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15日的清晨，北京站的汽笛聲穿透了料峭的春寒。王長寧背著磨得發(fā)亮的帆布挎包，手里拎著一個帆布大提包，挎包里那本卷邊的《毛主席語錄》被體溫焐得溫熱。他是六九屆初中畢業(yè)生，剛滿十七歲，額前的碎發(fā)被風拂到眼角，遮住了眼底那絲說不清是激動還是惶恐的目光。

站臺上擠滿了人，紅旗在晨霧中獵獵作響，“上山下鄉(xiāng)，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標語貼滿了站臺立柱，車站廣場高音喇叭里也反復(fù)播放著同樣的內(nèi)容。王長寧的母親紅著眼眶，一遍遍叮囑他：“到了東北寫信回來，要照顧好自己，要團結(jié)好其他同學……”說到后來，她開始哽咽起來。王長寧的父親站在一旁，眉頭緊鎖，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說了一句：“好好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不能給家里丟臉。”聲音卻帶著不易察覺的顫抖，眼睛里的淚水開始涌動。王長寧用力點頭，不敢看父母的眼睛，他轉(zhuǎn)身擠進了涌動的人群。

他的同學們大多和他一樣，穿著媽媽新做的衣服，背著同款的帆布挎包，臉上帶著未脫的稚氣。張建軍是他的同班同學，也是最好的朋友，此刻正揮舞著手臂喊他：“長寧，這邊！咱們在一個車廂！”王長寧擠過去，和幾個熟悉的面孔湊到一起，車廂里瞬間塞滿了喧鬧的話語，好像父母的叮囑聲還回蕩在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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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再次長鳴，列車緩緩啟動。王長寧趴在車窗上，看著母親的身影越來越小，直到被擁擠的人群吞沒，北京站的輪廓漸漸模糊。他忽然想起昨天晚上，父親在燈下給他收拾行李，把一把推子用毛巾仔細裹好，說：“到了農(nóng)村，理發(fā)不像城里這樣方便，你和同學之間要相互幫著理發(fā)，慢慢學習理發(fā)技巧，也可以幫鄉(xiāng)親們理發(fā)。”母親則在一旁把二十塊錢縫在了貼身的衣兜里，針腳細密，每一針都像是縫進了牽掛中。

列車一路向北，窗外的風景漸漸變了模樣。城市的高樓大廈被低矮的平房取代，再后來，便是一望無際的田野。3月的北方，土地還帶著凍土的堅硬，麥苗干枯得像一篷亂草，在風中微微搖曳。車廂里的喧鬧漸漸平息，一同前行的同學們有的靠著座椅打盹，有的望著窗外發(fā)呆，有的則湊在一起翻看帶來的書，偶爾低聲討論著未來的生活。

過了山海關(guān)，王長寧從口袋里摸出幾個煮雞蛋分給同學們吃，蛋殼上好似還帶著母親的溫度。他剝開蛋殼，蛋白的清香在空氣中彌漫，那是他一輩子都忘不掉的味道。他想起在學校的日子，想起和同學們在操場上奔跑，想起教室窗外的老槐樹，想起老師在課堂上念“農(nóng)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那時候，這些話只是課本上的文字，而現(xiàn)在，它們變成了即將面對的真實生活。

列車行駛了差不多兩天兩夜，一路顛簸，終于在第三天的清晨抵達了吉林省長嶺縣一個叫太平川的車站。下車后，大家又換乘了一輛輛馬車，沿著坑坑洼洼的土路顛簸了幾個小時，才到達他們要插隊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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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寧和張建軍他們被分派在紅旗大隊插隊落戶，馬車到達村口時，村口早已站滿了迎接他們的父老鄉(xiāng)親，男女老少都有，臉上帶著淳樸的笑容。大隊書記是個皮膚黝黑、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姓趙，他握著王長寧的手，聲音洪亮：“歡迎你們北京知青來到紅旗大隊！以后這里就是你們的家了！”社員們熱情地接過他們的行李，領(lǐng)著他們往村子里走。

紅旗大隊坐落在一片平坦的黑土地上，土坯房錯落有致地排列著，有的屋頂覆蓋著稻草，煙囪里冒著裊裊炊煙。路邊的土墻上用石灰水寫著醒目的標語，幾只雞在墻角悠閑地踱步，一條大黃狗搖著尾巴跟在他們身后。王長寧看著眼前的一切，陌生而新鮮，心里既有對未來的憧憬，也有一絲茫然。

王長寧他們十三人被分配在紅旗八隊，李隊長安排他們暫住在隊部的幾間房子里，那是幾間剛收拾好的土坯房，每間房子里都有一鋪寬敞的火炕，炕面上鋪著新編的葦席。張建軍拍了拍王長寧的肩膀：“長寧，以后這里就是咱們的家了，咱們都要相互照顧，互相幫助，共度難關(guān)！”王長寧點點頭，把帆布挎包放在炕上，拉開拉鏈，看著里面母親準備的衣物、父親給的那把推子，還有那本《毛主席語錄》，心中忽然涌起一陣陣憂傷，他想家了。

3月的黑土地，風還帶著寒意，卻已經(jīng)透出勃勃生機。王長寧站在隊部的院子里，望著遠處的田野和村莊，深吸了一口氣。他知道，從這一刻起，他的人生將翻開新的一頁，那些在城市里的少年心事，將被黑土地的風霜打磨，那些關(guān)于未來的迷茫，將在日復(fù)一日的勞作中慢慢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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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歲月已漸行漸遠，曾經(jīng)的知青生活經(jīng)歷也在一代人的記憶中漸漸模糊，當年離開北京到東北插隊落戶的情景，卻已深深鐫刻在了王長寧的記憶中，還是那樣清晰，就像發(fā)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樣。

作者：草根作家（根據(jù)王長寧老師講述編寫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