細膩、從容的“藝術家”。

拆了這棟樓（節選）

作者：

詹姆斯·坎貝爾

譯者：吳琦

如今，“出版界最炙手可熱的人物”的生活呈現出荒誕一面。在意大利逗留期間，鮑德溫對一位采訪者說：“在紐約我不能出門。我不能去我喜歡喝酒的地方，不能去見我喜歡的人，不能去閑逛。我是個名人。”

和其他事情相比，鮑德溫尤為沉迷于自己的名氣。他經常提起這件事，似乎不太相信它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黑人領袖、自己種族的代言人、公眾人物、“名人”。這滿足了他兒時在哈萊姆的一個幻想——“我擁有一輛大別克車，我開著它，穿著灰色西服，從市中心的某個地方開過來。我把車開到我住的街區，每個人都會注意到我。我的家人……會為他們富裕而有名的兒子感到驕傲。我們會開著這輛車離開哈萊姆，到鄉間去。”

慢慢地，想不注意到他都難。他在巴黎時的老朋友萊斯利·申克回到美國，在他的印象中，每次打開電視，鮑德溫的臉就會出現在上面。鮑德溫自己也說過，“我可能是世界上出鏡率最高的作家”。

其中有一絲虛榮，但更多的是驚訝，甚至自我辯護，因為這個富裕而有名的兒子、這位名流仍然很難在紐約街上叫到出租車，尤其是去上城方向時。吉姆·西爾伯曼回憶說：“當他離開戴爾辦公室時，我常常主動幫他叫出租車，但他不愿意。相反，他會站在市中心的街邊等，一旦上了車，就讓司機掉頭。”還有的時候，他得站在紅綠燈旁邊，趁司機在紅燈前停下時鉆上車。鮑德溫說：“只要我上了車，麻煩就是司機的。”

有一次，他和他的兩個兄弟用這種方法上了一輛出租車，他們坐好以后，卻聽到司機說：“對不起。我不去哈萊姆。”但鮑德溫現在可以回答：“很好，我們也不去那兒。”——可想而知是帶著怎樣的諷刺和辛酸。

電影《綠皮書》

面對這些涌來的羞辱，他的反擊時而是憤怒，時而是大笑。但當這些事情像羅伯特·寇迪耶回憶的那般瑣碎而突然，后者可能僅僅是前者的偽裝。那是在《查理先生的藍調》的演出季，寇迪耶和鮑德溫選擇在曼哈頓中城的“我們家”餐廳共進午餐，又是一家“專供白人”的餐廳（多么心酸！）。“我們到達后，在衣帽間存了外套，然后走向餐廳。但里面煙味很大，擁擠又嘈雜，于是我說我們找個安靜點的地方吧。吉米同意了。但當衣帽間的服務員看到我們返回時，他露出那種殘忍而愚蠢的微笑，幾乎是把我們的大衣丟給我們——‘來錯地方了哈？’”

寇迪耶繼續說，一走到街上，“吉米憋了大約十分鐘，但我看得出他的內心已經失控。最后，當我們經過一家珠寶店，他看中了櫥窗里的一枚中國玉石戒指，售價約四千美元。‘我想要那枚戒指。’他說。我說：‘吉米，別開玩笑了。’他說：‘鮑比，我一定要擁有那枚戒指！我想買給貝蒂·盧（Betty Lou，寇迪耶的妻子）。’于是我們走進商店，他買了下來。就是為了說出‘我是詹姆斯·鮑德溫，沒人能這樣跟我說話，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之類的話。這件事撕碎了他的心”。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比如他 1964 年在西區大道買的房子。房屋中介先是聲稱不想要“職業人士”住在那里，這個理由行不通以后，又說他們不能賣給單身漢。鮑德溫最終在年底搬了進去，這歸功于他們用了呂西安這張白人臉。這次經歷讓他感到惡心（二十年前，理查德·賴特在永遠離開這個國家之前，也遇到過類似問題），他意識到，只有他的“名人”身份才能讓他成為勝者。“如果對我、萊娜·霍恩和哈里·貝拉方特來說都是如此，那么城里街角的那只小貓該如何是好？”

關于鮑德溫的一切，包括 1964 年 8 月《時尚先生》的長篇報道中所凸顯的矯揉造作和歇斯底里，都必須跟這種日常磨難放在一起權衡。作者馬文·埃爾科夫目睹了鮑德溫和一名黑人青年在哈萊姆斯莫爾斯樂園酒吧發生的一場惡性沖突，鮑德溫受到了嚴重侮辱。杰羅姆·史密斯要過去跟對方對峙，但鮑德溫阻止了他。他很痛苦，甚至掉了眼淚——來自自己種族的冷嘲熱諷對他的傷害最甚。在那之后，他和弟弟大衛一起消失了半個小時：

當鮑德溫回來時，眼淚已經抹干，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東倒西歪的樣子、一臉怪相、過分緊張的神情、一掃而光的情緒和空洞的微笑。他親了太多人的臉，手捧了太多人的頭，前仰后合地投入了太多的懷抱……他走到或被拉到不同桌和不同人的身邊，但并沒有真正融入其中，沒有融入任何人。

這是一種紊亂的表現，一種明顯在壓力之下試圖保持優雅的努力，一種個人應對過分的關注和需求的方式：在他不得不忍受尊嚴被踐踏的情況下，他克制的文學性情，尤其是早期隨筆表現出來的克制，近乎圣人。令人驚訝的不是他偶爾的松懈，而是他竟能如此頻繁如此長久地保持住它。

