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書橫行已經成為人們對于當今書法最憤恨的理解，但是即便輿論猛烈抨擊，仍然不能對書壇產生絲毫動搖，這其中不免有很多專業人士對丑書的維護和推崇，與民眾的批評形成了鮮明的對立。

人們十分不解為什么那些明顯背離傳統書法的作品會得到高度的贊譽，為什么民眾與藝術家的神沒有那么多的差距，難道民眾的觀點真是錯的嗎？

不過，最近著名書法家張旭光先生對俗書的解讀，似乎回答了民眾的一些疑問，并且其中指向明確。

熟悉書法圈的人都知道，張旭光先生是當今書壇極具影響力的大家，無論是書法創作水平，還是理論研究深度，都備受業內認可。

近年來，張旭光先生褪去了諸多行政職務的光環，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書法藝術的普及與傳播中，熱衷于通過自媒體平臺，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大眾講解書法知識、解讀書法審美、辨析書法亂象，收獲了大批粉絲，也成為了連接專業書壇與普通民眾的重要橋梁。

在近期發布的一期視頻中，張旭光先生將重點放在了“俗書”的解讀與批評上。他明確指出，當今書法界不僅有被民眾廣泛詬病的“丑書”，更有危害深遠的“俗書”，而“俗書”的泛濫，比“丑書”更值得警惕。

在視頻中，張旭光先生條理清晰地列舉了當今社會上幾種典型的“俗書”類型，包括“老干體”“江湖體”“明星體”等等。

他認為，這些書法或脫離法度或根基不牢，創作者缺乏努力但又附庸風雅，沉迷于自我臆造，因身份或怪異引發關注和贏得一些贊許，誤導了民眾，影響了書法的正常發展。

在批評完這幾種典型的“俗書”之后，張旭光先生話鋒一轉，又對當今書壇一些書法家的“玩票行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他明確表示，書法是一門嚴肅的藝術，需要創作者靜下心來潛心鉆研，錘煉技法、涵養氣韻，而不是靠噱頭博眼球、靠怪異求關注。

隨后，他列舉了幾種具體的“玩票行為”，比如左手書、倒書、人體書等，認為這些所謂的“創新”，完全脫離了書法藝術的本質，淪為了低俗的雜耍，是對書法藝術的不尊重，更是書法創作的歧途。

稍有了解書法圈的人都知道，左手書、倒書、人體書，正是著名書法家王冬齡先生最為典型的“創新探索”方式。這難免不讓人產生聯想：張旭光先生的這番話，是不是在針對性地批評王冬齡先生？

王冬齡先生作為當今書壇的領軍人物之一，在書法創作上一直以“前衛”“創新”著稱，除了左手書、倒書、人體書之外，他還大膽嘗試過盲書、竹書等多種怪異的創作形式，特別是其標志性的亂書以“無法辨識”“形態怪異”引發爭議，也成為了民眾口中“丑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讓人感到困惑的是，在此之前的多次訪談和公開場合中，張旭光先生不止一次地對王冬齡先生的“亂書”給予了高度評價，言語之間難掩羨慕與敬佩之情。

一邊是此前對王冬齡先生“亂書”的極力推崇和高度贊譽，一邊是如今在視頻中對左手書、倒書、人體書等“玩票行為”的尖銳批評，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讓無數網友感到困惑不已。

張旭光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之前對王冬齡的贊譽是發自內心的，還是礙于情面的客套話？如今的批評，是真的在指責王冬齡先生，還是在借王冬齡先生的例子，批評當今書壇的普遍亂象？

其實，只要我們靜下心來，仔細梳理張旭光先生的書法理念和過往言論，就會發現，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恰恰體現了他過人的藝術眼光和客觀理性的評價態度，而這種態度，正是當今書法界乃至整個文藝界最為稀缺的品質。

張旭光先生從來沒有因為個人情感、人情世故，或者行業利益，就對某位書法家進行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

而是堅持一分為二的觀點，既看到其優點和貢獻，也不回避其缺點和不足，這種客觀公正的評價，在當今“要么一味吹捧、要么全盤否定”的書壇，顯得尤為珍貴。

要理解張旭光先生的這種態度，首先要厘清兩個概念——“丑書”與“俗書”，這也是張旭光先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舉辦的“反丑書還是反俗書”講座中重點闡釋的內容。

在講座中，張旭光先生明確表示，很多民眾對“丑書”存在嚴重的誤解，將那些筆畫稚拙、結構奇險、難以辨識的作品一概斥為“丑書”，甚至盲目反對一切突破傳統的創新作品，這是一種盲目的反傳統、反審美、反創造。

他認為，那些被民眾罵為“丑書”的作品，很多都是“合于古人”的，是藝術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追求個性表達和審美突破的結果，這些作品大多出自才華出眾的藝術家之手，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進入了傳統經典的鏈條之中，因此“丑書不能反”。

