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官，又稱宮官，宮職，內(nèi)職，官名。”女官制度起源較早，遠在周代就已經(jīng)設立，漢唐因制襲之，不斷發(fā)展，到了明代，繼續(xù)完善，臻于完備，為宮廷服務發(fā)揮重要作用。

關于明代女官的研究，學界已經(jīng)取得一定的成果，王云的《明代女官制度探析》研究了明代女官的機構(gòu)、特點、銓選及作用，具有一定的開創(chuàng)之功，劉惠敏的《明代女官制度作用分析》研究了明代女官制度對朝政的影響及對宦官的抑制作用，李孔楠的《明代女官制度考略》簡略探討了明代女官的初建、銓選、機構(gòu)設置及影響作用，潘岳的《明代女官研究》研究了明代女官的采選、職掌、宮廷生活及與皇帝、皇后、宦官的關系，論述細致。

由上亦可見，明代女官的研究成果還不是很豐富，特別是對明代女官制度發(fā)展的研究還未曾細致探討，上述論文中或只字不提，或一掠而過，未形成一個清晰、完整的體系，因此本文對明代尤其是洪武時期女官制度的發(fā)展脈絡及其演變進行梳理、分析，并得出其興衰階段的結(jié)論。

明代女官制度的發(fā)展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設立、變更、完備、衰落，其中前三個階段皆在洪武時期。洪武時期，女官制度借鑒前代之制設立，其間不斷變化、增減，最終形成一套完備的制度，“女官，宮中六尚之職，國初凡三定，最后則洪武二十八年重定者為準。……蓋斟酌周、漢、唐之制，而損益焉。”

一、洪武初年：女官制度的設立

早在明朝建國前，朱元璋就著手建立女官制度，并設立了機構(gòu)，“吳元年，置內(nèi)職六尚局。”女官制度設立的動因在于朱元璋“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他認為：“帝王為治，必自齊家始，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平天下者。”并以先代之法為借鑒，重視治家之道，他說：“周之內(nèi)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下婦職之法，教九御各有職司，非細故也。朕起布衣，陟尊位，而于內(nèi)治之道不敢忽焉。”故設立女官制度“以職六宮，斯列圣相維之道也”，可見女官制度設立的目的一是沿襲圣人之道，二是服務后宮。

明朝建國后，朱元璋進一步完善女官制度，洪武五年六月，命禮部討論商議女官制度，禮部欲效法前代之例，參照漢唐設立人數(shù)，上奏說：“周制，后宮設內(nèi)官以贊內(nèi)治。漢制設內(nèi)官一十四等，凡數(shù)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史五十余人，皆選良家女予以充之。”朱元璋否定了這個做法，認為：“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于是禮部重新裁定，減少人員設置，“遂定設六局、一司。”

洪武五年女官制度的格局基本沿襲唐制，機構(gòu)為六局一司。六局即尚宮局、尚儀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寢局、尚功局，每局下領四司，其中尚宮局領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四司，尚儀局領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尚服局領司寶、司衣、司仗、司飾四司，尚食局領司饌、司醞、司藥、司供四司，尚寢局領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尚功局領司制、司珍、司彩、司計四司，六局共領二十四司。一司即宮正司。

六局中每局設女官一人或二人，其中尚宮局設二人，尚儀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寢局、尚功局每局各設一人，六局共設女官七人。二十四司中每司設女官二人或四人，其中司紀司、司言司、司簿司、司樂司、司寶司、司衣司、司飾司、司醞司、司藥司、司供司、司輿司、司苑司、司珍司、司彩司、司計司每司各設二人，司闈司、司籍司、司賓司、司贊司、司仗司、司饌司、司設司、司燈司、司制司每司各設四人，二十四司共設女官六十六人。宮正司設女官二人。六局一司共有女官七十五人。女史，“古代女官名，以知書婦女充任，掌管有關王后禮儀等事，或為世婦下屬，掌管書寫文書等事。”在明代，女史為“宮廷掌執(zhí)文書之女官，通常由讀書通文理的宮女遞升，無品秩，明人比之外官掾史”。女史初名女使，洪武五年“改女使為女史”。尚宮局設女史六人，尚儀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寢局、尚功局和宮正司各設女史二人，六局一司共有女史十八人。明代女官人數(shù)較前代少，“凡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比古減一百四十人。”可以說，這個時期女官的人數(shù)與設立初衷的目的是一致的，同時也達到了人員精干的效果。

女官制度設立后，洪武五年進行了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選取，“遣奉御張和、蔡旺往蘇杭二州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shù)愿入宮者，得四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俱授職，各賜白金三十七兩以贍其家。有年未及二十者三十人，各賜白金二十兩，遣還，聽其適人。”此次選取，范圍不大，主要為蘇杭二州的識字婦女，年齡也有限制，須大于二十歲，所選人數(shù)亦不多，僅有十四人。

