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璐

（湖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近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召開，多位人大代表提出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的提案，獲得廣泛關注。其中，雷茂端代表的提案指向7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很有針對性，背后反映的是當前農村高齡老年人所面臨的養老難題。

筆者長期研究農村養老問題，認為情況不容樂觀。總體來看，農村高齡老年人的養老困境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更涉及深層次、系統性的生活困境。

首先，需要理解當前這一代高齡老人的生命歷程。他們出生于建國前，成長于集體化時期，生育子女數量較多，等到子女成家之后積蓄所剩無幾，這導致其年老后抵抗風險的能力較弱。在此情況下，其養老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子女支持和國家保障。

就子女支持而言，高齡老人的子女也已是中年或者低齡老人，在自身仍有勞動能力時依然在為年輕一代的婚姻和家庭操勞。隨著農村大齡未婚男青年規模的日益龐大，父母們也拼盡全力試圖為子代爭取相對稀缺的女性資源。在家庭資源分配的天平幾乎垂直向下傾斜的情況下，向高齡老年人的反饋也就變得微乎其微。

令人感觸的是，這種資源分配的高度極化往往并非子代單方面促成，作為父代的高齡老人也在以無限的體諒和理解來減輕子女的負擔。“他們也有自己的家，負擔也重”，這是許多高齡老人在被問到為什么不找子女要錢時最常見的回答。

與此同時，當農民家庭高度卷入城鎮化、教育和婚姻等發展壓力，“找子女要錢”也變成了在倫理上缺乏正當性的事情。即便面對子代所給予的最基本的經濟支持，老人們也存在心理負擔。而到了喪失自理能力需要子女照料的階段，這種心理負擔便會轉化為自責甚至自我厭棄，活著變成了拖累。以至于一些老人在自感即將失能成為拖累之前，就提前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子女的支持能力不足且缺乏正當性的情況下，來自國家的經濟保障就變得極為重要。當前農村高齡老人大多領取基礎養老金，他們將這筆錢視為“老人錢”，認為這是國家給老人的福利，是“沾共產黨的光”。

當然，對于不同階段的老人來說，老人錢的意義也有差別。對于依然具有勞動能力的老人來說，老人錢用于勞動收入之外的生活改善消費；而對于難以再勞動的老人來說，老人錢就是用于保障基本生活，主要是吃飯和看小病。

正是因為有了“老人錢”，缺乏經濟來源的老人能夠在最低限度上維持基本生活，不必找子女伸手要錢，從而維持自養的尊嚴。從這個角度來說，國家基礎養老金的每一次小幅度提高，都對高齡老人的生活改善以及避免掉入“斬殺線”發揮著重要作用，邊際效益顯著。近年來，高齡老人所獲得的基礎養老金加上高齡津貼逐年提高，每月幾十元的增幅看似微不足道，但老人們對此都極其敏感，對一年多出的幾百元感到非常高興，“可以改善生活了”。

更進一步來看，除了顯而易見的經濟保障之外，高齡老人還面臨著許多難以直接依靠給錢就能解決的問題。

一是做飯難。在自理能力下降特別是喪偶之后，做一頓簡單的飯菜對于許多高齡老人都變成了極為困難的事情，扶著板凳做飯、做一頓吃一天成為常態。現在許多地方都開設老年食堂，但在鄉村空間分散的情況下，老年食堂往往只能輻射就近的老人，真正做飯困難的老人也難以到老年食堂就餐。相比建設成本高、設施完善的老年食堂，讓有需求的老人能夠吃上健康、熱乎、穩定的飯菜，才是更為重要的，這也是為什么陜西“送飯書記”獲得好評的原因。

二是精神孤獨。伴隨勞動能力的喪失，高齡老人生活的閑暇時間大大增加，如何“混時間”，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問題。當前這一代農村高齡老人，最渴望的是低門檻、集體性的民間娛樂活動，而今這些活動卻在逐漸減少乃至消逝。與此同時，鄉村消費空間的擴張和公共空間的萎縮，也對高齡老人的日常社會交往造成無形的排斥，一些村莊建設的互助養老中心、養老驛站等老年服務設施也往往因為缺乏常態化運營而閑置或關閉。“在家門口憨坐”“白天盼著天黑，天黑盼著天亮”成為許多高齡老人閑暇生活的真實寫照。

三是害怕意外。從自理能力下降到完全失能的階段，對于高齡獨居老人來說是一個風險極高但往往容易被忽視的階段。隨時可能發生的摔倒等意外事件會造成老年人生活質量的斷崖式下跌，甚至可能變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在人口外流、居住分散的村組，這一風險更為突出。調研期間，聽說過多起獨居老人在家意外去世無人及時發現的例子，這種悲慘的生命結局沖擊著高齡老人的臨終預期，且不說子女繞膝，連“被看見”都成為一種奢望。

總之，上述一系列問題的產生，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保障不足，更隱含著為弱勢群體兜底的鄉村社會體系的瓦解趨勢。與之相應的，問題的解決也需要超越經濟邏輯，回到更為根本的組織路線上來。對此，除了基礎養老金的提高之外，以基層老年協會建設為基礎，依靠組織化力量就地、低成本、靈活精準開展各類養老服務形式，能夠作為解決農村養老重難點問題的關鍵抓手。

3月6日上午