而“俗書”則完全不同，張旭光先生強調，“俗書必須反，不反則吹不響民族奮進的號角”。他認為，“俗書”的核心問題，在于創作者不臨帖、不入古法，技術不過關、不到位，同時格調低下，存在“低俗”“惡俗”“平俗”等問題，有的甚至將書法當作玩雜耍，追求噱頭和眼球，完全背離了書法藝術的本質。

張旭光先生對“俗書”的定義，恰恰擊中了當今書法界的痛點——不是所有突破傳統的作品都是“俗書”，也不是所有看似怪異的作品都是“丑書”，關鍵在于是否有傳統技法的支撐，是否有高雅的審美格調，是否堅守了書法藝術的本質。

回到王冬齡先生的作品上，我們就能明白張旭光先生的良苦用心。張旭光先生推崇的，是王冬齡先生“亂書”中蘊含的創新精神和藝術價值。

他認為，王冬齡先生的“亂書”雖然看似怪異、難以辨識，但每一筆都有傳統筆法的根基，承載著數千年的書法記憶，其核心是對書法線條、墨法、章法的探索和突破，是將中國傳統草書與西方抽象藝術相結合的大膽嘗試，這種嘗試打破了書法的地域限制和文化壁壘，讓西方觀眾能夠從墨跡的流動中感受中國書法的魅力，為中國書法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

這也是為什么張旭光先生會稱贊其為“世界性的作品”，因為這種創新，是建立在傳統基礎上的，是有藝術內涵的，而非無底線的獵奇。

而張旭光先生批評的，是王冬齡先生那些脫離了書法本質的“玩票行為”——左手書、倒書、人體書、盲書等。在張旭光先生看來，這些創作形式，已經完全背離了書法藝術的核心。

書法的本質是“書寫性”和“文意性”，“書寫性”要求創作者講究筆法、注重線條的錘煉，追求自然流暢的表達，拒絕刻意造作；“文意性”要求書法作品承載文字的內涵，傳遞創作者的情感和心志，而不是將文字當作單純的視覺符號進行隨意拆解和組合。

左手書、倒書等創作形式，過分追求形式上的怪異和噱頭，忽視了筆法的錘煉和氣韻的營造，將書法變成了一種低俗的雜耍，失去了書法應有的高雅格調；而人體書更是將書法與低俗的行為藝術結合，完全褻瀆了書法藝術的嚴肅性和神圣性，這正是張旭光先生所批評的“俗書”范疇。

他主張書法創作要做到“先繼承后創新，先到位才會有味道”，“到位”就是要扎根傳統，錘煉技法；“味道”就是要在傳統的基礎上追求個性表達和時代精神，反對僵化模仿，也反對無底線獵奇。

在他看來，王冬齡先生的“亂書”，做到了“到位”與“味道”的平衡，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而那些“玩票式”的創作，則違背了這一原則，陷入了“俗書”的泥潭，是值得批評和警惕的。

張旭光先生的這種評價態度，不僅解開了民眾的困惑，更給當今書壇上了生動的一課。當今書法界的最大亂象，從來都不是“丑書”的存在，而是審美標準的混亂和評價體系的失衡；從來都不是創新精神的缺失，而是對傳統的漠視和對低俗的縱容。

很多專業人士要么一味推崇創新，對那些脫離傳統、低俗獵奇的作品盲目吹捧，將“怪異”當作“個性”，將“雜耍”當作“藝術”；要么一味固守傳統，對所有突破傳統的作品全盤否定，將“保守”當作“堅守”，將“模仿”當作“傳承”。

這種非此即彼、極端片面的評價態度，不僅加劇了專業書壇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審美鴻溝，更阻礙了書法藝術的健康發展。

而張旭光先生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跳出了這種極端的思維定式，堅持用辯證的、客觀的、理性的眼光看待每一位書法家、每一件書法作品。

他不因為王冬齡先生的“亂書”有創新、有價值，就回避其后期創作中的“玩票行為”；也不因為批評了這些“玩票行為”，就否定王冬齡先生在書法創新上的貢獻。

他所追求的，是一種客觀公正的藝術評價，是對書法藝術本質的堅守，是對傳統與創新關系的正確把握。

這種態度，不僅讓他能夠清醒地認識到當今書壇的亂象，更讓他能夠以理性的聲音，引導書法藝術回歸正途，也讓普通民眾能夠更好地理解書法審美，拉近專業書壇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距離。

在這個審美撕裂、亂象叢生的書壇，張旭光先生就像一盞明燈，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堅守著書法藝術的初心，引導著書法藝術的方向。

他的存在，讓我們看到了書法藝術回歸正途的希望；他的態度，也值得每一位書法創作者和專業人士學習。

畢竟，書法是一門古老的傳統藝術，更是一門需要敬畏的藝術，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寄托著人們的審美追求，唯有堅守傳統、理性創新，唯有拒絕低俗、堅守底線，唯有客觀公正、理性包容，才能讓這門古老的藝術，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才能讓書法真正走進大眾、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