二、洪武中期：女官制度的變更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女官制度逐漸不能適應宮中需要，為此統(tǒng)治者又對它進行了兩次較大規(guī)模地變更，主要表現(xiàn)為人數(shù)、品秩的變動和機構(gòu)的增設，經(jīng)此變更，女官制度更加完善。

洪武十七年，重新更定人數(shù)和品秩，并在二十四司增設二十四掌，宮正司增設司正。“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宮正各一人，俱改正五品。二十四司正六品。增設二十四掌，正七品。宮正司增設司正，正六品。”二十四掌為二十四司增設的女官，每司一掌，分別為掌紀、掌言、掌簿、掌闈、掌籍、掌樂、掌賓、掌贊、掌寶、掌衣、掌飾、掌仗、掌膳、掌醞、掌藥、掌饎、掌設、掌輿、掌苑、掌燈、掌制、掌珍、掌彩、掌計。

洪武二十七年，再次更定品秩，并在二十四司增設二十四典、彤史，宮正司增設典正。“增設二十四典，正七品。改二十四掌為正八品。尚儀局增設彤史，正六品。宮正司增設典正，正七品。自六尚以下，員數(shù)俱如前所列。凡宮官一百八十七人，女史九十六人。六局各鑄印給之。”女官人數(shù)大幅增加，為洪武五年的兩倍多，超過了制度規(guī)定的上限，開啟了后代女官人數(shù)多于規(guī)定的先河，可以說，明太祖制定了制度，又違背了制度。二十四典亦是二十四司增設的女官，每司也為一典，分別為典紀、典言、典簿、典闈、典籍、典樂、典賓、典贊、典寶、典衣、典飾、典仗、典膳、典醞、典藥、典饎、典設、典輿、典苑、典燈、典制、典珍、典彩、典計。

洪武十四年，女官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地選取，“敕諭蘇、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間女子年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年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無夫者，愿入宮備使，令各給鈔為道里費，送赴京師。”此次選取，與洪武五年相比較，范圍由蘇杭二府擴大到蘇、松、嘉、湖四府及浙江、江西等省，年齡也由二十歲以上變?yōu)槊耖g女子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

三、洪武末年：女官制度的完備

經(jīng)過洪武年間的不斷完善與發(fā)展，到洪武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宮官六尚品職”，明代女官制度臻于完備，形成一套機構(gòu)龐大、職責全面、體制明確、組織縝密、分工細致、功能齊全的制度，它幾乎囊括了后宮所有的事務，“包括了導引中宮、出納文籍、宮闈管鑰、禮樂起居、朝見宴會、衣服首飾、羽儀仗衛(wèi)、司膳傳膳、醫(yī)方藥物、帷帳灑掃、園苑種植、燈燭膏火、女工課程、飲食薪炭等等事項。”

洪武二十八年女官制度與洪武五年女官制度有一些相同之處，這些相同之處為：

首先，體制大體相同。洪武二十八年女官體制仍為六局一司，每局有四司，六局共領二十四司，此與洪武五年無異。

其次，職責基本相同。洪武二十八年女官職責與洪武五年相比沒有根本的變化，如尚儀局下司籍司，洪武五年規(guī)定“掌經(jīng)籍、圖書、教授之事”，洪武二十八年規(guī)定“掌經(jīng)籍、圖書、筆札、幾案之事”，前后職責大同小異。

但與洪武五年女官制度相比較，洪武二十八年的女官制度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

首先，人數(shù)的增加。女官由七十五人增加為一百八十七人，女史由十八人增加為九十六人，總數(shù)由九十三人增加為二百八十三人，增加了兩倍。人數(shù)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女官的增設，二十四司增設二十四掌、二十四典，尚儀局增設彤史，宮正司增設司正、典正，這就使女官人數(shù)大大增加，僅二十四掌就有女官五十六人，二十四典亦有女官五十六人，僅此兩項就增加女官一百三十二人;其次是女史的增加，洪武五年女史設于六局之下，洪武二十八年則設在二十三司下，司饎司無女史，這也使女史人數(shù)大為增加，如洪武五年尚宮局設女史六人，洪武二十八年尚宮局司記司設女史六人，司言司設女史四人，司簿司設女史六人，司闈司設女史四人，這樣尚宮局共設女史二十人，為洪武五年尚宮局的三倍多。

其次，品秩的變動。六局中的六尚、宮正司的宮正俱由正六品升為正五品，彤史為正六品。二十四司中的女官也有了品秩，其中二十四司為正六品，二十四典為正七品，二十四掌為正八品。宮正司司正為正六品，典正為正七品。

