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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冀勤

建國初至五八年的這段時間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力量是最強的，單說與古典文學有關的人，就有馮雪峰、聶紺弩、舒蕪、陳邇冬、麥朝樞、張友鸞、王利器、孟超、黃肅秋等早在建國前已有名望的高級編輯，還有一位從業新手文懷沙。

但是，1955年之后，這批人里有的成了“胡風分子”，1957年之后，又有的成了“右派分子”，文懷沙也早在1953年后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做劇本編輯了。如今還能把他們聯想會聚在一起的只有聶老的詩作了。

在侯景天先生作句解、詳注、集評，于2000年3月在濟南出版的第五稿本中，聶老對他的這些同事多有詩歌唱和，由此可以看到各位的學養和品性，同時也是那段歷史的真實寫照。

其中關于文懷沙的有三首詩作，其一乃《贈答草》中的《步酬懷沙以詩勖戒詩》。這首詩是答謝文懷沙勸他少作詩，以免招災惹禍的，在這里就不必引出了。侯氏注釋這首詩，關于文懷沙的條目是這樣寫的：“1911年生，祖籍湖南衡陽。號燕堂，另署王耳。楚辭學家。建國后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北京師大、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著作有《屈原集注》《屈原九歌·九章·離騷·招魂今譯》等。” 這條注釋是文懷沙自己定稿的。直到1987年12月2日，他還給侯景天信，說到這首詩的注釋，可見他是很看重對自己的這番吹牛皮的介紹，也很看重聶老寫的對他答謝的這首詩。

其二乃《拾遺草》中的《吊懷沙新婚》，是調笑他年過五十娶了一位日本籍（原乃山東昌邑人）、年僅20余的鋼琴家徐迎春，是聶老與他開玩笑取笑他的。

其三乃《拾遺草》中最后附的斷句，是關于文懷沙犯罪去勞動改造的。

寫到這里，我不能不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末，出獄數年，已是長胡須老人的文懷沙終于耐不住寂寞，開始騷動了。當時我因為忙別的事，無暇關注這種無聊的人，只是在一篇短文中暗指過他，由“文痞變成文老了” （見《精神產品也應打假》，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3月31日《時代文學·今日觀察》）。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與文懷沙共過事的名人和親人，差不多都過世了，他又耐不住寂寞，開始騷動了，在電視、報紙、網絡等媒體上，以長胡須老人的形象再次頻繁亮相，名聲越來越大。傳記文學作家李輝先生在《北京晚報》上非常負責任地就他的生年問題、入獄吃過近20年牢飯的問題，以及他在古典文學研究界有多大貢獻的問題，做了認真地思考披露，都是符合事實的。但文懷沙父子竟聯手出來回應李輝，只敢對年齡問題提出質疑。文斯說：“家父究竟何時出生，作為兒子，我當然知道。”這話說得太可笑，如果他是文懷沙的父親，說“當然知道”是可信的。但他是1949年才出生，連母愛都沒享滿一個月的人，怎么能知道父親的出生時日呢？還不是聽父親自己說的？

還是從文懷沙自己認定的上述簡歷來說吧。

（一） 生年問題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必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文斯生母青林的摯友。1956年我們在文學所時相識，1958年8月至1959年10月初，我們因去河北豐潤縣劉各莊和昌黎縣菜香公社后兩山大隊勞動，且同住一個炕上。其間有三個多月還受陳翔鶴、夏森同志委派到各村去采訪抗日期間的革命回憶錄，雖采訪路線不同，但能經常碰頭交換工作經驗。回京后于工作之余也常來往，因同住在東四頭條一個院子當中，常相約一同去看話劇或電影，或去拜訪共同的朋友聊天。特別是在她退休以后，幾乎三天兩頭到王府井大街中華書局我所在的辦公室來看我。她是很誠實的朋友，幾十年的交往，她幾乎把自己經歷的一切幸與不幸和盤對我傾訴過。我很同情她，也很欣賞她，更為她的才華未能如愿充分展現而深感遺憾。

她的一生最大的不幸是遇到文懷沙，最大的幸運是嫁給卞之琳先生，并有了貼心的女兒妮妮。

青林曾對我說，她于上海同濟大學化學系畢業時，與同學顧某結了婚，并生一子名樂生。那時。她很想寫作，曾到上海戲劇學院聽過課。在那里遇到文懷沙，他說他就是老師，可以教她寫作。這正是1947年至1948年的時候。青林的丈夫顧先生想研究橡膠事業，便帶他和樂生去了臺灣。但不知文懷沙施展了什么詭計，竟教青林抱著樂生返回內地，去了顧的老家，把樂生交給公婆，只身跟文懷沙到了北京，住在一起了。我從未聽她說過，他們“因參加反饑餓、反內戰運動而遭到國民黨當局通緝” （文斯語）的事。

