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紅軍總司令部及直屬部隊編組成第一野戰縱隊，中央機關為第二野戰縱隊，鄧發擔任了一個重要的職務，那便是中革軍委第二戰縱隊副司令員兼副政委、中央縱隊第一梯隊司令員兼政委、陜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等職。在長征途中，鄧發既負責指揮部隊行軍打仗，又要嚴防敵人的破壞和襲擊，為長征的勝利立下了功勛。

1935年3月，清晨的薄霧在山間綠樹中裊裊升起時，中央紅軍正快速通過貴州境內的一處山口。這時，鄧發的妻子26歲的陳慧清要分娩了。抬著她的擔架只得閃出了隊伍。路邊有一間破舊的草屋。一干人陪著陳慧清等待分娩。這是難產，沒有藥物，無法手術，只有等待。陳慧清捂著肚子疼得不停翻滾，邊哭邊大罵丈夫鄧發，希望以此減輕痛苦。

這個時候鄧發不在身邊，孩子快要出生了，敵人的追兵在槍聲中越來越近，嬰兒卻遲遲無法出生，負責斷后保衛的是第五軍團，陳慧清所在的部隊領導找到軍團長董振堂，讓他務必頂住敵人的進攻。“因為什么？就因為有個女紅軍在生孩子?！?/p>

此時，軍團長董振堂一聽立即下令：“孩子多長時間生出來就頂多長時間！”緊接著激烈的戰斗在陳慧清生孩子的破舊的草屋約一公里之外的地方打響。

槍聲炮火中，一個個成年生命在用死亡爭取時間，等待一個嬰兒的新生。羊水、血水和汗水把陳慧清折磨得筋疲力盡，兩個多小時后，孩子終于出生了。但孩子一生下來，就要和母親分離。長征出發前，中央紅軍就作出嚴格規定：無論職務高低，誰也不允許帶孩子行軍。最后只好寄養在當地百姓家。

此役打完之后，只聽隊伍中有人在嘀咕：為了生一個孩子讓一個團頂住敵人，太不值得了。聽到這種埋怨的聲音，軍團長董振堂勃然大怒，對著那抱怨的人怒吼：我們今天革命打仗為的是什么？不就是為了孩子們的明天嗎！

鄧發的妻子陳慧清，原籍廣東番禺人，1909年12月8日生于香港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在工廠里做工，由于家境貧困，她在八九歲就學會做一些手工活，例如繡花鞋，縫衣服，紡紗等，以補貼家用，她14歲那一年，在香港一家襪當童工，每天要干十多個小時，卻收入微薄，還要經常受到工頭的責罵，幼小的心靈便由此刻下階級仇恨和階級斗爭的烙印。

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陳慧清的父親參加了省港大罷工的糾察隊，隊伍浩浩蕩蕩地開到廣州，她也參加了工會組織，開展各種宣傳活動，隨后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16歲時的她入了黨。隨后與鄧發結為夫妻。

鄧發，原名元釗，廣東云浮云城街道辦城西榃石塘村人，父親鄧興戚和母親歐氏僅靠租種地主的幾畝薄田過活，生活常常無以為繼，只得間或做點小買賣支撐著貧困的家庭。由于家境貧寒，鄧發只受過初小教育，十五歲時就隨五哥鄧芳外出廣州、香港等地謀生，先后在旅店、輪船公司和外國輪船上當勤雜工。

在艱苦的勞作過程中，鄧發結識了黨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工人運動的先驅和著名領袖蘇兆征，便加入了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隨后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經過鍛煉成為工人運動的活躍分子，選入省港罷工委員會，并任工人糾察隊隊長，為罷工的勝利做出了杰出貢獻，并光榮入了黨。

后來，鄧發又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任第5區副指揮，指揮油業工人作戰。起義軍一度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權，但由于敵我力量懸殊，起義很快失敗。這時，鄧發主動要求率領工人赤衛隊到廣州長堤一帶阻擊敵人，掩護起義部隊撤退，英勇頑強地同數十倍的敵人浴血奮戰。勝利完成阻擊任務、赤衛隊只剩下三個人后，通過分散保存力量他機智脫險。