再次，名稱的變化。尚食局的司饌司改為司膳司，司供司改為司饎司。

四、洪武以后：女官制度的衰弱

洪武以后，女官制度斷斷續(xù)續(xù)地沿用，地位有所下降，不再如洪武時期那么顯赫，呈現(xiàn)出衰弱的趨勢。

建文時期和永樂初期，女官制度基本沿襲前制未改。建文四年六月成祖即位，八月即詔求民間婦女充實內(nèi)職，“凡軍民之家有識字婦人年三十至四十、女子年十七以上，不拘容貌，但愿赴選者，官給驛舟，令其父母親送京師，量授以職，其合得俸以給其親，仍復其家，婦人年至五十愿還鄉(xiāng)里、女子給事十年以上愿還家及適人者俱從之。”此次詔選女官與洪武時期基本無異，只是年齡做了變動，婦人年齡不變，民間女子年齡則由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改為十七歲以上，變動較大，且沒有年齡上限。

永樂中后期，宦官地位不斷抬升，女官“職盡移于宦官，其宮官所存者，惟尚寶四司而已”。從此以后，女官制度受宦官制度的排擠，漸走下坡路，輝煌不再。

洪熙、宣德以后，有關女官選取的記載減少，甚至某個時期鮮見史料，推其原因應有兩點：首先是內(nèi)監(jiān)地位上升，作用增大，宮中事務多由宦官打理，女官在一定程度上無用武之地，不受重視，亦不大張旗鼓地選取;其次是女官入宮后長期使用，服務年限增加，無須頻繁更補。

洪宣到明末，較大規(guī)模地選取女官有四次。

天順三年，因缺人任用，英宗下令會選女官，“敕鎮(zhèn)守浙江太監(jiān)盧永、江西太監(jiān)葉達、福建少監(jiān)馮讓曰：‘中宮原設六尚女官，以紀內(nèi)事，必選識字婦人以充其任，近年以來，多有放出還家及老疾不堪事者，缺人任用，敕至，爾即密切體訪良家子女十五以上及無夫婦人四十以下，能讀書寫字并諳曉筭數(shù)者四五十人，籍記姓名，待明年春暖別遣人同爾會選，令其親屬送來，有司應付口糧腳力，體訪之際，不可委用非人，因而詐騙財物，驚擾下人，爾其慎之。’”此次詔選，又對年齡做了變動，同樣分為女子、婦人兩組，女子年齡減小，由永樂時期的十七歲以上改為十五歲以上，婦人則由永樂時期的三十至四十歲改為四十歲以下，且為無夫之婦。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選取的女官僅有四五十人，符合洪武初期女官制度設立時人數(shù)的規(guī)定，并為洪武以后有史料記載的人數(shù)最少的一次。

嘉靖四十二年，又因缺人久矣，世宗下詔選女官補六尚，“上諭禮部曰：‘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讀書習于禮法，今缺久矣，其選民間女子三百人入宮’。”此次選取，與前代最大的不同是選取人數(shù)的增加，所選女官由天順時期的四五十人增加到三百人，從側(cè)面反映出宮中女官的缺乏。這次選取，只選民間女子，婦人則排除在外。

隆慶三年，再次因女官缺少，穆宗下詔遵循舊制，設六尚以備內(nèi)治，選女官以職內(nèi)宮，“諭禮部：‘祖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以讀書使知禮法，茲已缺少，可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以上、十六以下者三百人進入。’禮部尚書兼學士高儀請差官選取，京城內(nèi)外并順天等八府州縣得旨，各府太遠，止于京城內(nèi)外選取。”此次選取，又一次對年齡做了變動，年齡再一次縮小，由天順時期的十五歲以上改為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與嘉靖時期一樣，將婦人排除在外，選取人數(shù)也為三百人。

萬歷八年，神宗欲選女官，但未實行，“諭禮部：宮中六尚缺人，其選民間淑女二百人入內(nèi)。尋復罷之。”萬歷十九年，神宗再選女官，得三百人，“宮中六尚局……俱缺人役使，著禮部選民間女子年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三百人，進內(nèi)預教應用。”此次選取，年齡又一次縮小，由隆慶時期的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變?yōu)槭畾q以上、十五歲以下，到此可見，明代選取女官的年齡是逐漸變小的，與眀初期相比已大相徑庭。

明中后期，女官之制漸不受重視，幾次選取也是因缺人任用而不得已行之，因此，女官制度從永樂開始衰落，終明之世，一直處于低迷狀態(tài)。

女官制度的衰落，為宦官專政埋下伏筆，朱彝尊說：“使女官舊章不廢，祎衣褕翟，絳紗貂嬋，雍雍肅肅，何遽稱九千歲于大珰之前乎?”“宮官罷設，閹寺乃得橫行。”此話雖太絕對，但不無道理，女官之衰使宦官大有用武之地，宦官因此得到皇帝的寵信，步步為尊，以致竊取權(quán)柄。

由上可見，洪武時期是女官制度發(fā)展的重要階段，它經(jīng)過洪武初年的設立，洪武中期的變更，到洪武末年達到完備，最后在洪武以后慢慢衰落下去。縱觀整個明代女官制度的發(fā)展，它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驟興慢衰，興短衰長，但仍為明代一項重要制度，在內(nèi)官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明代宮廷事務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節(jié)選自《淮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