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最近都在說南博怎樣，徐湖平怎樣，我不直接評價，只是舉個康生的例子，來說明那個時代的混亂情況。
康生并不是一個偶然闖入文物領域的政治人物，他對書畫、金石、版本學的興趣與參與，是長期且系統性的。無論是同時代人的回憶，還是后來學界的整理，都承認他在古代書畫鑒定方面絕對是高水平，對真偽、流派、用筆與款識有相當判斷力。因而康生與許多書畫家、鑒定人員保持密切往來，在這種背景下，文物逐漸進入了他的日常生活空間。
正因為如此，康生接觸故宮文物并不顯突兀。在他所處的年代，故宮并非一個制度上獨立于權力結構之外的文化機構，而是高度行政化的單位。當一位身處權力高位、又對書畫有明確興趣的領導人提出調閱需求時，這在當時并不會被視為越界。
康生從故宮調取了多少文物呢？其實并沒有明確的數目。從多位文博系統老人的回憶和后來零散披露的材料來看，康生確實曾多次從故宮及相關機構調取書畫作品，主要集中在書法、繪畫和金石拓本一類。
這些調取并非秘密進行，而是通過行政渠道完成，有工作人員負責送取、登記。但這些登記往往只停留在調出這一環節，至于何時歸還、是否必須歸還、由誰負責催還，在制度上并沒有明確規定。調閱因此逐漸變成長期占有，而這一轉變并不需要額外的操作，只需要時間。
除了系統內人員，還有許多人的回憶或記錄可佐證此事。在這其中，啟功是最重要、也最常被引用的一位。啟功在多次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書畫鑒藏環境時，都提到過這樣一個事實：康生對書畫鑒定介入極深，且其所接觸的書畫并非短期“看一看”就歸還。
在啟功晚年的談話與整理文字中，他明確提到過：康生能夠直接調閱故宮等機構的重要書畫，這些作品往往長期不在庫房，而文博系統內部對此是知道的，但并無制度性應對方式。
當然，啟功在提及這些場景時也強調，當時不存在可以拒絕、也不存在可以催還的制度前提。
另一位繞不開的人物是徐邦達。
徐邦達長期在故宮從事書畫鑒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書畫鑒定體系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在相關回憶與學術整理中提到過，康生會點名要求調閱特定書畫作品，他的調閱對象多為書法、繪畫中的重要名家作品。調取也并非隨機，而是帶有明確鑒賞與研究目的。
徐邦達同樣指出，調閱之后，作品是否回庫，并不由文物部門決定。
等1975年康生去世后，文物處理成了一個難以回避，也難以公開的問題。關于這一點，在文博界內部整理與學術討論中，有一個高度一致的說法：康生去世后，其遺留書畫中確有一部分被確認屬于公藏來源，隨后被回收并重新納入國家收藏體系。但是康生調取的文物數量到底是多少，具體是哪些，回流了多少，那是另一個層級的問題，也成為當年沒有留下答案的問題。
那么，康生是特例嗎？我覺得不是，他只是一個最典型、也最容易被事后看見的樣本。在當時背景下，一個身處權力高位、又對某方面文物有濃厚興趣的人，能夠從故宮調取文物，并不是什么離奇之事。問題不在于康生們敢不敢，而在于當時的制度根本沒有為文化機構設置拒絕的可能性。
但恰恰也正因為如此，它沒有明確的期限，沒有公開的清單，沒有歸還節點，更談不上外部監督。所謂“借用”和“占有”，在現實操作中并不存在一條清晰的分界線。
或許康生當年“借用”文物并不構成違規，但在今天，它顯然無法被接受。如果我們把個人因素完全抽離，只看結構，就會發現一個并不復雜的結論：在一個文物管理高度行政化、缺乏獨立清點和公開機制的體系中，只要某個處于高位的人對文物產生興趣，公共藏品向私人空間轉移的風險就始終存在，而且并不低。
所以最根本的問題是，當公共財產的邊界無法被制度明確界定時，公與私的區分就只能依賴個人自覺。而任何依賴自覺來保障公共資產安全的體系，本身就是不穩固的。在這種情況下，“調閱”自然會滑向長期占有，這不能說是陰謀，而是制度空白的必然結果。
那么再回頭看南博，看徐湖平，或許可以提醒后來者，文物一旦失去制度邊界，就必然進入權力邊界。至于最終落到誰手里，從來就只是時間和概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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