鮑德溫的新書《去見那個男人》（

Going to Meet the Man

電影《撞車》

由于杰西從未正視童年時目睹的罪行的本質，他無法理解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也無法原諒自己，因此，根據《查理先生的藍調》序言中提出的信仰體系，他注定要重蹈覆轍。就像劇中的白人主角萊爾·布里頓一樣，警察“閉上眼睛，不斷重復自己的罪行，走入一片精神的黑暗”。杰西是鮑德溫眼中放大一億倍之后的美國白人。

他以警察躺在妻子身邊等待黎明時的一段反思作為載體，引出白人對黑人性優越之幻想這一主題。這種虛構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展示出兩種恐怖——一種是真實存在的私刑，另一種是編造出來的黑人不可控制的欲望——是如何在杰西的想象中被形塑成嫉妒、自我厭惡、殘忍和內疚這一串噩夢般的循環。

杰西在黑暗中撫摸著半睡半醒的妻子。然后：

他想到了早晨，便一把抱住她，笑了又哭，哭了又笑，他一邊摟著她撫摸她一邊輕聲說：“來吧，甜心，我要像黑鬼一樣對你，就像黑鬼一樣，來吧，甜心，就像你愛黑鬼一樣愛我吧。”

正如《藍調》中對萊爾的描寫，《去見那個男人》也試圖“理解這個可憐人”。也像《藍調》一樣，在故事開始之前，道德基礎就已經確立，因此作者是站在道德偏見的立場上進行寫作。理解——尤其是理解那種令人厭惡的可憐人，需要保持中立，而鮑德溫現在發現，保持中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去見那個男人》不是一篇反白人的檄文，《查理先生的藍調》也不是，但鮑德溫已經無法阻止它以這種面目出現在公眾視野。他允許自己的情感如此貼近故事情節，讓故事的寓意被過快揭示出來，從而喪失戲劇張力。那位警察的形象確實可憐，作者卻絲毫不憐憫他。他允許他表現出大方的樣子——例如，杰西被寫到給了一個黑人男孩一些口香糖，卻不愿承認這個墮落的人可能在某個地方、某種程度上包含真正的善意。鮑德溫剝奪了他筆下人物的靈魂。

《去見那個男人》書中的其他小說比這一篇更好，但并沒有得到評論界的好評。心情欠佳時，鮑德溫會把如今困擾著他的評論界的拒絕，解讀為某種政治陰謀。他認為自己把杰西、白人警察和萊爾·布里頓描寫成不妥協的種族主義者，再加上在他目前發表的文章里的信念，令白人自由主義者不快，從而引發了他們的反對。

電影《美國小說》

這個猜想沒有考慮到他的作品質量實際上在下降的可能。民權運動所需要的精力，加上情緒上的壓力，使他很難長時間集中精力寫作。此外，他也越來越不接受編輯在交稿后對他的作品進行修改。鮑德溫早年曾得到一些一流編輯的幫助（拉赫夫、沃肖、萊維塔斯），如今這些編輯都被炒了魷魚，因為鮑德溫不再為他們報酬微薄的雜志撰稿，也不再是初出茅廬的小說家。現在他是個明星，可以隨心所欲地寫，自由地發揮他一向擅長的修辭手法。這關系到他正在形成的“爵士與藍調”新美學。

“在我最反感英國的日子里，”他在《為什么我不再憎恨莎士比亞》那篇文章的開頭說，“我譴責他是一個沙文主義者。（‘這個英格蘭’那一段，尤其！）”“我最反感英國的日子”，這種對抗性的自我陳述，對《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巴黎的平等》的作者來說不可接受。即便寫了，他原本也可以依靠菲利普·拉赫夫或羅伯特·沃肖的意見刪掉它。括號中的“‘這個英格蘭’那一段，尤其！”想達到的修辭效果也是同樣。然而，在他現在為之寫作的那些光鮮的雜志里，如果他想用括號和尖刻的感嘆號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還有誰會站出來反對《下一次將是烈火》的作者呢？

基本上，鮑德溫開始遭遇的風評轉變，和他成千上萬的前輩藝術家所經歷的并無不同。評論家們發現了鮑德溫的弱點，并抓住這個弱點不放。而他的弱點不僅被充滿敵意的評論者發現，也被菲利普·羅斯和羅伯特·寇迪耶等幾位朋友發現（有時甚至被鮑德溫自己發覺），那便是政治家的面向破壞了作家的面向。和其他有地位的藝術家一樣，鮑德溫為自己設定了標準，評論家和讀者都希望他能夠保持甚至超越這個標準。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必然會被視為失敗。

盡管他為自己辯護，指責批評家，指責自由派公眾，但他仍對自己的政治角色是否有效心存疑慮。1965 年 2 月，在接受 BBC 電視臺采訪時，他向科林·麥金尼斯（Colin MacInnes）承認，現在他帶著一種惶恐不安的心情寫作，感覺“觀眾站在你的肩膀上……對你說‘這對事業有什么用呢？’”在他內心深處，他知道自己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當他的聲音越像一個政治家而不是藝術家，他就越是篡奪了原本的自我：

麥金尼斯：理查德·賴特……在某種意義上是你的前輩。在你的兩篇隨筆中，我想你確實暗示過，在某一時刻他成了一個象征性的人物。對嗎？對你來說，現在是否也存在這種危險？

鮑德溫：哦，是的。

（本文由藝文志 eons 提供）

《在門外談話：詹姆斯·鮑德溫的一生》

走進一位天才作家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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