他們到了北京后，文懷沙先去尋找母親的一些熟人，通過他們的幫助，很快找到工作，文去了文學出版社當編輯，青林去了《工人日報》，還是與工人有關的出版社當編輯，我現在記不清了。

聶紺弩曾寫過一首贈送文懷沙母親淦智老人的詩：“百歲只差三歲了，不曾富貴卻壽考。我將爭取活八旬，為母期頤來拜倒。從來時勢造英雄，咸酸休與世人同。人間正道滄桑里，多少樓臺煙雨中。” （見《拾遺草》）這位老人早期追隨舊民主主義革命，后期同情共產黨，憧憬社會主義。在白色恐怖下，曾掩護過地下黨人，受到人們尊敬。夏衍、聶紺弩老都稱她為“媽媽。”文懷沙有這樣一位好母親，其所作所為卻辜負了她。由于自己作孽，還得煩勞這位老人家從南方奔來，為他撫養不滿月即失去母親的孩子。

青林對我說，她與文懷沙在一起的時間總共不到兩年。她是在1949年生下一個男孩兒（就是文斯）的月子里，與文懷沙分手的。因為在月子里，她發現他和他們共同相識的人發生關系，青林非常氣憤，對他說：“你比我年長那么多，是師輩了，還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下流事！” 文懷沙跪在床前請她原諒，說：“我說比你大那么多是假的，實是只比你大一歲，實在忍不住才犯錯。”青林說：“原來你從一開始就是騙我的，為什么說比我大11歲，可做我老師，為什么？”文說：“還不是為了多編造點歷史嘛！”青林沒有原諒他，丟下孩子就走了。她對我說：“每想到這些事，我都悔恨極了。”

青林曾對我說，比我年長一輪，那就是1922年生人。那么文懷沙的生年應是1921年，正與李輝做的調查完全一致：李輝查過文學出版社的花名冊，他的生年是“1922年”，查過中國國家話劇院（乃青年藝術劇院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并）的檔案記錄是：1921年1月15日，還查過他1962年春節前被捕，1963年判刑入獄勞改的登記是43歲，上推出生時間也是1921年。文懷沙一生中有編制的單位只有三個：出版社、劇院、監獄。出獄后在劇院辦了離休。他也從來沒有在北師大、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做過什么教授。解放前的經歷他從未交代過。

（二） 入獄問題

青林對我說過，文懷沙挺聰明，不知什么時候向誰請教，自學過中醫。1960年前后的一段時間，他為楊季康（絳）先生醫治宮頸癌，吃他開的湯藥，竟排掉了癌細胞，好了。所以他在勞改近20年中，楊先生每月給文懷沙的母親付生活費，直到他出獄為止，他們之間的交情也斷絕了。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里，不知他通過什么關系，竟到高級黨校附近西苑的一家中醫醫院，偶爾去出診，據說就是在那里，他給一些高干妻女診病時，先客氣的請人家喝一杯白開水，誰知他在杯中先放了春藥，因此他做了糟蹋人的犯法的事而被捕。

我記得當年《文學評論》在一次小型會上，編輯部主任張白山同志說過這事，說文懷沙不僅有多次奸污罪行，還經常在東四路口西南角的一家飯店（爆肚滿？）吃飯，對相識、不相識的人大聲吹牛皮說某事是總理交辦的，又是某事是總理交辦的。好像他為此忙得不得了。

胡風夫人梅志在《胡風沉冤錄·引子》也有這樣的記載：1962年春節前夕，在北京隆福寺碰到文懷沙，文對她說：“我現在雙橋農場”，“不是政治問題，說我是庸醫傷人和無照行醫”，“在那兒他們仍舊讓我給勞改犯看病。”他自己的這個說法太避重就輕、輕描淡寫、改換性質了。

他先在雙橋農場勞改，經過內查外調，對他正式判刑后，才送到山西的監獄。在那里他一面勞改，一面做獄醫，遇到過同時坐監的胡風、聶紺弩，對他們也是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只是無照行醫，還引得聶老為他抱不平。

