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的五年計劃（規劃）展現了技術與制度協同演進的獨特路徑。與西方理論片面強調“制度先行”不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引進技術，倒逼知識產權、金融等制度改革，形成良性循環。實踐證明，技術發展和制度完善可以并行，甚至制度完善是對技術發展需求的回應。這種“技術投資驅動制度改革”的模式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行的現代化路徑。在氣候變化、數字技術等挑戰下，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進是關鍵。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塔里克·馬利克
(Tariq H. Malik)

遼寧大學組織與創新研究中心教授

自1953年以來，五年計劃（規劃）不僅一直是中國指導經濟發展的關鍵機制，還在更深層次反映了中國對制度與技術之間關系的獨特理解。

從道格拉斯·諾斯的制度經濟學到達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的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發展理論都認為，制度必須先于技術。這些理論認為，穩定和包容的制度是創新和經濟進步的前提。然而，中國的發展軌跡則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中國的發展不是線性的，而是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共同演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進步和制度適應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共同塑造了中國的現代化。

在西方傳統中，經濟現代化通常被放在制度框架里來解釋。比如，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經常被歸因于有效的產權保護、市場機制和議會監督；美國的崛起則歸功于憲政制度、經濟開放和包容的政策體系。其基本邏輯很簡單：完善的制度提供了確定性，進而降低交易成本，激勵創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組織在提出發展建議時，往往會以這些理論依據作為參考，把“善治”和機構改革作為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的先決條件。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早期的幾個五年計劃體現了一種混合式路徑，強調制度和技術同步發展。其首要任務是組建計劃機構、國有企業和中央部門，以便為工業化調動資源。50年代，中國在國家主導的制度框架下，大量引進蘇聯裝備和技術，為工業化奠定了物質基礎。然而，盡管當時中國在重工業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但在自主技術能力方面依舊落后，工業體系仍嚴重依賴外國專業知識和設備。其結果喜憂參半：在調動資源方面高效有力，但在產生技術或經濟突破方面成果有限。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決定性的轉變發生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認識到國家缺乏的不僅是治理機制，還有尖端技術。經濟特區的設立、合資企業的技術引進，以及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使科技成為中國發展的中心。這些技術流入反過來又推動了體制機制的調整，包括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框架、開啟金融改革以適應技術密集型部門、改革教育和培訓體系以打造高技術型勞動力隊伍等。在中國，技術發展已成為制度創新的核心動力。

從“十五”時期開始，中國進入了技術與制度適應性協同進化的新階段。中國領導層強調“自主創新”，研發支出從2000年占GDP的1%增加到2020年的2.4%，并建立了169個國家高新區和115個大學科技園區。專利申請數量從2000年的17萬件急劇增加到2015年的110萬件。與此同時，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等公司推動了科技發展勢頭，促使監管機制改革，完善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保護、數據治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技術創新促進體制機制改革，體制機制改革反過來又推動新一輪創新浪潮。

“十三五”和“十四五”規劃最清晰地闡明了以科技為戰略重點的方針導向，同時也凸顯了科技與體制機制之間持續動態調適的關系。半導體、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綠色能源等戰略性行業一直居于政策目標的核心位置。“十三五”規劃將新興產業提升到“新增長點”高度，到2020年新興產業增加值占中國GDP比重達到11.7%左右；“十四五”規劃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等確定為重點發展領域。

與此同時，制度的修訂方向與技術發展重點保持一致：“十四五”時期，稅收優惠和國家引導基金向創新傾斜。這一點在“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也有所體現：它不是坐等相關法律和金融體系成熟后再“順勢”而為，而是主動“造勢”，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科技議程，同時推動體制機制變革——包括補貼和專利規則以及更廣泛的產業政策等，來支撐和配合這些優先議程。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總之，中國模式強調“互動”，即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同步進行。這種模式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增長軌跡比許多人預期的更快、更具變革性。這種框架也具有全球意義。“全球南方”許多國家面臨著制度薄弱和技術落后的雙重困境，傳統的建議是“先修制度”，但中國的經驗表明了另一條道路：加大技術投資，驅動制度改革。當然，制度建設依然很重要，但中國用實踐證明技術發展和制度完善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制度的完善往往是作為對技術發展需求的回應。這種方法為那些在技術變革加速的世界中渴望迅速現代化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模式。

隨著“十五五”的大幕即將正式開啟，一個明確的啟示是：技術和制度的協同演進仍將是發展的核心，但它們之間并不一定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存在嚴格的先后順序。人工智能、綠色能源和量子計算不僅是科技挑戰，也帶來了制度挑戰——它們需要新的監管框架、新的教育體系和新的全球合作模式。中國的規劃體系目光長遠，與時俱進，在協調整合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簡而言之，將中國的發展歷程簡化為“制度先行還是技術先行”的爭論，實則是不得要領。五年計劃（規劃）的成功在于其務實主義。在當今世界面臨氣候變化、數字技術革命和全球不平等新的挑戰之際，中國的經驗表明，技術發展與制度變革相結合，是推動現代化的不竭動力。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原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Adaptive co-evolution"，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杜娟 付曉雅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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