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文教授依然保持著每天讀書、研究的習慣。 受訪者供圖

“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是研究古代文學和商丘文化，二是教授文化學子。”2025年冬至后的一天，陽光透過窗戶斜照在商丘學院的一間辦公室里。斜陽映射下，年屆古稀的該校人文學院院長、教授王增文先生精神矍鑠。與記者談及深耕40余載的學術研究與教育事業，先生眼中閃爍著執著的光芒。

從1982年1月走出河南大學中文系的校門，到如今依然忙碌在教學科研一線，這位博客名為“梁園守望客”的學者，用40余年的堅守與開拓，成為商丘古代文學研究的領航者、漢梁文化研究的開創者、高校文化教育的傳播者，曾主持完成省級以上科研項目6項，獨著或主編出版著作10多種，發表學術論文70多篇，為商丘這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文脈傳承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拓荒之路：填補空白的商丘古代文學研究領航者

1982年，剛從河南大學畢業的王增文，帶著扎實的學術功底和對地域文化的熱愛，開啟了在商丘師專（商丘師范學院前身）的教學與研究生涯。

“那時候提到商丘文化，大家只知道燧人氏、商湯，卻沒人能說清商丘文學三千年的發展脈絡。”王增文回憶道，當時商丘古代文學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態。“既然沒人做，我就來做。”這一樸素的想法，成為王增文40余載學術生涯的起點。

為了搜集史料，他泡圖書館、檔案館，跑鄉村，訪古跡。為了考證一個觀點，他通讀《史記》《漢書》等典籍，摘錄數萬字的讀書筆記。“做學問就像挖井，只有挖到深處，才能見到清泉。”王增文一直秉持這樣的治學態度。

2002年，凝聚著王增文20年心血的《商丘古代文學研究》一書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這部未冠以“史”名卻實為通史的著作，一經問世便引發學界轟動。商丘師范學院馬國強教授在書評中盛贊：全書以歷史變遷和文學嬗變為經，以眾多作家作品為緯，清晰勾勒出三千年商丘文學的歷史概貌，終結了商丘文學史研究的學術空白，更讓商丘“文雅勝地、英才輩出”的文學地位得以彰顯。

此后，王增文的研究從未停歇。2005年，作為河南省社科規劃項目成果的《商丘文學通史》由中原農民出版社出版。這部被河南社會科學院原院長王永寬稱為“視野所及第一部地區級文學史”的著作，將研究視野從古代延伸至現當代，在年輕教師劉同般的協助下，系統論述了從商部落時期到21世紀初葉的商丘文學成果，涵蓋詩歌、散文、辭賦、戲曲等諸多文體，成為商丘文化研究的標志性成果。

2019年，入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商丘》叢書的《商丘古代文學史稿》由大象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在前期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提出了諸多創新性學術觀點。南通大學王樹林教授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增文兄以充實的論據、鞭辟入里的論述，解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多個學術難題。”書中論證枚乘《七發》寫于梁國、主旨是諫阻梁孝王謀反，提出《木蘭詩》為隋末唐初營廓鎮魏木蘭所作，考證李白與杜甫梁宋之游實為宋州之游——這些觀點，打破了傳統認知，卻因史料翔實、論證嚴密得到學界廣泛認可。

40年來，王增文發表相關學術論文40余篇，三部著作層層遞進，構建起系統完備的商丘古代文學研究體系，成為該領域當之無愧的“領航者”。

破壁之舉：開疆拓土的歷史文化研究開拓者

“商丘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著歷史密碼。”在王增文看來，商丘歷史文化研究不應局限于文學領域，而應涵蓋歷史、哲學、民俗等多個維度。

2013年，王增文的論文自選集《文史探微》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論文60余篇，其中30余篇都是商丘文化研究論文，猶如一幅全景畫卷，展現了他在商丘歷史文化領域的開拓性貢獻。

