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講了明治天皇和慈禧太后在“格局以及改革力度”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中篇繼續(xù)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中國的慈禧太后在“個人品行和權力運用”方面的巨大差距。

甲午戰(zhàn)爭

一、個人品行：一個節(jié)儉自律，一個奢侈無度

統(tǒng)治者的個人品行，往往會影響國家的命運。

明治天皇和慈禧太后，在個人生活上的差距，簡直就是兩個極端——一個節(jié)儉自律，以身作則；一個奢侈無度，揮霍無度。

先說說明治天皇，他這輩子，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國家大事上，個人生活非常節(jié)儉。

前面提到過，為了建設海軍，他把皇室經(jīng)費的10%拿出來，還捐出自己的私產。

他取消了宮廷里的車馬儀仗和歌舞表演，把御膳從四碟八碗減為一日兩餐，就是為了給全國人民做榜樣。

根據(jù)記載，明治天皇的日常飲食非常簡單，沒有什么山珍海味，就是普通的米飯、蔬菜和少量肉類。

他穿的衣服也很樸素，除了正式場合穿的禮服，平時都穿普通的和服，而且衣服都是縫縫補補，穿了很多年。

他的宮殿也很簡陋，沒有什么華麗的裝飾，跟清朝的紫禁城比起來，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明治天皇不僅自己節(jié)儉，還嚴格要求皇室成員。

他規(guī)定，皇室成員不能經(jīng)商，不能接受賄賂，不能搞特殊化，必須遵守國家法律。

他的兒子大正天皇，從小就接受嚴格的教育，生活也很節(jié)儉，沒有什么不良嗜好。

這種節(jié)儉的風氣，從皇室傳到了民間，全國人民都以節(jié)儉為榮，把省下來的錢用在發(fā)展生產、建設國家上。

而慈禧太后呢？她的奢侈，簡直刷新了人類的認知。

在國家內憂外患、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情況下，她還在大肆揮霍，把國家的財政當成自己的私人錢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先說說她的飲食，那真是極致的鋪張浪費。

慈禧每頓正膳，通常要上100道左右的菜，時令節(jié)日的時候，甚至能達到200多道。

這可不是因為她能吃，而是為了排場，還有一個規(guī)矩叫“食不過三”，再喜歡的菜也不能連吃三口，怕被人猜透喜好下毒。

這100多道菜，她每樣只嘗一口，剩下的要么倒掉，要么給太監(jiān)宮女分著吃，浪費極大。

為了做這些菜，宮里有一個龐大的御膳房團隊，光廚師就有上百人。

據(jù)記載，她一天的食物耗費，就高達白銀60兩左右，按當時的購買力換算，相當于今天的數(shù)萬元人民幣，這還只是食材成本，不算人力。

她吃的東西也極盡奢華，比如“西瓜盅”，把西瓜瓤挖去，放入雞丁、火腿丁、新鮮蓮子、龍眼等山珍海味一起蒸制。

還有“清湯虎丹”，用小興安嶺雄虎的睪丸制成，湯清見底，味道鮮美，是難得的珍品。

她喜歡吃鴨子，但為了做一道她可能根本不吃的鴨菜，需要幾十只鴨子來取精華部位。

再說說她的服飾和珠寶，那更是傾國之力的個人收藏。

她的衣服裝滿了幾大宮殿，有專門的衣服檔案記錄。

據(jù)一位美國女畫家回憶，她見慈禧在一次宴會中就換了三套價值連城的衣服。

她的襪子更是精美，一雙的價值相當于一個中等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

她的珠寶首飾更是不計其數(shù)，翡翠、珍珠、寶石應有盡有。

她有一件由3500顆珍珠織成的披肩，每顆珍珠大小、顏色完全相同，在當時價值連城。

她睡覺時還喜歡抱著一支由翡翠、瑪瑙等寶石雕成的“玉藕”，據(jù)說能安神。

她死后陪葬的珠寶更是驚人，口中含著一顆巨大的夜明珠，夜間能發(fā)光百步，可分可合。

還有著名的翡翠白菜，現(xiàn)在是臺北故宮的鎮(zhèn)館之寶，各種金銀玉器、寶石佛像塞滿了棺槨。

最讓人無法容忍的是，她竟然挪用海軍軍費來修建頤和園。

1888年，北洋水師成軍的時候，號稱“亞洲第一”，但之后六年，因為軍費被慈禧挪用，北洋水師再也沒有添置過一艘軍艦，連炮彈都不夠用，有的炮彈里甚至摻了沙子充數(shù)。