（三）學術上有何貢獻的問題

上世紀伊始，我國的出版界就有在業務上培養編輯的做法。領導可以給任務，個人可以報選題，做一種書，是實實在在的對編輯業務做訓練。比如商務印書館初創時，一位叫徐珂（字仲可）的編輯，從清時的一些野史筆記和民國初期新聞報刊中的事實，分門別類記錄下來，編成一部十三巨冊的大書《清稗類鈔》。建國后，像商務、中華、文學出版社等，延續了這個好傳統，對每個編輯從業者，有的先從校對書刊練習做起，有的可報一個選題，或是從收集資料做起，或是從標點、校刊練習做起，又或是進而學做注釋，都是培養人才的一種方法。文懷沙當年搞的《屈原集注》《屈原九歌·九章·離騷·招魂今譯》兩本小書，就屬于培養編輯的這種性質。書出版以后，他以出版社編輯的身分，遍訪有名的專家學者，借了解他們學術研究的進展情況，順便把自己的這兩本小書送出。我聽錢鐘書先生說過，他就是這樣得到贈書，結識了文懷沙的。阿英也是這樣得到贈書、結識他的（見《阿英日記手稿》）。

但根據他在出版社工作幾年的表現，領導上（包括聶紺弩）覺得他太活躍，不適宜于坐冷板凳的古典文學編輯工作，才于1953年前后調他到青年藝術劇院去做劇本編輯了。在這期間，記不清是在50年代末，還是60年代初，文學界曾在政協禮堂召開過紀念屈原的大會，會上由文懷沙在幕后朗誦了屈原的《天問》，聲音洪亮。

在他入獄前，他只出版過上述兩本小書，做過幕后朗誦的這一件事，好像夠不上他自封的“楚辭學家”的稱謂，充其量起到了推廣普及的作用。

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者，也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文人，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有些文化素養的活動家而已。

兩年前有朋友給我電話說：“文懷沙在網上又火起來了，竟有人為他多次奸污婦女坐牢的事鳴不平，嚷著必須給他平反。你知道那么多關于他的事，為什么不發聲？就算為青林，也該澄清事實啊！20世紀的事應由20世紀的知情者來了斷，總不能推給后來人吧！”我想這話也有道理。

文懷沙的活動能力確實很強，不能不服。周振甫先生做了一輩子編輯，老實巴交，除了上班工作就是在家寫書，著作等身，從不與外界打交道。文懷沙于80年代初出獄后，竟然找到周家去先做自我介紹，便請求周先生幫忙把一包名貴中藥帶給錢鐘書先生。他放下就走，周先生立馬給我電話說此事。我說錢先生早已與他絕交，千萬別管此事，照他留的電話通知他取走，要堅決。

還有2004年，身在天津的葉嘉瑩先生適逢80歲誕辰，他也以80多歲高齡從北京跑去為她祝壽，不知他是什么時候認識葉先生的。上世紀80年代初，在成都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與葉先生相識。晚上她住在賓館，午間休息她在杜甫草堂我住的房間里，幾天下來，我們一直沒有休息過，聊天不止。她非常坦誠真率地對我說，去國30多年回來，竟然熟人沒有幾個了。她說在北京除了王學泰與我兩個新朋友以外，就是老同學郭豫衡和在臺灣相識的黃肅秋，所以希望我與她保持聯系，否則她會很寂寞的。最初的幾年，每當她住在她家的老宅西城察院胡同時，我常抽空去看她，還有她的弟弟和弟媳。她常與我談起她結識的新朋友，問我認不認識，卻從來沒有說起過文懷沙。后來她定居在南開，我們只偶爾通一次電話，很少聯系了。

文懷沙喜歡巴結名人是出了名的，他與卞之琳相識是48年到北京以后的事，從未同時追求過青林。青林離開文后，卞先生知道了她受欺侮，才開始單獨來往的。所以文斯不能為了抬高父親而貶損傷卞先生。

總結上文，關于文懷沙的年齡問題，我相信他自己跪在青林床前說的大實話。這年齡最早是他自己更正的，青林離開他以后，他又反悔了。顛三倒四地改來改去的，首先是他自己。為什么要在這里重復說一下這個問題呢？是因為曾有吹捧過文懷沙的人撰文說：“篡改文懷沙先生的年齡，就是篡改中國數十年來的文學史。即使文懷沙先生本人不計較，讀者也是決不允許的！”

我不是研究20世紀文學史的，我不懂這話的分量有多重，只能期盼文學史研究專家們關注了。（本文根據作者手稿原文照錄，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話說文懷沙其人一一讀《聶紺弩舊體詩全編》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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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冀勤，原名冀旭天，筆名季晴、季靜，女，山東青州人。九三學社成員，1956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文學研究》、《文學評論》期刊古典文學編輯，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編輯，副編審。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其古籍整理作品《事類賦注》獲第三屆古籍整理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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