隨后，鄧發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隱蔽，這時的廣州，反動派到處設崗哨，搜查起義人員，一抓到就殺害。回云浮要乘船上西江，而當時車站、碼頭敵人搜查得最厲害。為了避過敵人的嚴厲搜查，鄧發利用自己學到的“炭相”技藝，化裝成畫“炭相”的人，帶著“炭相”的工具和自己過去畫的幾幅“炭相”，戴上一副平光眼鏡，裝成下鄉給人畫“炭相”的樣子，在碼頭避過了敵人的嚴密搜查，順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縣。在家鄉隱蔽時，他還寫了有關廣州起義的文章，后來發表在《紅色中華》上。

鄧發臨危不懼，智勇雙全很快得到上級的重用，先后擔任香港市委組織部長，并主持建立了中共香港特科、被選為廣東省委委員兼全國總工會南方代表，其后歷任香港市委書記、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為南方黨組織的恢復與發展立下汗馬功勞。隨后他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閩粵贛邊特委書記兼軍委會書記，因工作出色成為紅軍的高級領導人。

戰友們說，鄧發是標準的帥哥，他高大英俊，風度翩翩，笑容可掬，臉上兩個深深的酒窩，深深的感染著許多人，那雙炯亮的眼睛，總是閃著火一般的光芒。這是他內心世界的一種折射，向戰友們傳遞著必勝的信念，鼓舞著戰友們的斗志。而對于敵人，這火一般的光芒，則讓他們感到隱藏在內心的罪惡被戳穿，因而很恐懼。

鄧發體魄強健，身手矯捷，在中央蘇區首屆體育運動會上曾獲過田徑100米跑冠軍，中央高層領導人親自為他頒發了獎章。帥哥鄧發盡管只讀過兩年小學，但勤奮好學，博學多才，在文學、理論研究、繪畫、書法、攝影、藝術鑒賞等方面都有較高的造詣，是公認的自學成才的典范，曾位居中央黨校校長，是一位人人喜歡的“文藝青年”，連西班牙著名畫家畢加索贈送給領導的一幅油畫，也是要托鄧發帶回延安。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鄧發夫妻倆終于過上相對安穩的時光，然而，不幸的是，全國勝利的曙光快要來臨的時候，1946年4月8日，卻由于在晉西北興縣黑茶山飛機失事遇難，鄧發壯烈犧牲，年僅40歲。

鄧發和妻子陳慧清是一對革命伉儷，他們共同經歷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一同走過艱難的長征路，同為工人出身，有傳統的從一而終的質樸思想。在艱難的歲月里，他們相濡以沫。鄧發與妻子共同生養了5個兒女。大兒子鄧星瑜1930年出生在福建長汀，長征前夕就被送到香港五伯父處。后來因生活困難，輾轉回了云浮老家。12歲那年僅因肚子上長了一個疔瘡缺醫少藥而夭折。

二兒子生在江西瑞金，三兒子生在長征途中，由于都是在行軍打仗之中，生下來就被迫送給當地老鄉寄養，后不知所終。四女鄧金娜在新疆出生，不到1歲就被送到蘇聯共產國際幼兒園寄養，12歲才回到中國。作為鄧發最疼愛的兒子，鄧北生1944年出生于延安，在延安與父親共度了短暫而溫馨的一年多。鄧發對這個唯一留在身邊的兒子，格外疼愛。在留下的許多照片中，既有鄧發幫妻兒照的，也有別人幫鄧發與兒子照的，其中與鄧北生100天時的合影，充滿著慈祥的父愛。

鄧發犧牲對妻子陳慧清的打擊很大，她終生忘不了自己的帥哥丈夫，只要一看到能讓她想起鄧發的事物，她都會和兒子講起當年的故事。建國后，她歷任省民政廳副廳長、省總工會副主席，省婦聯、省政協、省人大等職務，1983年4月8日因病在廣州逝世，巧的是跟她丈夫鄧發同一天的日子去世。

鄧發兒子鄧北生，1944年出生于延安，兩歲時跟隨母親從延安到山西，6歲時到北京，7歲時又隨母親回廣東，在廣州念書，畢業于華南理工大學造船系，畢業后分配到江西九江湖口船廠，后年調回廣東工作，先后在省船舶工業公司、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粵海集團、華僑信托投資公司等企業擔任高級管理人員，事業有成的鄧北生，成長為一名享譽海內外的著名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