洋務運動

而日本呢？同一時期，明治天皇帶頭捐款，全國人民踴躍出資，不斷給海軍添置新軍艦、新武器。

等到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日本海軍的實力已經(jīng)超過了北洋水師，這也是北洋水師慘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jù)學者估計，慈禧修建頤和園，先后投入了3000萬兩白銀，其中大部分都是挪用的海軍軍費。

這筆錢，如果用來買軍艦，至少能買十幾艘當時最先進的鐵甲艦，北洋水師的實力也會大大增強。

但慈禧不管這些，她只想著自己能有一個頤養(yǎng)天年的地方，能享受奢華的生活。

在她看來，海軍能不能打仗不重要，自己過得舒服才重要。

除了飲食和服飾，慈禧的日常用品和美容養(yǎng)生也極盡奢華。

她為了美容養(yǎng)顏，常年喝人乳，宮外專門有奶媽為她提供新鮮人乳。

每天還服用上等珍珠粉，保持皮膚光澤。

她用的肥皂，是由玫瑰、茉莉等多種名貴花瓣搗碎，加上上等油脂制成的。

她留長指甲，尤其是小拇指和無名指，有專門的太監(jiān)伺候，用玉盤盛放溫水、特制的油膏來浸泡和修飾，金指甲套上還鑲嵌著珍珠寶石。

她用的手紙更是講究，是特制的白棉紙，宮女需要先口含清水，將其噴成極其細密均勻的霧狀，讓紙變得潮軟、不帶水珠，然后熨平，再墊上濕布再次熨燙，最終做出柔軟熨帖的“高級衛(wèi)生紙”。

慈禧的奢侈，是建立在國家和人民的痛苦之上的。

當時的清朝，老百姓生活困苦，很多人連飯都吃不飽，到處都餓死人。

而慈禧一頓飯的耗費，就能讓上萬百姓果腹。

這種鮮明的對比，不僅讓老百姓對清朝失去了信心，也讓官員們紛紛效仿，貪污腐敗成風，整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徹底崩壞。

而明治天皇的節(jié)儉，雖然省下的錢對于國家建設來說可能只是杯水車薪，但他的姿態(tài)卻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士氣。

上至大臣，下至百姓，都知道天皇在為國家省錢，在為國家操勞，大家自然也愿意跟著天皇一起努力。

這種上下一心的凝聚力，是日本能在短時間內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伊藤博文

四、權力運用：一個“放權賦能”，一個“集權固位”

統(tǒng)治者怎么用權，直接決定了國家的發(fā)展方向。

明治天皇和慈禧太后，在權力運用上的區(qū)別，堪稱“明君”與“權術家”的教科書級對比。

明治天皇是“放權賦能”，把權力交給有能力的人，一起為國家做事。

慈禧太后是“集權固位”，把所有權力都抓在自己手里，誰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打壓誰，哪怕犧牲國家利益也在所不惜。

先說明治天皇，他雖然是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但他一點都不專斷。

推翻幕府后，他身邊聚集了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這些人被稱為“明治元勛”，都是日本改革的核心力量。

明治天皇充分信任這些大臣，把具體的改革事務都交給他們去做，自己則扮演“精神領袖”和“最終決策者”的角色。

比如“巖倉使團”出訪歐美，明治天皇雖然沒有親自去，但他全力支持使團的工作，給了使團極大的自主權，讓他們可以根據(jù)日本的實際情況，自主選擇學習的內容和改革的方向。

使團回來后，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明治天皇沒有絲毫猶豫，馬上批準實施。

在改革過程中，遇到反對聲音和叛亂時，明治天皇也始終站在改革派一邊，用自己的權威支持大臣們推進改革。

明治天皇的“放權”，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他知道自己不是萬能的，需要依靠專業(yè)的人做專業(yè)的事。