說起對孔子祖籍文化研究的緣起，王增文的思緒回到了1990年一次偶然的講課機會。當時，他受商丘地委組織部邀請，為老干部大學講授孔孟思想。在研讀匡亞明先生主編的《孔子評傳》時，發現“孔子乃宋國后裔”的關鍵史料。“宋國都城就在今天的商丘，這意味著孔子的祖籍在商丘！”這個發現讓他興奮不已，隨即撰寫了《孔子祖籍在商丘》一文，發表于《中州今古》雜志。1992年1月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商丘孔子祖籍文化研究熱潮自此興起。如今，孔子祖籍文化已成為商丘文化的重要品牌。

在有關墨子的研究領域，王增文同樣作出了突破性貢獻。長期以來，墨子籍貫存在魯國、宋國、魯陽、印度等多種說法，爭議不斷。1996年，王增文在《史學月刊》發表《墨子宋人考辨》一文，從史料依據、墨子活動軌跡、《墨子》書中的宋地方言特征等多個方面，系統論證了“墨子為戰國初年宋國人”的觀點。這篇論文被《商丘地區志》全文收錄，成為墨子籍貫研究的重要文獻，在國內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

李杜梁宋之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千古佳話，傳統觀點認為李白、杜甫在洛陽相會后，結伴游歷了汴州（今開封）和宋州（今商丘）。但王增文通過對唐代典籍和李杜詩作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2002年和2012年，他先后在《商丘師范學院學報》發表兩篇專題論文，從唐代“梁宋”地名的指代習慣、李杜詩作的行蹤記載、《新唐書》相關記載的可信度等幾方面反復論證，指出“李杜梁宋之游實為宋州之游”“李杜初次相會的地點亦應在宋州”。王增文認為，唐代人稱“梁宋”大多單指宋州，李白《梁園吟》中提及的汴州地名，只是用典抒情，并非實寫游歷。李杜初次相會在洛陽的說法也缺乏證據。王增文的論證邏輯嚴密、史料扎實，不僅糾正了傳統認知偏差，更讓商丘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凸顯。

此外，他對商部落文化、應天書院文化、雪苑社文化等領域的研究，均提出了創新性見解，為商丘歷史文化研究開辟了廣闊空間。

領先之舉：深耕不輟的漢梁文化研究開創者

“漢梁文化是商丘歷史文化的精華，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談及漢梁文化，王增文如數家珍。作為當代商丘學界最早深入研究漢梁文化的學者，他不僅構建了系統的漢梁文化研究體系，更讓這一曾經的冷門領域成為顯學。

上世紀80年代，漢梁文化研究在國內尚屬空白，多數人對梁苑辭賦的認知僅停留在零散的文獻記載中。1987年，王增文在《商丘師專學報》發表《梁苑辭賦談》，首次提出“梁苑辭賦是漢賦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的核心觀點。“沒有梁苑辭賦的繁榮，就沒有漢武帝時期漢賦的鼎盛。”這一觀點在當時引發學界關注，為漢梁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礎。

此后，他持續深耕這一領域。1996年，在《中州學刊》發表《論梁苑辭賦》，系統闡述了梁苑辭賦的產生背景、藝術特色和歷史地位；1994年，在《淮陰師專學報》發表《枚乘〈七發〉主旨新論》，考證出這部經典辭賦的創作地點和核心主旨；2008年，在《中國文化研究》發表《論散體大賦生成于漢景帝時期的梁國》，深入分析了散體大賦在梁國生成的歷史條件、文化淵源和文學動因。王增文指出，漢景帝時期的梁國，人文薈萃、經濟繁榮，為辭賦發展提供了肥沃土壤。梁國作為春秋宋國故地，儒家文化與莊子美學思想在此交融，加上梁國文士的縱橫家遺風，共同促成了散體大賦的誕生。

2010年后，王增文將研究視野拓展至漢梁文化名人，先后發表《關于西漢梁孝王劉武歷史地位的評析》《試論賈誼對西漢梁國文化建設的貢獻》《西漢梁國五位文化名人簡論》等論文，系統梳理了賈誼、劉武、枚乘、鄒陽、司馬相如等漢梁文化名人的歷史貢獻。