他給大臣們充分的信任和權力，讓他們能夠放開手腳去干，同時也要求他們對國家負責。

這種權力運用方式，既調動了大臣們的積極性，又保證了改革的順利推進。

而且明治天皇非常重視制度建設，他知道個人的權力是靠不住的，只有建立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期穩(wěn)定和發(fā)展。

所以他支持伊藤博文等人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了君主立憲制（雖然天皇仍然擁有很大的權力，但畢竟有了憲法和議會的約束），讓日本的政治制度走上了現(xiàn)代化的道路。

再看慈禧太后，她這輩子最核心的目標就是“保住權力”，為了這個目標，她可以不擇手段，哪怕犧牲國家利益、打壓有能力的大臣也在所不惜。

慈禧的權力運用，總結起來就是“平衡之術”——讓不同的勢力互相牽制，自己坐收漁利。

比如洋務運動期間，她一邊重用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讓他們搞改革、辦實業(yè)。一邊又扶植倭仁、徐桐等頑固派，讓他們處處刁難洋務派，不讓洋務派的勢力過大。

一旦洋務派的勢力有威脅到自己權力的苗頭，她就會毫不猶豫地打壓。

比如1884年，她借中法戰(zhàn)爭的機會，罷免了奕訢等洋務派大臣，讓自己的親信奕譞取而代之，導致洋務運動一度停滯。

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已經(jīng)成了清朝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慈禧擔心李鴻章權力過大，就處處限制北洋水師的發(fā)展，不僅挪用軍費修建頤和園，還讓翁同龢等清流大臣處處刁難李鴻章，不給北洋水師撥款、補充彈藥。

結果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北洋水師孤立無援，最終全軍覆沒。

而慈禧關心的不是戰(zhàn)爭的勝負，而是自己的60大壽能不能順利舉辦。

甲午戰(zhàn)爭期間，正是慈禧60大壽的籌備期，她為了舉辦大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甚至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完全把國家安危拋在了腦后。

除了打壓洋務派，慈禧還打壓光緒皇帝。

光緒皇帝親政后，想通過“戊戌變法”實現(xiàn)國家富強，得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支持。

戊戌變法的內容，其實很多都是借鑒了明治維新的經(jīng)驗，比如廢除科舉、改革官制、發(fā)展工業(yè)、推廣教育等，這些都是清朝急需的改革。

但慈禧擔心光緒皇帝通過變法掌握實權，威脅到自己的地位，就發(fā)動了“戊戌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捕殺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戊戌變法只進行了103天就宣告失敗。

慈禧的這種“集權固位”，導致清朝的政治生態(tài)極其惡劣。

官員們不是想著怎么為國家做事，而是想著怎么討好慈禧、怎么在權力斗爭中自保。

大家互相猜忌、互相拆臺，沒有人敢說真話、辦實事。

比如甲午戰(zhàn)爭期間，北洋水師的軍艦需要維修，彈藥需要補充，但各地官員都怕得罪慈禧和頑固派，遲遲不肯撥款、調貨，導致北洋水師在戰(zhàn)場上“有船無彈”“有炮無藥”，只能被動挨打。

更可怕的是，慈禧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竟然不惜勾結列強。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fā)，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慈禧一開始想利用義和團對抗列強，后來看到列強的勢力太強，又轉而勾結列強，鎮(zhèn)壓義和團。

她甚至向十一國列強宣戰(zhàn)，之后又派人向列強求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賠償列強4.5億兩白銀，分39年還清，本息合計9.8億兩白銀。

這筆賠款，相當于清朝三年的財政收入，讓中國徹底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而明治天皇呢？他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哪怕自己的權力受到一定限制，也愿意為了國家的長遠發(fā)展而妥協(xié)。

比如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時，他雖然保留了很大的權力，但也接受了議會的存在，讓日本的政治制度有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這種權力運用方式，讓日本能夠集中全國的力量搞建設、謀發(fā)展，而不是陷入無休止的權力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