“做學問不能只埋首書齋，要讓研究成果服務于地方發展。”這是王增文常說的一句話。基于此，他始終致力于將學術研究與地方文化建設相結合，成為“漢梁文化”品牌建設的重要推動者。

2010年，王增文主持承擔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課題《西漢梁園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對策研究》。為了摸清梁園文化遺產的現狀，他帶隊走遍了商丘古城、三陵臺、清涼寺、芒碭山漢王陵群等十余處歷史遺跡，實地考察遺產保護情況，走訪當地群眾和文物工作者，形成了數萬字的調研筆記。在隨后發表的《西漢梁園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現狀、問題和對策》一文中，他直面當時存在的研究宣傳薄弱、管理服務滯后、資金不足、產業開發力度不夠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務實可行的建議。如今，其中多項建議已轉化為實際行動，芒碭山漢文化旅游景區成為國家5A級景區，梁園文化成為商丘對外宣傳的重要名片。

2013年10月，王增文以中國史記研究會常務理事的身份積極奔走、協調，促成漢梁文化與《史記》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十二屆年會在商丘師范學院成功舉辦。此次會議匯聚了來自北京師范大學、臺灣大學、日本史記正義研究會等海內外機構的近百位專家學者，圍繞漢梁文化與《史記》的關系、漢梁文化的當代價值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這是首次在商丘舉辦如此高規格的漢梁文化學術會議，讓世界看到了商丘的文化魅力，并極大提升了商丘漢梁文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為“漢梁文化”品牌建設搭建了重要平臺。

此外，王增文還通過講座、訪談等多種形式宣傳漢梁文化。“讓更多人了解漢梁文化、喜愛漢梁文化，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王增文說道。

育人之情：堅守杏壇的高校文化教育傳播者

“教育是文化傳承的根本，培養一批懂商丘歷史、愛商丘文化的年輕人，文化根脈才能延續。”王增文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說。

從1982年走上講臺，到1997年晉升教授職稱，長期擔任商丘師范學院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再到2015年退休后繼續執教商丘學院，王增文在高校杏壇堅守40余年，培養了數千名學生，其中不少人已成為商丘文化研究和教育領域的骨干力量。

在教學中，王增文始終堅持“學術與教學相融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課堂教學，讓枯燥的古代文學課程變得生動鮮活。講授《李白研究》時，他結合自己對李杜梁宋之游的考證，帶領學生們走進商丘古城、梁園遺址，實地感受詩仙、詩圣當年的游歷足跡；講解《木蘭詩》時，他分享自己對木蘭故里、詩作作者的研究成果，引導學生要不斷開拓自己的學術視野，培養創新意識。

“王老師的課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而是引導我們學會思考、學會研究。”商丘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一位學生告訴記者，在《商丘歷史文化》課程上，王老師會拿出自己的研究筆記，結合商丘的歷史遺跡，為學生們講述背后的文化故事，讓大家深刻感受到家鄉文化的魅力。

2019年，王增文主持河南省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研究項目，在商丘學院開設通識選修課《商丘歷史文化》，并自編教材《商丘歷史文化教程》。這部教材從商丘原始部落文化講到清代雪苑社，系統梳理了商丘數千年的文化發展脈絡，成為高校本土文化教育的精品教材。“編寫這部教材，就是希望讓年輕人了解家鄉的歷史文化，增強文化自信和家鄉情懷。”王增文說道。

除了課堂教學，王增文還通過專題講座、學術沙龍等形式傳播商丘文化。2015年，他連續三次做客應天書院大講堂，分別以《西漢梁國的五位文化名人》《李白杜甫的梁宋之游》《司馬遷和〈史記〉》為題作專題講座，場場座無虛席。

七十余載人生路，四十春秋商丘情。如今，王增文教授雖然已屆七旬，但依然保持著每天讀書、研究的習慣。他正在整理自己的學術論文，計劃出版續集；同時，他還在指導青年教師開展商丘文化研究，希望將這份事業傳承下去。

商丘日報 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